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一个人妖颠倒，完全被格式化的年代，在民间，却并不曾完全“统”得往。
《老圃》的脱颖而出，大概也正是这样一种“出轨”吧，是意外，也不是意外。
谁看了《老圃》，内心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如同老校长一样，有认同感“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想说而没能说的”--一幅画，在他们来说，的确是“得意而忘象”，令他们感到一种渲泄的快意。作为教师，背“臭老九”的名声已经太久了，这无疑是在为他们正名，他们能看不懂，能不大力推崇么？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已是“文革”的中后期，早期被冲击的，有不少人查不出什么问题，也就陆续“解脱”出来，有的，即算没任职，但为了表示“安抚”，“评委”是少了了要当当的。县里、专区的不说，到了省里，这号“闲职”的人就更多了。一看到《老圃》，引起的共鸣就更大。他们在《老圃》上读到的内容也更多，何况是这样一个形象，老圃，历经风霜，历尽磨难，仍那么顽强，神态矍铄，在自己的园地中苦心栽培，期盼春天来临，万木劲抽新枝……那深深的皱纹，既刻下有沉重的过去，今日的忧患，却不放弃未来的希望--所以，两眼才那么有神……是的，他们读到的是曾经落在自己身上的几度劫难，是一部艰难蹶绝，玉汝于成的历史，读到的是今日仍需要的抗争，要努力争取的明天的解放，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与白村创作时的心态相吻合、相呼应。
《老圃》可以说是那个岁月的一个标志，体现出了某种本质。
由于这些《老圃》被推出来，又势在必然。但在“文革”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整个大背景下，它的出现，乍一看，又有几分意外--所以，它又注定要经历一番巨大的劫难，或者说，在劫难逃。
而把它推出来的那么些“评委”不能说他们太天真了一点，他们的本意，把这样一个出色的作品推出来，无疑也是一种抗争，是他们力量的显示，是要证明一点什么--至少，正义、良知，并不曾永远沉沦。
如果说，县里、专区只给个第二名，是出于谨慎，那么，到了省里，这股力量更大了，也就不再有什么顾虑了。
这一来，在省里的评选中，《老圃》终于名列榜首。
在《老圃》“上去”的过程中，白村仅仅在地区作了一个创作体会发言外，再也没到哪去过了，地区那次，也有几位作者同时发了言，他也并不为人所关注。因此，除开作为绿叶中学公对公的推举外，整个《老圃》的破土而出还是靠作品自身的内在魅力起作用。
至于老校长、柳主任，他们代表学校，往县、地区跑，也几乎没有。当时，一级一级，是严格按程序选送的。而当时，谁是作者，并没人在意，因为只允许“集体创作”，而不能搞“个人突出”。
白村后来曾怀疑过，当时已出任省文化局的副局长黎可仪，是否是评选中发挥了作用，后一仔细了解，却是半点干系也没有。首先，黎可仪是《老圃》已拿到第一之后，才正式任命的、且是排名第七的副厅长，说话的份量并不够，况且她也不分管这一条线，只是负责各个剧团。二是她当时精力全放在成瀚的复出上，且仍希望成瀚回原来的大学任职，最后才达成妥协，到广播局任第一副局长--局长是留任一段的军代表，如果转业，按规矩，一把手是不够资格的。不管怎样，无论是黎可仪还是成瀚，都不可能左右得了《老圃》的命运，哪怕在日后。
《老圃》当时算得上是“跳龙门”了，连跳三级，到了省里。
省级很快便登了黑白照片。
省里一家杂志，刚复刊，立即就用《老圃》做了封面，听说是一位老主编力主的，他看了《老圃》，彻夜未眠，感奋不已，差点心脏病都发作了，第二天便顶住了编辑部一位新贵的意见，坚决上！
很快，北京也是刚恢复不久的，极有权威的一家美术刊物，也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老圃》，而且还让一位已复出的老艺术家作了点评。
一时间，《老圃》在全国名声大振。
