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统治者把人分成十等，读书人被列为第九等，仅居末等乞丐之上。元人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郑所南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看看这样子的排行榜，恐怕会多一点点清醒。
一
如果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那么，也不会有两篇完全相同的小说。
就事论事，这一篇就是这一篇。不要说这一位作家和那一位作家找不到十分共同之处，甚至一个作家这一篇作品和那一篇作品，也必然存在差异的。
因为，每一篇小说，都像一个有个性的人一样，只是它自己。
不管我们尊敬的和不尊敬的，讨厌的和不讨厌的评论家如何苦心孤诣地把谁和谁捆绑在一起，宣布这几个属于这个流派，或者那几个属于那个流派。结果准是白搭！到头来，历史只承认作品，流派就去他妈的了，只有书呆子或书虫子，才去啃创造、语丝、太阳、新月，煞有介事。其实鲁迅就是鲁迅，阿q就是阿q，贴什么流派的标签，也是和尚乱戴帽而已。
当然，也难免出现暹逻双胞胎式的作品，文坛如此之大，树林子里什么样的鸟没有呢？一些面孔相像的，似曾相识的，好像在哪儿见过面的，这只手重复那只手的，诸如此类形迹可疑的文抄公小说，我们也痛苦地忍受过的，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了。尽管如此，那些恬不知耻的名公们，炮制这些下作作品时，也要做贼心虚地想法变一变的，所以，即使这些臭大粪，也不尽相同。
因此，对小说，妄求用一把尺子去量，实际是那些下三烂评论家们的穷开心而已。
二
我记得，80年代初，有一位当时被认为是重量级的评论家，大言不惭地宣称，在他眼里，中国能够得上“作家”二字者，只有三个半。
一个是女性，另两个半为男性。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茕茕独立，形单影只，就他（她）们三个半人负担着中国文运的历史重担，而赖以不致断了香火，真让人替这位评论家和他相中的那三个半作家担心，万一谁感冒了，或者谁吃撑了，那该如何是好？
到了80年代中叶，上海的一位新锐评论家，像京剧舞台上的小生，哇呀呀地掐紧了嗓子，向文坛宣布，在中国，写出能说得上是小说的作家，只有两个半。其他人写的东西，据他说，都不是小说。于是所有写小说的人，一下子都成了伪币制造者。
幸亏还有一个女性，和另一个半男性作家在写真正陆稿荐式的小说，也算上苍保佑了。
这就可怕了，不但这一位评论家比上一位评论家在够称得上为之作家的总人数少了一个，而且少的是具有传种能力的男性，文运前途，岌岌可危，岂不应该像大熊猫那样加以保护，免得有绝种之虞吗？
文坛上有那么一些好事之徒，喜欢像水泊梁山那样排座次，坐交椅，可绝无晁盖，宋江，卢俊义的肚量，人家至少还有一百零八条好汉。
谁知更不济的还在后面，及至80年代末，一位新秀评论家，怪叫一声曰，中国只有一个作家，其他都不是。这可是眼看着要成为老绝户了，哭都来不及了。因为这硕果仅存的一位，是个女的。完了，完了，就像醇亲王抱着爱新觉罗·溥仪登基时说过的那句话，真为文运衰零到如此地步锥胸泣血。幸好，前不久，我们有幸在这份刊物上，这个栏目里读到了一篇令人振奋的文章，总算在中国又有了两个男性作家在撑场面，让我辈抬头仰望时，不至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了。
我本不迷信，但现在不得不迷信，真得谢谢文昌菩萨保佑！
我本认同元朝统治者把文人排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看这种样子的自我作践，自我蹂躏，也真难说长道短了。
三
那位奥地利医生也够缺德的，把一种大家本来稀里胡涂的，然而也确是有那么一回事的情绪，冲动，给定了一个名目，叫做“俄底浦斯情结”，也叫做“恋母情结”。这下子大家终于明白，好多人表现得特别卖力，对几个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格外起劲儿，起劲儿到不正常的程度，让弗洛伊德这么一说，哦！原来不过是“俄底浦斯情结”驱动着这些评论家在情不自禁罢了，于是我们也就只好哑然了。
