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从庐山会议到7千人大会，3年过去了，中央领导人仍然认定他彭德怀有“里通外国”问题，而所信据的“事实”仍然是外国人对彭德怀的“吹捧”。
有没有这方面的事实呢？
彭德怀被撤职以后确曾引起外国人强烈的反响。他们在评论彭德怀与军队的关系时说：“在目前中国，没有人能比诚实、纯朴、严正的彭德怀更孚众望。”“他无疑是个坚强的战士。虽然他外表粗实，内里却有一颗炽热的心。”“他是以特有的热情真正地爱着他的军队。”赫鲁晓夫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公开为彭德怀等人辩护，说他没有犯什么过错。彭德怀元帅的撤职不说明他的耻辱，而说明他的正确。
这些话无疑触怒了中国的领袖们，从而帮了彭德怀的倒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按照这种当时通行的逻辑，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怀疑。
7千人大会结束后，一批经过甄别平反的同志相继恢复了工作：张闻天到中国科学院任经济所研究员，周小舟降为湖南省委副书记，后调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黄克诚后来也被派到陕西当了副省长……唯有彭德怀没有赦免。
彭德怀陷入了极度的激愤和悲伤之中。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常常用呆滞的目光凝视着昊昊苍穹。有时他在菜地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像木头桩儿一动不动。有时他把脚步跺得咚咚响，好像要对天对地对全世界发泄一通……
“不，不能这样下去！我还是要写信！这回是人家逼我定！”他把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等人叫到一起，嘴角颤抖着对他们说，“你们，你们给我买纸去，我要写信！我……我要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写给党中央！我的错误，我的想法，一条都不隐瞒。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说清楚，说清楚！我不能把罪名背到棺材里去！”
“对，一定要写。‘里通外国’的罪名不只是对您的侮辱。也我们也是一个莫大的侮辱！”几个人义愤填膺地怒吼着。
提到写信，几个人又仿佛体味到了一种切肤之痛：就因为一封信，打倒了这位元帅！
景希珍面露苦色地问：“彭总，您过去在井冈山，在延安，也是这样给主席写信吗？”
彭德怀摇摇头：“那个时候写什么信！有问题，跑到他那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又不打什么稿子，和他争吵、呕气的事也不是没有啊！现在，唉！”说到这儿，他打住了，像是在思考什么。他突然又充满信心地说：“我想，我们……会说通的！”
他马上要通了杨尚昆的电话，将写信的事告诉他：“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我受不了，我绝不同意！请你转告主席和中央，我要给主席和中央写信申明我的观点，让他们查查我的这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宰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做了结论的事又翻了出来？我在这儿住了几年，别说接触外国人，连中国人接触的都有数，却说我‘里通外国’，有什么根据？是什么用意？我要写信，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让他们看看我彭德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杨尚昆深表同情，支持他的这一行动。
彭德怀坐下来了。啃历史，嚼岁月，全身心对曾为之奋斗的昨天的生命进程中的每一轨迹进行严正、凿实、不亢不卑的追记--就像在庐山给毛泽东写信一样，仍是那般痴心，那般竭诚。
整整3个月，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终于脱稿了。像重走了一次长征路，他精疲力竭了，体重减了10多斤，他一病倒下，10多天没有起来。他把抄写任务交给了赵凤池。
信分为10个部分，主要内容是：
一、童、少年遭遇
二、出走当兵
三、平江起义
四、反“围剿”战
五、抗日战争
六、解放战争
七、抗美援朝
八、国防部长
九、庐山会议
十、人物评价
他在写到人物评价时，揭了林彪的老底，说毛泽东所写的《星火燎原》就是针对林彪的信而来的。林彪这个人过去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但他搞“个个崇拜”是别有用心的。他还提醒毛泽东，对柯庆施、康生这两个人需要有所警惕。
他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请求党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
1962年6月16日，他在“8万言书”的末尾端端正正签上了“彭德怀”三个字。
7千人大会后，邓小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甄别平反工作。6月16日，邓小平接到杨尚昆转来的彭德怀的长信，阅后便很快呈送毛泽东。邓小平又将此事报告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彭德怀的问题是否应该给予甄别处理。刘少奇和周恩来当时都未表态。
在一次领导人会面时，刘少奇、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彭德怀问题。毛泽东显得很不高兴，说：“洋洋8万言书，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见此状，不便多言。
7月25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多次讲话。他提出了三个重大的问题：一，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存在阶级；二，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的存在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
刘少奇在毛泽东发言的时候曾有一段很长的插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要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在此期间，中央重新发表了刘少奇在延安的讲话《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中有这么一段颇引人注目的话：“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这是否表明，党内最高层的意见分歧已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锐了？
这个时候，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写出京剧《海瑞罢官》。尽管嘉靖年间的海瑞与400年后的彭德怀毫不相干，但有些唱词却引起了人们的联想。如：
费钱财营斋醮庶政堵壅，
万民怨刀兵起四海困穷，
嘉靖号民间说家家皆净，
再不改危社稷难对祖宗。
面对中国的现状，这些唱词会触发人们的什么联想呢？
不过，当康生、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状，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遭到了他的拒绝。也许在他看来，条件还不成熟，他还不得不做出让步？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局柯庆施等人谈话。当柯庆施蓄意将《海瑞罢官》说成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指责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时，毛泽东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做出正确处理。
彭德怀等候着，满怀信心地等候着。
9月24日至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5人不参加全会。
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他把中央为一些人甄别平反和彭德怀等正当的申诉，批判为“翻案风”，说虽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缺点错误，但彭德怀不能平反，“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康生、曹轶欧夫妇所进谗言的影响下，他对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的小说《刘志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他的提议下，全会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定为“反党集团”，并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全会增选康生、陆定一、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鉴于八届八中全会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1961年停止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而当时都未宣布，所以这次全会确定公布撤销他们职务的决定。
猛然间，全党又绷紧了所有神经！
不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曾经给党和国家酿成了多么沉痛而深刻的教训，也不管人们清醒过来之后对这种学说给予了多么深刻的剖析，但在当时，它却以毛泽东特有的气质，特有的口吻，特有的政治家的气魄，征服了绝大多数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确实只听到毛泽东巨人一般的声音。
今天，当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当我们有时埋怨为什么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很难产生足以和这位巨人抗衡的人物。当他的声音轰响在我们头顶的时候，全党只能屏息静气地倾听。当他认为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推行他的观点的时候，全党便不得不热情地接受，并付之于轰轰烈烈的实践活动。
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的较量者都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那么，彭德怀，这位被时代和民族推出来的勇夫，在华夏的历史舞台上，又将怎样去扮演他的角色呢？
很快，从新换的警卫班透露，上面布置下来任务，对彭德怀要加强控制监视，不准随意离开吴家花园。并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编入代号。彭德怀为1号，景希珍为2号，綦魁英为3号，赵凤池为4号，均列为监视、审查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