由于陵县地处僻远，交通不便，连消息也不灵，省报每每好几天才送到，而且只公社有一份。要是不巧，一个星期都看不到报纸，如洪水冲垮了路基，大雪封了山……所以，白村山外发生的一切，迟迟才得知。
而这一段，他成了大忙人，也无暇顾得外边的一切。
原来，是他答应了晓风之后没多久，晓景便捎来了口信，说骆叔叔要见他。
当然不会在学校了。
这搞得同当年的地下斗争一样。
白村根据口信，趁一个没有课的下午，出了校门口，在通往公社的一处桥头，同在那里守候的一位农妇对上“暗号”
“老王家远么？”
“不远，三里地。”
这便跟农妇走了。
走的可不止三里，至少有七八里吧，是当地人的山村。当地人的山村，有散有聚，没有形成客家人的围子，有的家居，离村中心有一两里地远，独门独出，谁家来人，也不为村上所留意。
进了村子，又过了几道坳坳，绕进了一处密林，路上的积雪还没化，但变得硬梆梆的，一不小心便要摔个四脚朝天。平日这号天气，冷得缩手缩脚的，没多少人出门。所以，走这么远，钻这么多林子，白村觉得骆叔叔也过于小心了。自己的本意是，只要不上学校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
这是一栋林中小屋，大概是护林员平日取暖，休息的地方，杉木皮的屋顶上，已冒出缕缕白烟，分明有人已在里边升起了火，这让白村很是感动，其实，走了这么远，已走得一身发热，只差没冒汗了。
可是，他随农妇一脚跨进屋里，立即就傻了。
里边，可不止骆叔叔一个人。
扫一眼，至少是七八个。
来这么多人干嘛？亲威朋友么？热心也不能这样呀。做这号事，人愈少愈好，哪怕是亲人，能不说就不说。
见白村一脸惊疑的样子，骆叔叔赶紧跨上前一步，大声说：“白老师，这都是自己人，很可靠的。”
白村一时真不明白“自己人”是什么意思。只是茫然四顾：“用得着……这么多人么？你一个人不就行了？要作证明，你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他以为“自己人”是骆叔叔当年打仗时用习惯了。
骆叔叔却没理会他这番话，先向大家解释：“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当中久闻大名了的白老师，他成功为成校长写了申诉，雪一化，成校长便上省广播局任局长了。成校长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当年学的是无线电，申诉写了这么多年，不成，可白老师一写，抓住了要害，一写就成，很了不起。白老师是位难得的好人，乡亲们都说他是观音菩萨投的胎，是吗？白老师，你生日是阴历九月十九？”
白村只好答道：“是这一天，不过，只是碰巧而已。”
骆叔叔说：“早几天，他已答应为我写了。其实，我们的问题都很简单，只是都没喝过几瓶墨水，遭了罪，蒙了冤，却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现在好了，白老师为我们打抱不平，我们该出青天了。”
骆叔叔一个个介绍了：
“这是原陵县的组织部长。”
“这是专区的秘书长，当年也算是部队里的才子了，读过初中。”
“这是专区另一个县的县长。”
“这是陵县的老县委书记。”
“这是……”
连他自己在内，一共八个，算起来，他的职务最高。当然，尚不及成瀚，成瀚的校长，相当于副省长的级别了。
“你放心了吧，都是我的老部下，今天一同遭贬的难兄难弟。”骆叔叔大声道，“是我把他们召集拢来的，你写一个是写，写十个也是写，反正，已经把头发打湿了。索性就沉到底了，我看你也不是个怕死的人，都申诉成功了，你就功德无量了。我以他们的老上级身份拍胸脯，保证他们都没问题，你放心大胆写好了。”
这时，他仍是他们的保护人，虽然他自己同样是“沦落人”。
白村已无法推托了，只好说：“我一个一个来吧，这可不是填个什么表格，写个什么履历那么简单，我得认真听取你们的叙述，再看完全部材料，每个人情况都不同，突破口也不一样……你们说呢？”
“那--还是骆书记排头吧。”众人表示。
骆叔叔也不推让，说：“我上次已经谈过一些，正好，来的人当中，也有的是我那段什么‘内奸’历史的见证人，我就先说了吧。”
