1933年至193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96亿美元上升到568亿美元；国民收入也迅速上升；失业人数已经减少，农产品价格已经上涨，工业生产日益上升，银行的储户已不再担心存款的安全了……这些伟大的成果足以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其卓越的才能把不同观点的男男女女团结在一起，赢得了他们的忠诚。美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朝着“新政”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成立一个政府。在旧的智囊团解散之后，一些聪明能干的青年律师和大学教师就在执行各项新政立法的政府机构里任职。经济不景气使他们无法进入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名牌大学之门。现在时机业已成熟，他们于是涌向华盛顿市。这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是亚当·史密学派的保守分子，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者。他们起草了绝大部分的新政法案，并在各个部门中贯彻执行。他们当中没有什么人同总统有私人接触，不过当时在农业调整管理局工作的青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思回忆说：“他像巨人一样坐在办公桌后，洋洋得意地叼着香烟，谈论着你的工作多么重要和他对你的成果多么赞赏。”
这些新政执行者看不起那些由于不能应付大萧条而声名狼藉的银行家和大企业家，他们改变了企业和政府间的通常关系。权力已经从华尔街那些四壁镶板的董事会会议室转移到突然在整个华盛顿到处出现的家具陈旧的办公室。这些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同前一代的进步分子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冷酷无情，骄傲自大，玩世不恭。他们都认为，改革意味着实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变革——就是重新分配全国的财富。他们采纳了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地超道德规范。他们都认为这是总统的做法。哈里·霍普金斯同一些助手谈话时最恰当地概述了这种规范：“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们不怕在法律范畴内探讨任何问题。不论你想做什么事，我们的律师都能宣布它是合法的。”
全国复兴总署署长约翰逊甚至在被任命之前就开始起草管理工资、工时、物价和公平竞争的法规了。本来他的主要着眼点是钢铁、汽车、纺织、采煤和建筑这些大工业，希望对全国复兴总署能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低估了这些法规受人欢迎的程度。几乎每种工业都要求有它自己的法规。在全国复兴总署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约翰逊收到了制订260多项不同法规的请求。他们为棉纺工业制订了第一项法规，已准备于6月27日由总统签署。这项法规稳定了生产，确定了价格，规定了统一工资和工时，不准纺织厂雇用童工，从而结束了长期残酷竞争和剥削工人的历史。罗斯福在谈到对童工的限制时说，“在我到华盛顿以后所处理的事情中这件事最使我感到高兴了。”
新政的执行者们曾嘲笑赫伯特·胡佛依赖规劝的做法，但是约翰逊却发动了一场大力支持全国复兴总署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使以前的任何这类运动相形见绌。几乎每个社区都举办汽车列队游行、群众集会等活动。纽约市的活动规模最大，那里有25万多人打着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蓝鹰旗在第五大街游行，还有150万人观看喝彩。报纸的报头、商店橱窗的广告和电影明星的后背，到处都出现了蓝鹰。甚至胡佛也同意了它的原则，但是他还没有断定它有法西斯的味道。在舆论的影响下，一直抵制全国复兴总署法规的大工业也跟着行动起来了。一天，约翰逊跑进白宫，将三项法规交给总统签署，然后就奔跑出去赶飞机，罗斯福冷冰冰地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见到他了。”9月间约翰宣布，已有将近300万工人重新就业。平均工资已从每小时42美分上升到52美分。批准的法规约计有550项，其中包括为瓶盖厂、奶罩厂和其他工厂制定的法规。
尽管如此，蓝鹰高飞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正如埃利斯·W·霍利在《新政与垄断问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全国复兴总署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面临的困境。他们有必要采取手段来满足对建立工业秩序的要求，而同时又保持美国的民主传统。全国复兴总署试图使商业、工业、劳工和消费者结成一种不稳定的联盟，从而使人人受益。约翰逊的宣传运动掩盖了使他们分裂的严重分歧。在这种欣喜的心情逐渐消失后，他们之间展开了斗争。
工会指责说，它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它还声称，全国复兴总署偏袒资方。尽管如此，在美国联合煤矿工人工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的带领下，他们成立了工业组织委员会，并宣称“罗斯福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他们开始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牌同业工会所忽视的批量生产工业内的不熟练工人组织起来。企业界予以反击，对组织者使用强硬策略，恫吓工人，开始成立公司联合会。劳资斗争的战线拉开了，美国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阵阵的暴力行动。
