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魁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军委办公厅大楼。
一个小时前，他接到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了彭德怀一行乘飞机回京的起飞时间和接站地点。他刚落实好接站车辆，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劳把他喊了去。
“綦秘书，你把彭总的文件收拾一下吧，保存好。”肖向荣脸色很难看，说话时嘴唇微微颤抖，看得出他在竭力克制着自己。
“出什么事了吗？肖主任。”綦魁英吃惊地问。
“刚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把彭德怀同志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封存。”
“为什么？”
“说是彭总在庐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啊--？”綦魁英不禁打了个冷站，“不会吧，这绝不可能！主任，彭总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谁知道呢！简直不可思议，几天的工夫，就突然……”肖向荣满脸愁云，摇摇头。
綦魁英，这位在彭德怀身边当了多年秘书的汉子，立在那儿，如木头一般。自己的首长一片忠心，半生戎马，怎么会突然犯错误呢？犯了什么错误呢？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揣测不透。他想不通，他不相信。
电话铃响了。肖向荣接完电话，又告诉他：“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从明天开始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
綦魁英简直是在喊：“彭总还没回来啊！”
肖向荣惨然一笑：“是啊，人还没有回来，任务就接上茬了。飞机比火车快，电话比飞机快，真可谓‘大跃进’、高速度。”
綦魁英收拾好彭德怀的办公室，竟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大楼的。突然，不知哪根神经把他从麻木状态中刺醒，他反映手看了看手表：噢，别误了接站啊！
上午11时许，南苑机场。
一架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着俯冲下来，强大的气浪鼓荡起跑道上的黄尘，使得矫健的机翼变得混沌不清。随着越来越重、越来越低的马达的轰鸣，飞机沉稳地着了地，缓缓停了下来。
彭德怀由景希珍搀扶着走下舷梯，紧接着是浦安修、赵凤池等人。
綦魁英老远地跑了过去。此刻他想把装满脑子的问号在彭德怀脸上找到答案。他举起右手，恭恭敬敬地向自己的首长敬礼--就在这敬礼的瞬间，他看清楚了，首长那浓眉下的和蔼面容不见了，那厚而稍凸的嘴唇除给人以严肃威武的感觉之外，似乎蕴含着不可名状的苦衷和悲哀--准确地说，他仿佛害了一场大病，看样子很虚弱。
周围没有一个人吭声。尤其是景希珍，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差点没滴下“雨”来。
綦魁英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见彭德怀掏出手绢擦起满脸的汗，这才火烧天灵盖地诅咒自己：怎么搞的，连把伞也忘带了！天气这么炎热，自己怎么没有感觉到呢？
彭德怀脱下上衣，他以上接了过来。彭德怀温和地向他点点头，但很快把脸转向一边，笑容瞬间即逝。若在往日，彭德怀每逢外出归来，一见面少不了开些玩笑：几日不见，彼此间觉得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要警惕“横向发展”，以防失控；瘦了，要防止“比例失调”，有待充实--一席笑谈，如梅雨洒芳田般地将上下级诚挚的感情融为一体。
可眼下是怎样一种氛围呢？谁还有兴致开玩笑？那要说的要表露的感情都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
沉默中，太阳尽情地散发着光和热，越来越沉重的云慢吞吞地聚集着，近处飞机的轰鸣，远处火车的笛声，公路上汽车、拖拉机、马车的奔驰，头顶上不时掠过的鸟的啼叫……这蒸腾的热气里的一切，仿佛都在反衬着机场的沉默。
彭德怀径直向汽车走去。他的脚步沉重，坚实。
汽车开出南苑机场，驶向中南海。
直到吃罢午饭，綦魁英才把明天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告诉彭德怀。彭德怀一边听着，一边扇着扇子，听完了点点头，看不出一丝惊诧的神色，仿佛全在意料之中。午休时他没睡，一下午没有出屋，一会儿坐下来静静地冥思，一会儿焦躁不安地站起来踱步。晚上，他想看看文件，写点材料。这时候，綦魁英不得不告诉他：办公室冻结了，办公室主任王焰、秘书郑文翰也随之“冻结”了。
他听后，心中火冒三丈，差点暴跳起来，但很快又强迫自己趋于平静。他想跟林彪打电话，可抓起话筒又迟疑了，末了还是把话筒放下了。
他要通了贺龙的电话。因为中央决定在林彪身体不好时，由贺龙主持军委工作。
他在电话中要求将秘书、办公室资料暂时借用一下，等写好材料就“奉还”。
贺龙当即同意了彭德怀的要求。第二天，王焰和郑文翰携带资料又来到他身边--旃坛寺办公室。
彭德怀对他们说：“我现在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了。我只借用你们几天，实在委屈你们了……”
而他们却含着眼泪说：
“不，彭总，我们不感到委屈！”
“我们只感到遗憾，怕是跟您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了。”
8月18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内容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队30年的“流毒和影响”。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很明显，这次会议在庐山就定下来了。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17日结束的，8月18日紧接着召开这次会议，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如何紧张了。当时很多人私下议论：会议在庐山一杆子插到底多好！这样搞得人心惶惶，马不停蹄，气都喘不过去了，何苦呢？
会议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旧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
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即便发言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是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的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很多人在私下闲聊时议论：就这样走走过场算了，别磨蹭了，下面有很多事还等着干呢！
将军们的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可是在“不流血的战场”上，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的地位翻庐山的案”。
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的进程。
晚上10点，中央决定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据此，军委发出紧急通知：大军区级干部除留一名干部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二级部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