也许这就是弗洛伊德总不走运的缘故，本来，隔着一层窗户纸，搔首弄姿也好，自作多情也好，倚老卖俏也好，“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也好，不明白怎么回事，也就不当回事的。但窗户纸戳了个窟窿，看到被他们认可的男性作家一个接一个地少下去，而女性作家的数目，始终岿然不动，便知道情结在起什么作用了。如果看一看小说后面的作者简介，正值芳龄，那就更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出一篇鼓噪一篇，出两篇鼓噪两篇，那份狂热，那份亢奋，惟有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中找到答案了。
更有趣的，是有那么一位说是评论家可不写文章，是作家又无作品的，看上去像个大款，但皮包里空空如也的先生，和他的小伙计们，经常像ufo爱好者发现了天外来物一样，隔不几天，就向我们宣布小说界一颗新星正在升起，一篇划时代的作品已经诞生。放心吧！被他们千分之千肯定的，十之七八是女性而且是年青的作家。所以，完全能理解在这些人身上的狂热的排他性，和皮尔·金特躲在索尔维格裙下的勇气。
“俄底浦斯情结”发作起来，是要产生弑父的恶心的。
我始终记得一个非常火爆的场面，若干年前，若干评论家围着一位女作家，别无选择地大跳夏威夷土风舞，令人叹为观止。据行家说，草裙舞源起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民间舞蹈，向以热情奔放和穿着直露着称云云。
四
清代有位叫辜鸿铭的老先生，八股文章，可谓高手。他拖着长长的辫子，直到民国，被蔡元培先生请到北大去教书。
这位老先生有个不雅的嗜好，喜欢闻小脚女人的足臭。这在弗洛依德那儿，也能找到答案的，大概叫做什么恋物癖或者什么淫之类。不过，这就不去管它了，但辜老先生从来没有向全世界宣称，除了他热衷的三寸金莲外，其他的脚都不是脚，而成了爪子。
他捧他的小脚，也并不要求别人跟他一块去围着小脚跳草裙舞。
我们管这种最起码的大度，叫做做人准则。如果辜老先生健在，他来评论当代小说，可能要比前面提到的几位宽容一些，不至于如此斩尽杀绝。也怪，这些评论家和另外一些尸位素餐的红眼耗子们，异曲同工地扮演文坛屠夫和历史小丑的角色。这种合流现象，也有大可研究之处的。
西方人讲决斗，两个人相距二百米站着，公正人喊一二三，双方扳动枪机，赛个输赢，便走开了。中国人讲打擂，赢了还不行，要永远赢下去，擂台口还写着“打遍天下无敌手”，透出一股霸气和可怕的排他主义。
譬如前面提到的什么都是零的文坛大款和他的小伙计，就是十足的霸气。总想当一个文学教父，谁都得向他这位擂主鞠躬致敬，按江湖规矩，叫做拜码头，不然的话，对不起，你就是伪币制造者。
据说，由于朝拜者甚众，门口有人把守，轻易不得觐见，但年青女作家例外。
我始终想，一篇小说，好或者坏，一个人说好就好，一个人说坏就坏了吗？不见得的。四川人好吃辣子，山西人好喝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赞赏的我不赞赏，我喜欢的你不喜欢，这种对于文学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
干吗非要人家一块跟你去吃毛肚火锅，不吃，居然从裤兜里掏出枪来把人家毙了。这当然十足的荒谬绝伦，生活中永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但在文学领域里，却难保。
五
有各式各样的人，便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环肥燕瘦，各得风流。她们的三围尺寸，未必像好莱坞的玛丽莲梦露那样合乎标准，穿上三点装，也许不够封面女郎的水平。但杨玉环和赵飞燕是美人，却是公认的。小说也是如此，《红楼梦》自然是杰作无疑的了，写卿卿我我的《浮生六记》不也照样有它自身价值吗？卫道者毁过《金瓶梅》的木刻原版，现在每部未删节本，要你三百大洋。崇尚袁中郎性灵的人，未必欣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谴责小说的历史地位，谁能抹杀呢？张恨水一直是在文学史外晃荡，什么时候承认过他的文学地位呢？如今，不让他登堂入室行吗？《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不一定比三四十年代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更短命些。沈从文，张爱玲，湮没了数十年，有人在拼命努力使大家忘却。结果又如何呢？欲盖弥彰，眼下，反正沈先生已仙逝了，查无实据，于是，光海内外自称为沈门弟子者，就多得不可胜数。再有，冷落了近半个世纪的《围城》，前不久，成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如今，张嘴不谈《围城》，大有土老帽之感了。所以，小说这个东西，很难以一己的标准来定生死。
