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突然像一种锐器刺了一下，疼痛的思绪勾起一桩悲壮的回忆。他由面前这位敢讲实话的县委书记老王想起了参加起义的平江县委书记胡筠：因为她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打成AB团分子，在一个黑夜不问青红皂白地被枪杀了。后来在延安，党中央为她平了反，称她是党的好女儿……
“回首往事，温故而知新，血的教训足够我们吃一辈子！过去提着脑袋在茅屋里谋划起义，还不是为了今天人民的幸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而‘左’的那一套，害党害国，人民遭殃！作为党的干部、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为党负责，为百姓负责，一是一，二是二，丢脑袋也要坚持这一条！”他声音铿锵地对老王说，“要是打你右倾分子，这顶帽子我替你戴上！”
在应邀参观平江市“农业展览会”上，彭德怀从一块公布数字的纸板上发现了什么，于是，他脸色变得严峻起来，问市委领导同志：“公布的这个数字对吗？”
对方显得很窘迫，面面相觑。
“你们瞒不了我，这上面1957年的数字跳到了1958年，而1958年的数字退到1957年去了。这表示什么？是表示进步呢？这是表示增产呢？”
“首长，这是我们工作不细，一时疏忽……”
“我真为你们的疏忽感到遗憾，不，感到不怕！弄虚作假，以假充真，这是共产党提倡的吗？想想看，这样搞既欺骗了中央，又欺骗了群众，到时候受害吃苦头的是你们自己！”
他责令市委做出深刻检讨，向省委和人民群众承认错误。
虚假和真实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为什么常常有人在二者中间耍了一个又一个小手腕呢？我们的元帅为此绞痛脑汁。
时值月底，彭德怀一行经长沙返京，路过株洲市并作短暂停留。恰巧，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在株洲。
二人就其南下考察的情况进行了交谈。
彭德怀把在长沙听到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省长邵式平以及周小舟等同志反映的问题，与薄一波交换了意见。
二人不仅看法一致，而且感受相同。
彭德怀说：“目前问题绝不可忽视，不知道主席和我们的同志是否意识到了？”
薄一波说：“要是我们及早采取措施，那就好了。”
彭德怀显然想得很多，声音随着那颗隐隐作痛的心而颤抖：“过去，我们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今天……我有一种预感，像吃败仗、打恶仗前的预感一样，如不赶快刹车，非酿成恶果不可！”
薄一波说：“从开始以来的一条教训，就是在于盲目乐观上，好像一夜之间，共产主义就到家门口了。”
接着二人谈起粮食征购问题。
彭德怀说：“我看实产粮食数字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1，200亿斤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
“要是这样的话，我看就给中央反映一下，打个电报。”
“好，我看可以。”
薄一波说：“彭总，那你给中央打外电报吧。”
彭德怀说：“哎，还是请你写吧，名正言顺。”
“不，彭总，还是你来写吧！”
彭德怀答应了。
当天，彭德怀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了电报，并特地附了这么一句：“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
1958年2月。毛泽东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进行了视察，发现了问题。这时他已意识到问题不解决是不得了，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
会议在毛泽东的专列上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共产风”，指出了1958年的一些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左”的指导思想。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在当时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很精彩的概括。
彭德怀因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仅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准备待系统地整理好考察材料后，与毛泽东作一次详谈。
3月22日，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只好带来平叛的敌情通报、报告、电报等飞抵上海，白天开会，夜晚处理平叛事情。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将于4月2日至5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议题：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会上，彭德怀将自己在六大军区和十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再次提出意见和建议，提请到会者注意。
“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他的发言，其反响远比八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大得多，以至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注意。
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这位对中国的战争和历史有着独特洞察力和统帅韬略的领袖，似乎闻到了一股火药味。也似乎从这个时候起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位同乡老友、这位最得力的助手、这位最信赖自己也值得自己最信赖的老部下的咄咄言词正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他不得不说上几句了：
“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底下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工农业、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去解决……”
“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忧天倾’啦！”
彭德怀申辩：“主席，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泽东微微笑了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彭德怀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四方四棱的下颚和阔而稍突的嘴唇在机械地蠕动……他一时弄不明白毛泽东所言的真切意蕴：是警告？是规劝？是大度为怀的袒护？还是按捺不住的厌烦……
他不明白。
在会上，毛泽东还特地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但又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参于批评嘉靖皇帝的精神--“舍得不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人们不难想象当时毛泽东在讲此话时那聪颖而开明的神情、坦荡而博大的气量。声调昂扬，落地成雷……
借此，在小组讨论会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近期党内民主生活问题提出了意见。
张闻天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