原来，这位骆明先，当年是游击队的通讯员，一次外出执行任务，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抓走了，他没有暴露身份，在那里呆了三个月，走出去了上千里，终于逃了出来，还带出了一个新兵班。当时是抗战，为这事，还没少挨批，怕引起友军磨擦……可是“文革”一来，这三个月就怎么也说不清了，最后给想当然地定性为“内奸”。
一位副县长说，他就是被骆明先带出来的新兵班中的一个，他就可以证明，两人是同时在一个圩市上被抓壮丁去的。
“就这么简单？”白村惊叹道。
“没了，就这么简单。那三个月，非要一天一天讲清楚，说我那时年轻，不可能记不住。然后，又说我交代这90天，矛盾百出，肯定有见不得人的……”
白村仔细看了他们两人的“结论”--这都是打印好了，一式几份，其中一份归本人保存，虽说字面上说明吓死人，但仔细读下来，也的确就那么简单，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内奸”的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白村叹了一口气，不由得说：“那好，你们都把你们的结论带来了吗？带来了，就都先给我看一看吧。”
果然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个个往口袋里掏，又一个个往白村跟前递。
白村也就一个个看了起来。
林间的小木屋，暖盈盈的，不仅仅是火气，还有人气。
火烬里，已埋进了好些红薯，烤得香气四溢。那位组织部长用长满老茧的双手，从火灰里扒出了一个来，剥开，竟冒出一层糖浆来，吹了吹，递给了白村：“别忙，走了那么远的路，肚子肯定空了，先吃吧，这入。
冬的红薯，一冻，都化成糖浆啦，很好吃的。”
白村接过了烤红薯，就热吃了起来。
他从没吃过这么香甜的红薯，过去没有吃过，以后，也……没再吃到了。这当是这山乡里特有的农产品。热乎乎的，暖着心哪。他觉得，该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成不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不一样，因为你得首先面对自己的良知。
事后，白村回忆起这一切，倒不是认为自己硬是见义勇为什么的，只记得心里既有点害怕，又觉得有点刺激，内心又被什么搅动，尤其是晓风讲起的九月十九的生日与观音菩萨同一天，更激起他的同情心、怜悯心--不，似乎怜悯的成分并不那么多，这些老革命、老战士，当年哪怕是位尊是省、地一级，由于参加革命时并没多少文化底子，一肚子的委屈，只能在口上，不能化作逻辑性很强的雄辩的文字，竟如此被“革委会”专案组的“左派”们零刀碎剐，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一给“定了性”，撵回了这个老区当农民。这些人，在枪林弹雨中，都曾是叱咤风云，视死如归的英雄，却落到这般田地，竟是赴诉无门。
虎落平阳的无奈，白村算是在他们身上体验到了。
可后来，他同样也尝到了这种无奈。
这八个人的申诉，他几乎是一周之内写出来的。本来，大多数人的情节，不见得比成瀚、比骆明先复杂，按照当时的习惯，只要多引几条毛主席的语录--当然得有针对性，并且切合有关的历史背景，问题便可以讲清楚了。“左派”们面对一条条语录，恐怕也不敢造次吧？白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本事，顶多是自己的文字功底稍好一些，甚至是语录多引了几条--那也是学英文熟悉的，而申诉者的情节实在又不复杂……
这八个人的申诉刚刚写完，晓风便又找来了，她没料到白村会写完这么多，只是来问：
“骆叔叔托的事，你做完了么？”
白村忙从席子底下摸出了八份申诉书，又从一个角落里拿出一大包原始材料，交给了晓风。
晓风不解：“怎么这样多？”
“不是骆叔叔一个人的，一共八个，有的，是他当年的战友与部下。”
晓风看住了白村，惊疑中带有敬重：“你，都为他们写了？”
“我能不写么？”白村反问了一句，又觉得话重了一点，揶揄道，“谁让你说我的生日与观音菩萨是同一天呢？”
晓风又露出那天真而又迷人的笑容--其实，这更似观音菩萨的微笑，令日村心醉，她说：“我没说错吧，你会为他们做的，一定会，因为你有一颗观音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