你判定它死的，它却获得永生。你宣布不朽的，倒真成了ufo，除了那几位“俄狄浦斯情结”者外，谁也没有瞧见。结果，所有这类武断的小说审定官，自封的文学教父，“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文坛王灵官之类，最终都要成为历史的笑柄，狗屁也不是的。
莎士比亚这个名字，肯定要和这个地球的命运共存的了，但当年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负责审查剧本的宫廷宴筵官，曾经对莎士比亚的剧本信口雌黄过的家伙，谁还记得他呢？
六
每一篇小说，都是作家的一番劳动。
正如盖一座房子，这个作家是多大量级的，能盖成什么样子？多高多大到什么程度，他的所长和所短，他注定有多少出息，多大成就，应该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把他吹成一枝花，他也不可能不是豆腐渣。如果他确实比豆腐渣强些，也不是随便就能够粪土掉的。
局外人的任何嚷嚷，也不过是风过耳罢了。
一时也许能造成某种虚张声势的幻觉，譬如一群人在蓝色月光下跳土风舞，一位祭司宣称他得了神的意旨，他手里的后冠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至高无上的王妃。一刹那间，那个头上顶着花环的女孩子，相信自己是幸运儿，而在场的人，也觉得她挺像幸运儿的。然而，等到篝火熄灭，尘埃落定，她还不过是她，大家也仍旧是大家。
时间像一面无情的筛子，不知筛掉了多少虚名！
回过头去一看，这些年来，那些人为的光环，谁不是如同路灯一样，随着天亮，一盏一盏地在暗淡下去呢？
我赞成，小说就是小说，这一篇就是这一篇，他只能盖茅草房，以四合院的标准来要求他，显然是苛求。他盖的是廉价工房，你住惯了石库门，也许不对你的胃口，你也不必痛哭失声地反对，至少可以解决住房紧张问题。贝聿铭在卢浮宫弄了个金字塔式的建筑物，怪怪的，很有人看不惯，但它存在下来了。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于1889年建成时，被认为是一个十足的怪物，现在它成了法国巴黎的象征。所以，不喜欢的，不接受的，甚至不明白的，哪怕一下两下不懂的，还包括你看不起的，瞧不上的，等而下之，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千万拜托，不要马上掏枪！
说实在的，好的小说，你想打也打不死，不好的小说，你不打，它也会死的，何必浪费阁下的子弹呢？
我相信，只要是认真去写的小说，总是有一点儿可取之处。可能多些，也可能少些，凡创造性的东西，哪怕有一点儿些微的新意，也应该受到重视。当然，哪部作品能保证没有差欠不足呢？失败还不是经常的吗？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家等待评论家的是评论，而不是宣判。
只有那几位志大才疏的评论家，和那些躲在洞穴里的红眼耗子们，才念念不忘姚文元手里那根棍子，总想像旧上海公共租界地里的红头阿三一样，不敲谁的脑袋两下，就感到手痒，不过瘾似的。
七
写到这里，想起已经过世的着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的一段话。他说：“首先老实坦白，我是从不欣赏流行音乐或流行歌曲的，但我并不反感它的存在。每个人经历、修养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从而决定了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这里不存在档次高低的问题，你不能强迫人家一定要喜欢严肃音乐，人家不愿听你就无端指责人家档次低，没水平。我认为这是不尊重人格的表现。我从不这样去苛求别人，正像别人也不能如此地苛求我一样。”
对待小说，似乎也应这般行事。
所以，仍是那句老话，小说如人，千人千面，人如小说，各个不同，用一把尺子去量，不行的。何况这把尺子是你自己的度量衡标准，那就更不行了。
尤其，不要动不动就拉枪栓，一毙一大片，拜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