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说完后继续坐着，而邓的后面却跟着一大批人马，直奔万年寺去了。老太太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就跟着大队人马到了万年寺，“游人”们带着小孩子在喊“邓爷爷好”。老太太知道了是邓小平后，赶紧走近了要给这位大人物磕头，几乎就快要半跪了，旁边中央警卫局的孙勇马上就扶住了老太太。邓小平见状用他那浓浓的四川话说了句“又不是要拜菩萨”。这句话意味深长，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中的造神运动之后。下跪的时候我也拍了，但是这张底片找不到了。只一天，当天晚上我也归队了，他们也走了。
照片右边的高个子是警卫，邓背后露出半个头的是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后面是301医院的护士。整个画面非常自然，绝无摆布痕迹。这幅照片在1978年1980年的全国优秀新闻摄影比赛中获了银奖。
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陈列馆里挂着这幅照片，旁边就是照片中邓穿过的那件白衬衫。澳门的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最喜欢这张照片。1984年，邓80大寿时，马有恒要去见邓，给他祝寿。跟我说要送给邓这幅照片看，要我给他放大成24寸，还要请邓签名。我说那好啊，也给我签一份啊。就这样，我放了两张照片，邓也签了两张，一幅在马有恒那里，一幅在我这里。我拍了那么多邓小平照片，只有这张是邓签过名的。
这也是“文革”后杨绍明第一次给邓小平拍照，也是他连续（“文革”前就拍过）拍摄邓小平12年的开篇之作。
说说《邓小平在北戴河》这幅照片。
在深圳市的深南大道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邓小平语录，一侧是邓小平的巨幅画像。这是国内较早树立邓小平像的城市。多年来，深圳市的市民们每年在节假日时就来到这里，献花拍照，缅怀这位伟人给深圳带来的发展机会。在许多关于邓小平的画册和报刊中，都不难见到这幅照片，它的使用率是如此之高，实在难以统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杨绍明。
我是1989年8月22日邓的生日时在北戴河拍的。这两幅使用率极高的照片都是1989年拍的，而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夏天，中国领导人喜欢到北戴河避暑，我们家也去。有一天，我到了第五浴场，更衣室外有栏杆，下面就是海。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文革”前我曾经在这里给毛主席照过相。那次下雨后有彩虹，很漂亮。我就跟主席说要给他照相，主席说好啊，听你指挥。我就把主席请到这个地方，我那时年轻，自己很紧张，说出来却是“毛伯伯，请您轻松点啊”。结果主席说，我很轻松啊。就在他啊的时候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用了一个中心夹页，但可惜我现在找不到这张照片了。现在要在这个地方给邓小平拍照，我心里就很开心。那时正好是邓的85大寿，我已经拍过他好几次过生日了。这次说好先照相，后游泳。他有个特点，过生日时特别好说话，子女或工作人员们有什么要求一般都能答应，照个相啦，题个字啦什么的。这次我说您穿得好点吧。他向来对服装不太讲究，而且自从建国以后就没穿过西装，无论多么大的场合，都是中山装。邓楠说：老爷子自在点，把两个指头放在栏杆上……他一放，大家就说真好看。在一家人的导演下，老爷子露出了笑容，我也就拍下了这一瞬间，而且只有一张。从画面上看，他的两个手指在栏杆上，衣服上的叠印很清晰。
说来也巧，另一幅经典照片也是在1989年拍摄的。这就是邓小平的这幅头像。一道轮廓光勾勒出他的脸形，刚刚理过的头发很整齐，暖暖的色调像一幅油画肖像，把邓小平的和善、沧桑和睿智都表现了出来。各种媒体包括许多邮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幅照片的影子。中央电视台在《百年小平》的电视文献片头上用的就是这幅照片，旁边是邓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一些邮票上，如澳门回归小型张，也是用的这张照片。
那是1989年11月。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六四事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选定江泽民为接班人……也是这一年，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方接待规格之高为近年来少有：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亲赴北京站迎接，邓小平甚至到车厢里迎接。这两个老朋友、铁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闪光灯也在频频地发亮。
第二天，俩人会谈，没有其他领导人参加，一个小时后休息。钓鱼台18号楼是“总统楼”，光线好极了，他们可能是谈得开心了，金日成到另一边休息，邓小平在靠近窗户的走廊上和别人在说话，表情特好，正是11点左右，我就快速用长镜头拍了下来，只此一张！
这张照片当年发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用得就多了。着名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委会要出一本40周年纪念专辑，就用了这张作品，而且是惟一的中国作品。后来还做成了绢绣，一共就两份，一份在宋庆龄基金会保留，另一份在我这儿。拍这样的照片并非易事。按常规就拍会谈的，握手的，但这些往往大家都能拍到。而人物情绪高潮往往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里出现，这时你要没准备就不行。我后来养成的习惯是，只要这个事件没结束，我就不收机器。有一次，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结束了，我也像大家一样开始收机器，突然有人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认识的一个警卫，他说：“你看又握手了！”我没有完全收拾好相机，还有一台在手上，跑过去就闪了一张，结果很成功，取名《第二次握手》，暗喻中苏关系的恢复。因为熟悉，我的“摄影耳目”挺多，他们经常帮助我。
邓小平同志逝世，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但我们那时远在海南，没能参加邓的追悼会。但那幅遗像是我拍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媒体上登出后我才知道，是从我拍的一张新闻照片里剪裁出来的。据说印了几千万张，虽然那不是一张理想的肖像。
邓小平是伟人，也是普通人。虽然有了外孙，他也希望有个孙子，在他两儿三女中，邓朴方在“文革”中致残，1985年二儿子邓质方正好在美国生了个儿子。这下老爷子高兴了，在杨绍明拍摄的许多精彩照片里常有这个孙子“小弟”的影子，仅《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这组四张照片里就有小弟（大名是卓棣）的两张，足见老人家的关爱程度。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样好的照片只得了三等奖呢？原来这里还有政治。“荷赛”一直和中国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一届得一等奖的照片是罗马教皇的，在西方他有着不可替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二等奖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生活的照片，那年的评委主席是英国人。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不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逐渐上升，西方社会不得不接受这个崛起的巨人。邓的照片在国际顶级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得几等奖，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杨绍明1942年生于延安，12岁时，父亲教他学习照相，在中南海里长大的他就从此以摄影的方式与伟人们开始对话。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的记者。像侯波，我一有空就向他们请教。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不错了，和摄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们一看，哎，这张不错啊，给我们“留资”吧，就拿去了。后来新华社来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但父亲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女儿）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我也就听了父母的话，196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我在高中时，就已经留下了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就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起来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尚昆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我就站在台下，康生一说这句话，我顿时就被学生围起来了……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4627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因为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1975年，我妈妈李伯钊偏瘫。中央专案组在请示周总理后，同意让我回到父母身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杨绍明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任副组长。这个职务有利于他深入对邓的研究，室领导很支持他的工作，因为照片是研究一个人物的重要资料。后来他拿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摄影界的工作，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他还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等，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多年来他活跃在国内国际上各种摄影活动中，搞大型摄影活动，获奖、办展、讲座、出书、搞“民间外交”，为中国摄影走向世界、世界摄影走进中国牵线搭桥，殚精竭虑，无私奉献。1989年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杨绍明题的字“无私奉献”，如今还挂在他家的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