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个军帽，这张照片就是帽徽；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本杂志，这张照片就是封面；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个人，这张照片就是他的脸面。
几年中，这幅照片被发表、招贴了约一亿次；它直接引来的捐款就有上千万；它不但改变了照片中小姑娘的命运，使她不到15岁就成了团中央的候补委员，它还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村、一个县的教育面貌；全国到底有多少失学儿童因为它而又走进了校门，已经是难以统计的数字。《中国摄影》杂志1999年向摄影界的专家作了一个题为“摄影在我们的记忆中”的调查，这张照片名列第一。
这张照片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的一幅，它一直没有一个精雕细刻的标题，人们都称之为“大眼睛”；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照片中的小姑娘苏明娟还被误称为苏玉仙。对于一张照片来说，像标题、被摄者姓名这些原本较重要的东西，在“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反倒显得不很重要，这是因为每一幅照片背后那个凄楚的故事和悲哀并不是几个孩子的偶然遭遇，而至少属于中国几百万个穷孩子。一组照片唤醒了这么多中国人的怜悯心，一组照片赢得了这么多的泪水，一组照片使这么多的金钱入账，一组照片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这么多的人，这恐怕在人类摄影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解海龙1991年开始拍摄农村失学儿童，他那时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10年间，他走了中国26个省的128个县，行程两万多公里。“大眼睛”就是他开始阶段的作品。
1991年4月6日清晨，在皖东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的羊肠小道上，解海龙尾随着5个行在上学路上的村娃。要撑船过河了，孩子们看到一个满身是兜的陌生人也跳上了船，气氛一下子尴尬了起来。解海龙连忙找话说。虽然一切很快就缓和了，但其中的一个七八岁的大眼睛女孩却一直不言不语。海龙问她叫什么，女孩看了他一眼，低头继续搓弄自己的衣角。海龙让她写名字，她就认真地在解海龙的手上写下了“苏明娟”三个字。
苏明娟的学校在一个山坡上，房子虽然很破，但比起解海龙见过的那些或没有屋顶或干脆趴在露天磨盘上上课的学校还是好上许多。解海龙在教室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孩子们对他的存在和动作开始有些视而不见了。有经验的摄影师都知道，当被摄者不在乎你的存在时，离拍到好照片的时候就不远了。
苏明娟坐在第二排，面对老师和黑板，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倾泻着无限的质朴和渴望；那虔诚、专注的神态，好像上帝膝下的圣女。然而这种专注的状态和神情又是极其脆弱的，经不起丝毫的惊扰。解海龙静悄悄地、远远地把这个似乎是专为中国失学儿童而下凡的小天使抓进了取景框。他共拍了两张，一张横幅的，一张竖幅的。前者平实具体一些，更符合纪实报道摄影的形式要求；后者则简洁洗练许多，更符合标识性作品的要求。尤其是前排两个同学的虚影，不仅涂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加强了透视感，还使画面平添了几许诗意，给读者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就更真实具体地再现苏明娟而言，当属横幅那张；就更加传神写意，更具象征性、抽象性而言，当属竖幅的这张。
因为“大眼睛”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面世次数最多的一幅，后来的几年中，围绕这张照片和苏明娟自然就发生了很多故事。
先是因为解海龙手上的字很快就看不清了，把“苏明娟”误记成“苏玉仙”，使媒体也跟着误传了一阵子。接下来是全国假冒“大眼睛”的事情屡有出现。照片诞生了3年，“大眼睛”已经成了发达地区家喻户晓的明星，苏明娟的家乡才凭一件衣服验证了这个“大眼睛”就是村里的小梅子（苏明娟的小名）。商人还把一副大眼镜加到了照片上，利用照片的知名度大做治疗近视眼的广告宣传。“大眼睛”成了“大眼镜”，人们误以为解海龙把这幅承载着海内外亿万颗善良之心的照片卖给了商人，责难接踵而至。虽然商家一再辩解自己不知情，但这样的辩解缺乏说服力，况且对于这等情节简单的侵权案，让法院给讨个公道，也还不算难。
因为苏明娟，因为这张照片，金寨县成了全国有名的“希望县”，张湾小学也由宝洁公司赞助盖起了新校舍。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苏明娟虽然为之奔走多年影响了学习，但2002年她还是考入了安徽大学。
“大眼睛”苏明娟解海龙“希望工程”20多亿捐款近9000所希望小学200多万个被救助的穷孩子。把这些串起来的，是善良，是悲悯，也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然而事先谁也没有料到，高高擎起这支希望火炬的，竟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