全国复兴总署在约翰逊的飘忽不定的领导下有崩溃危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罗斯福的耳鼓里，助手们也建议他撤掉这个将军，“但是他的心肠太软，不能把他撤职”，不太同情的目击者伊克斯说。“约翰逊坚决不走……并为继续呆下去而和总统仔细研究了各种戏剧性的行动。”约翰逊终于在1934年9月递交了一份辞呈，像一台狂怒的风车似的飞出政府，在报业辛迪加的一个专栏上发表文章，痛骂他以前的同事。全国复兴总署又勉强维持了九个月，一直到最高法院一致判定它违反宪法为止。
按照大部分衡量标准，全国复兴总署已宣告失败，而且在未留下体制痕迹的情况下消失了。它缺乏一贯性，代表政府批准了许多互相脱节和互不协调的垄断性协议，同时又在口头上表示决心遵守竞争的道德标准。即令是控制500多种行业，约翰逊都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长。若是没有伊克斯的大力合作，就拿不出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他们若是调换一下职务，全国复兴总署就会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伊克斯慎重地制订各项法规，如果约翰逊把钱慷慨地花在公共工程上，那么就有可能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1933年7月下旬的一天，得克萨斯州棉花农场主威廉·E·莫里斯同该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一道应邀去白宫觐见罗斯福总统。通过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林登·E·约翰逊想出的一些办法，农场主莫里斯依照政府关于减少剩余农产品计划头一个毁掉他一部分棉花作物。总统向莫里斯递交了一张517美元的支票，作为他毁掉47英亩农作物的“调整报偿”，当时周围挤满了摄影记者。
这个仪式标志着一项旨在挽救美国农业的激进策略的肇始。根据农业调整法的条款，农场主减少耕种面积可获得补偿。如果农场主有剩余的农产品，政府则可提供津贴以保证农场主的最低价格，而这种津贴可通过向面粉厂主和罐头厂主征税来筹集。由于已错失良机，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农业调整管理局局长乔治·皮克派人去说明棉花农场主将约计1000万英亩的棉花毁掉1/4，并且把大约600万头母猪和猪仔全部买下来，藉以防止市场出现供应过剩。
在人民挨饿的时候屠宰幼猪和销毁农作物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报纸上刊登了中西部的牲畜围场挤满了尖叫的幼猪的照片，结果使华莱士和皮克受到一连串的攻击，农业调整管理局也遭到公众的仇视，从此以后它的声名狼藉。人们谴责新政农业政策试图在富裕之时以消灭富裕来消灭贫困。
华莱士披头散发，露出一副害羞和踌躇的表情，看上去活像衣阿华的自耕农。舍伍德·安德森在估量他时说：“他没有臭架子了。”在执行新政的华盛顿的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华莱士是一位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既像农场主，又像科学家，又像社会哲学家，这一切都被一种含糊的朦胧的神秘主义掩盖了。华莱士进行的实验培育出一种高产杂交玉米，这突出地表明了他的实用的一面。他认为，通过政府计划和对农作物的控制，能够建立一个“永久的粮仓”，从而打破美国农业中出现的时而丰收时而歉收的周期。
与此同时，罗斯福用操纵黄金价格的办法来抬高农产品价格——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沃伦早就敦促罗斯福采取这项合理化建议。沃伦声称，如果政府大量收购新开采的黄金并且经常小幅度提价，美元就会贬值，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正统经济学家们无视沃伦的理论，但是它给予罗斯福一个行动的机会。他在给威尔·伍丁写信时说：“我们都熟悉美国的形势。我希望，我们的银行界和经济界的朋友会从债务人阶级（也就是90%的美国人）的观点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而少从构成债权人阶级的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收购黄金的计划震动了整个金融界。商会谴责这个“货币试验”。艾尔·史密斯也随声附和。他说：“我主张积累经验，而不赞成进行试验。”他认为这是“骗人的美元”。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蜜月已经结束，罗斯福在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总结了他对银行家们的不满：“我们俩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从安德鲁·杰克逊时期以来，居于较大中心的金融界分子一直把持着政府，我这样说并不打算把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完全排斥在外。杰克逊同美国银行的斗争正在重演，只是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罢了。”在财政部长手下任职的迪安·G·艾奇逊对总统说。根据法律和哲学上的理由，他反对这项计划，总统要他辞职。伍丁也宣告辞职，主要原因是身体欠佳，尽管他也不赞成收购黄金的计划。
结果，沃伦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其他试验，其中包括使美元贬值和抬高银价。后来复苏的速度再次加快，但这是各种新政计划向经济领域注入资金和周期性自然复苏的结果，而不是操纵黄金价格的结果。不管是何种原因，罗斯福感到欢欣鼓舞。他宣称：“我们的困难明天还不能全部克服，不过我们在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