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炮声隆隆,子弹乱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抬进来,在小庙门口的空地上一字排开,等待着抢救。庙里面,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手术台是个自制的驮子,医生围着白大褂,穿着草鞋,小庙的屋檐,壁画……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场,这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的一个小庙里在抢救中国军人的场景。拍下这历史的瞬间的人就是中国着名摄影家吴印咸。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使白求恩成了“大名人”,吴印咸的这张照片则是形象的《纪念白求恩》。想当年,中国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这张珍贵的照片,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人都要看的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0月的一天,外面是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当时敌人疯狂地“扫荡”,封锁了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抗日战争处在艰难阶段。毛泽东是善于打游击战的,而游击战要经常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打,有了伤亡就要远距离地抬回来,而这样常常就失去了抢救的时机。所以白求恩就说:对伤病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就这样,白求恩成立了“东征医疗队”,随部队到了前线。由于条件实在艰苦,行军主要靠骡子、毛驴,医疗用品都要用它们来驮。白求恩就根据农民的粪驮子做了个医疗驮子,形状很像个桥,于是白求恩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芦沟桥”,多有创意啊。
敌人的“冬季扫荡”又开始了。他率医疗队来到了离战场只有几里地的小庙里,小庙的佛像早没了,里面空空荡荡,白求恩马上搭起了“芦沟桥”,拿出了八路军仅有的一些医疗器具,开始了抢救。
在这之前,白求恩就是知名大夫了,延安电影团来到晋察冀拍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示延安电影团要拍摄他的事迹。所以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早就和白求恩吃住在一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活动,他办的学校、医院、培训班等等,全都拍了。打仗的这天,外面枪炮声不断,震得房顶直掉土。从繁华的大上海来的吴印咸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连枪声都没听过,心中不免哆嗦,但是看到白求恩在那里镇定自若地挥刀,吴印咸的心也就静了下来。他一面拍电影,一面又拍照片,接连拍了几张照片,只有这张最好。电影胶片最后做成了一部纪录片。由于他学过绘画,所以拍起电影或照片来,仍然是得心应手。1964年,在张骏祥导演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吴印咸以65岁高龄担任了总摄影,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吴印咸先生1994年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书稿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他女儿吴筑清回忆道:
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把它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讲话》的照片一块挂在家里,他那么多照片,只有这两张照片被长期挂在墙上。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特别有感情,去延安时带的照相机都是自己的。那时候在延安没几个专职照相的,只有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柯棣华等人有照相机,好像中国人只有童小鹏、叶剑英等个别人有。白求恩也有,他也喜欢照相。这张照片是用依康弗来克斯120机器拍的。自从我父亲和徐肖冰他们去了延安电影团之后,才有了职业的摄影者,为中国领导人的早期创业留下了图像资料。这大概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吧。
据我父亲讲,他们和白求恩一块住了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喜欢用中国的土烟斗,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性格开朗,他们还互相讨论照相技术,成了好朋友。1939年10月,日寇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在黄土岭指挥日寇的是阿部规秀,他是一个杀人狂,号称“名将之花”。战斗十分残酷,伤员排在外面,白求恩有条不紊地做着手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连续做了30多个小时。日军已经向附近包围过来了,大家一再劝白求恩撤退,庙里不断掉土,影响到手术的进行,他就命令把“手术台”搬到外面去做。他让轻伤员转移,重伤员就地做手术,直到所有的伤员都做完了为止,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据吴老的回忆,这次战役中,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打死了。这是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最高指挥官。
照片中的另外3个人里有一位叫林金亮,当时是白求恩的助手,同时还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白求恩是顾问。在长时间的合作中,他与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吴印咸还见过林金亮,给他拍了照片,共叙历史。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白求恩因做手术时割破手指,后来又受到感染,病情恶化,11月10日,白求恩又一次昏迷过去,次日毛泽东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白求恩。林金亮又一次去抢救他,推开门一看,白求恩正在写遗嘱,林说,白大夫,咱们去花盆医院吧,那里的条件好点。白说不必了,我知道我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不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了,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收容黄土岭的伤员……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停止了呼吸。这时距吴印咸拍摄这幅照片不到一个月。
1940年,晋察冀边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白求恩去世的地方是河北唐县,后来这里树立起了汉白玉的石碑。
从现有的照片中我们了解到,拍摄白求恩的记者还有沙飞、罗光达等人。但吴印咸的这张最着名,传播最广泛。这张照片最早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刊登后影响很大,电影胶片留在了新影,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后来还印成了邮票,入选了学生课本。这张照片和电影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文章一道,为白求恩留下了在那个年代看来是极为难得,而今天看来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在“文革”时达到了普及的最高峰,几乎识字的人都会背诵它,文中那句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至今不失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