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这样一个寓言：一群人正在急匆匆地赶路。突然，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轻轻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后面，我要等等它。”是啊，人活着不能没有灵魂，在前进的路上不能因为太急于成功而丢掉了最重要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国家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一味地追求高速而忘记了发展的目的。
7%的发展速度，有利于减缓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惯性。我国已经连续7年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设为8%左右，但事实上，这些年每年实际增速都超出预期目标，2007年甚至达到11.4%，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也达到了9%。年均增长7%的目标，远低于近几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表明中国发展理念更趋理性。
经济增速调低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粗放型，靠拼资源、大量消耗土地、污染环境、搞人海战术获得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这个时候，我们把发展速度降下来，把发展质量和效益提上去，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坚实基础。
调低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改善民生。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目标，坚持“民生优先”，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中国实现民富国强打下基础，也将大大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
经济增速调低一些，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通胀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产物，今后几年，中国面临的物价形势将非常严峻，原材料和资源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及输入性通胀等因素都威胁着中国经济。因此，把经济增速调低一些，可以避免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资源紧张以致价格上涨过快，可以缓解通胀压力，保持中国经济在低通胀环境下平衡、可持续增长。
“7%”标志着“十二五”期间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过量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不能再盲目地铺摊子。“体现了‘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要把发展和所得的成果更多地用到民生上来。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应着力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各级政府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以及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从这一层面来说，政府应该调整政绩观和干部的考核标准，特别是效益、环境和人民生活的指标，看待一个干部、一个领导，他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最高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限制速度的盲目增长。
从“量”到“质”，从GDP到GNH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本世纪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全球对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十六大以后，以往人们所习惯的单纯以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反思。中国人正在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国家前进的方向，正是为了让每一个国民都感到幸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
中国人“做大蛋糕”的事实已经从各个层面展现出来。比如，高端技术的成功，正以其独特的竞争力向世界表明中国在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从追求数量上的“制造大国”向有质量保证的“创造大国”转变。中国已经显示出从“增量时代”向“提质时代”过渡的特征，“幸福中国”的提出就吹响了中国时代转换的第一声号角。
“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是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根本转变。纯粹的“经济发展”向全面的“社会发展”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而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则是“以人为本”的科技新世纪的时代要求，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更重要的是由原来忽视人的生活质量转向关注人的发展、重视人的生活质量，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
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应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还应该重视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在宏调政策上更加注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协调发展，在环保、教育、医疗、三农等方面加大投资。
国家在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外，应该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一些地方政府提出的“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形象地比喻了“加快转型升级的方式”，而建设“幸福广东”、“幸福重庆”目标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了“做大蛋糕”后“分好蛋糕”的实质。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将告别“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将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意味着中国对经济总量的重视将逐渐向其他领域转移。其中，民生和“幸福中国”将在中共执政蓝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国对社会发展和管理的系统规划，是我国迈入“提质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个关键的过渡时期，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应该努力将历史遗留下来的“官僚病”、“腐败病”等彻底去除，这不仅可以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也可以加强国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当前中国政府仍然存在对社会“过度干预”的现象，温家宝总理就多次提到，“政府管了一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要给社会较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参与公共治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要坚持利益在社会各个阶层可以公平公正地分配，以防形成特殊阶层与权力的结合，对其他阶层形成制度性排斥。
在谋求GNH中增长GDP
中国从单纯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转变为依然保持较高GDP基础上更着重国民幸福总值（GNH），具有特殊内涵和创造性。
GDP始创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二战以后，时逢经济大萧条人心惶惶之际，美国国会为了安定民心，要求纽约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编制反映世界经济全景的指标即GDP。GDP逐步成为国际通用的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指标。但是，GDP并非万能，更非完美，随着人们对发展认识的深入以及GDP所固有的局限性。
实际上，GDP并非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中间体”，增加GDP的目的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的GDP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因为经济下滑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又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所以，GDP不是目标而只是一个指标，而且只是一系列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除GDP之外，还有其他更能反映社会目标意愿的指标，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就是GNH。GNH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幸福感”的数据。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是不同的，有人把从事高收入的工作看做幸福，有人把自己能获得多数人认同看做幸福，也有人把安逸舒适的生活看做幸福。研究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创造性地提出GNH，基本内涵是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实行善治良政。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GNH）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程度的标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人民幸福的切实获得。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幸福通过就业、治安、住房、医疗、教育、公平等来感受。无论是从GDP本身的弊端来看，还是从GDP在我国已经被异化、注水和弄虚作假等尴尬现状来看，都需要在重视的基础上为GDP加入新的内涵。能够修正和超越GDP的，就是GNH。
鉴于各方面的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GDP将仍然是中国经济必须重视的重要指标。中国自身人口压力远超世界任何国家，如果不保持经济发展，不仅难以应付国际压力，更不可能实现国民幸福总值的增长。但是，重视并不等于盲目崇拜和依赖。我们国家现在不能用GNH代替GDP，可以将GNH提到与GDP对等的地位上，使各级政府在重视GDP的同时，也能更多地关注国民幸福指数。追求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职责。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淡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权重，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幸福与尊严的层次，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
因此，国民的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一起作为评估社会进步和谐的指标，已成为当前世界的大势。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两个同步”就与这种趋势相契合。“两个同步”是一种民享理念的体现，其核心在于让更多国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强国和富民之间更加强调富民，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加突出公平，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公共服务之间更加关注公共服务。国家政策调整使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温暖与关怀，就会化作一股坚定守望的力量，增加社会稳定性、民族凝聚力等。因此，政府将更加重视幸福指数的提升，让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同步，人民的幸福感必将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