彭德怀说：“只有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才能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人家提意见，可没有把‘皇帝拉下马’的意思啊！”
看来，毛泽东的话是有特定寓意的，而周围人提意见也是有所指的。
在此间的一次会面中，周恩来一见到彭德怀便说：“彭总呀，找你真不容易。你太忙了，忙得叫大家找不到你，都找到我这儿来了，我快要成了总理兼国防部长了。”
彭德怀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总理，就是我在，有些事情我也非找你不可喽。”
不知何故，周恩来特别意味深长地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了，如今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吗？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
彭德怀吐出一丝苦笑：“哼，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
周恩来默默地点头，只有仔细观察方可发现他那洞烛幽微的眼睛里泛出一缕淡淡的难言之隐。
彭德怀仿佛明白了什么：“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周恩来马上抢过话茬说：“彭总，你这话言重了，不妥不妥。”
话刚完，他发现彭德怀那张粗犷的面孔中透出一种倔强的冷色，眉头上纠缠着不清的忧患情绪……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对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蒙古八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历时51天。
回国的第二天，彭德怀无心在家休息，一早便来到国防部办公楼，首先找到黄克诚总参谋长了解在此期间的国内及军队情况。
当黄克诚谈到山东荷泽地区和甘肃省出现粮荒时，彭德怀焦急不安起来：“才有几天啊，后果就暴露出来了，这些闹粮荒的地方，正是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方。在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呢！”
黄克诚说：“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我们已抽调了一些部队去支援。像甘肃缺粮严重，运输力缺乏，那么多粮食运进去也不容易呀！”
彭德怀急火火地问：“军队中还可以抽出一点运输力吗？能多拉进去一车粮食，就能救活一批人！”
“凡能抽出的全部拉上去了。”黄克诚面露难色，熬红的眼睛显得疲惫不堪，“海军舰艇抽了一部分赴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飞机，如再抽调的话，会影响战备的。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了。”
“平叛用的车辆呢？”
“平叛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不能减少，还有大批物资亟待往西藏运。”
“还是想办法抽出一些去救急吧！”彭德怀说。
“那只有抽调西藏方面的车辆了。”黄克诚苦心运筹地提出己见。
“统一调配一下，平叛工作一定不能耽误。”彭德怀凝神仰望着墙上的世界地图里那块雄鸡形状的版面，蓦地转过身说，“我在各国访问时，他们对中国的变化很是钦佩，说中国共产党了不起，毛泽东了不起。各国首脑人物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
黄克诚表示再与有关部门商量一下，再挖挖“潜力”去救急。接着他感叹道：“彭总啊，你一回来你心里就踏实多了。”他对元帅的敬慕，是因为元帅与数亿人心心相印。一个人的生命一旦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旺盛的活力。
随后，彭德怀来到办公室找到参谋王承光，看是否完成了在出国访问前交给他的任务。
那是在八国驻华使节和临时代办为欢送彭德怀率领代表团即将去他们国家访问而联合举行招待会的第二天，彭德怀唤来王承光，向他交待几项任务：一，将关于“大跃进”方面的中央文件、简报等收集整理好；二，收集整理材料时要把成绩记全，缺点错误不能漏掉；三，文件汇编和整理好的材料在他回国后马上送给他看。
眼下，当他从王承光手中接过厚厚的一本汇编材料时，他微笑着握住王承光的手说：“王参谋，你辛苦了，你真邦了我大忙了。要是当年打仗，我给你立功！”
几天以后，彭德怀又将材料交给王承光：“王参谋，把这份材料立即呈送主席，请主席一阅。我要说的话也都写在了这里面。”
王承光犹豫了片刻说：“主席处恐怕有整份材料，是否不必送了？”
“不！送给主席，这样会引起他的重视！”彭德怀挥手命令道，“送去，立即送去！有回音立即告诉我！”
王承光深知他的脾气，便拿起材料跑出办公室，其速度不亚于百米冲刺……
三天后，毛泽东办公室将材料退了回来。材料封面仅用红铅笔圈了个圈，再没有任何批示或注语，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毛泽东重视了这份材料。
彭德怀拿到退件，逐页逐页翻阅查找了一遍。
他失望了。
他陷入极度的苦苦思索之中：
从目前情况看，中央和毛泽东都三令五申，对“左”的东西采取了不少措施进行制止，但底下执行情况确是十分不好，原因在哪儿呢？
毛泽东能听到真实的声音吗？
毛泽东不是在4月29日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吗？信中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还告诫大家：“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然而局势还是如此糟糕，这究竟为什么？
他苦苦地冥思。
答案由朦胧逐渐变得清晰，又由清晰变得朦胧……
他埋下头，又把材料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他慢慢站起身，背着手在地上踱来踱去……蓦地，他迅速抓起桌上那部电话机--他知道，若在往日，电话拨响后很快就能听到一个熟稔的乡音从中南海传过来，于是二人都以地道的湖南话进行交谈，时而来句俏语，便引出连串妙趣。若是听到有急事召见，他便马上扔下话筒，刻不容缓地跑将去。可是这次，当他拨动了两个号码后，便停住了，继而将话筒放回原处。
他显得忧虑重重。耳边是否响起了“我看你是‘武忧天倾’啦”的警告？还是不愿听到中南海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尖厉而又妖气的女人声音……
他就这样既惋惜又烦躁地扔下了话筒。
下班后，他一声不响地回家了。好几天他没有到办公室去……
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至15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接到通知后，便找到黄克诚说：“中央要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原定军委由你留下值班，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就请你去参加吧，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你的意见如何？”
黄克诚说：“彭总，我想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吧。”
彭德怀点点头：“我去就我去。”
他默然走出办公室。
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唤来秘书郑文翰用电话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个假。他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
翌日，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一定要他参加会议。
啊，庐山会议，对他将意味着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