与会者统统住在前门饭店。会场除怀仁堂以来，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拉线广播。两个会场统由大会秘书处管理。秘书处设有秘书、简报、警卫、总务四个组。罗瑞卿担任秘书长，谭政、肖华担任副秘书长。
大会要求参加会议人员务必一天之内到齐，22日开式开会。
8月21日，是大会秘书处人员忙得透不过气的一天。
一下派出18架飞机飞赴各地，将大会代表运到北京。秘书组组长邵英和总务组组长高克恭分别坐镇飞机场和前门饭店。飞机场，飞机飞起落下，落下飞机，往返不停，换人不换机；前门饭店，汽车你进我出，我出你进，犹如穿梭，换人不换车，以致闹出了互相接错代表的笑话。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关于彭、黄、张、周的座位安排，曾有人提出单独在主席台前另摆上椅子让他们坐，许多人认为这样不妥，这样有法庭审讯的味道。经过一番争执，最后确定让他们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两侧。怀仁堂，彭德怀在右侧，黄克诚在左侧；紫光阁，张闻天在右侧，周小舟在左侧。
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
会议以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结合着进行。小组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总部划定。
总参谋部与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站，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
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加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穗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1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1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1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省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像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他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屉红薯干、一大锅稀拉拉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眶里有一股热流在滚动，“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志，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吧！”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呀指头呀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一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职业军人，一位部长，一位中将，在那样的形势下，敢于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心，确属难能可贵。然而他面对的是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决策人物，其行为无异于人们惯常引用的两句俗话：“拿鸡蛋碰石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失败是注定了的。他的言行早被密切注视。他刚一“表演”，一场灾难迅即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邓华上将又出事了。这位沈阳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彭德怀的助手，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深知彭德怀的为人。他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勒令他立即写出检查。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现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判。
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打入另册。
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消沉而紧张。很多人恍恍惚惚，神容憔悴，胆颤心惊。他们为败北者的悲哀而悲哀，痛心疾首地议论着：耍枪杆子的斗不过耍笔杆子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
在一期大会简报上，登出了某军军长揭发的“20根黄瓜”事件，成了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的唯一炮弹。这位军长在揭发中说：此事有人证，当时经办者是西北野战军管理科科长高克恭。
被编在总参小组的高克恭借故自己是大会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参加小组会。当他得知此事去申明时，“20根黄瓜”事件已经上了简报。他怒不可遏地骂起来：“他知道个屁，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王政柱都可作证！”
他找到大会秘书处，讲起“20根黄瓜”的由来：
1947年夏，西北野战军以强有力的攻势，迅速收复了马鸿逵匪部侵占我三边的全部失地。7月13日，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靖边县的张家畔，决定后天在此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要王政柱副参谋长与管理科的同志分头准备一下。
战争年月开会，准备工作很简单。王政柱找到科长高克恭商量：“近来部队接二连三地打仗，指挥员们很辛苦，这次开会应该把生活搞得好一些。”高克恭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伙食改善问题包在我身上，明天就让炊事班的同志到街上看看。听说这里的羊很便宜，买上一只，让来参加会议的首长们尝尝荤。”王政柱马上提醒说：“但要注意，可不能搞得过分了，不然我们在一号（指彭德怀）那里谁也过不了关。”
一大早，炊事员杨应国就上了街。他先买了一只羊牵了回去，然后又到了街上转悠，看还能采购一点什么。转来转去，街口摆的一筐黄瓜吸引了他。他想买几根做凉菜，可又怕首长批评。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高克恭走过来了。他便喊道：“科长，你快来看，这儿有黄瓜。”
高克恭上前一看，果真是一筐又嫩又鲜的黄瓜。一问价钱，每根要两千块边币。
“噢，就是贵了点，两千块差不多能买半斤小米呢。”高克恭自言自语地说，“买回去非挨一号的批不可。”
高克恭犹豫了。
杨应国把嘴噘得老高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