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得雨的怀恋--
母亲去世时，我们好一点的生活才刚开始，1982年是我们国家和个人整个上坡路的开头，一天天安定，不再担惊受怕，通往家乡的路也一天天更方便了，母亲却在这时离开了我们，她没享到不久后就会到来的许多幸福，想到这些，我们就揪心不已。
父亲苗得雨在《想起母亲，心里酸酸的》等文章中这样写--
我母亲是我三姑姥爷家的外甥女，她管三姑姥爷叫“四舅”，三姑姥爷的外甥女、比母亲小14岁的二姨，出嫁前是我们亲戚家年轻女性中最俊美的，我常从二姨的音容笑貌中想象母亲为姑娘时的情景。母亲有一个没有人叫起来的名字胡梅兰，1930年20岁时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才去上学。是旧民主主义洋学堂。两年上生了我。接着通过亲戚王怀荣介绍去南乡码头镇祥茂皮货店当店员，那时他21岁，早上晚上给掌柜的提夜壶。父亲说：“在家给老的还没提过！”有一天门头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找掌柜的，父亲进屋禀报说：“樊爷，门上来了个娘儿们找樊爷！”樊掌柜的见是他姑，恼了：“说俺姑是娘儿们……”为此事撵走了父亲。头一年正月十六去的，第二年正月初十回来的。父亲憋屈得于第二年初秋得了一场伤寒病，差点毁了，送老的衣服都做了，躺了半年多，竟奇迹般地活过来。这一年我有了一个弟弟，只活了六天。不久，祖父、曾祖父先后去世，家里生活窄巴了，卖了三亩地，典出半处宅子。父亲第二场大病是“文革”中的1969年，在东北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多年以后，为别人的事抱不平，生气得了中毒性肺炎，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接到“父病危”的电报，待我赶到，又奇迹般好了，是一个尚未解放的教授名医抢救的。父亲说：“我两番当兵，多年部队生活，经过了无数枪林弹雨，没出事，让小橛子绊了两下子。”我每怨他久久离家，他总说：“我若一直在家，家中将是什么样子，我个人将是什么样子，都很难设想。”
我母亲吃苦耐劳，是个性格随和的人。我祖母为人要强，治家严格，为父亲也有祖父好赌钱的毛病，和父亲常吵架，吵了父亲又吵母亲。父亲伤寒病好后，也不安心务农，时常为赌钱卖粮食，旧社会乡间文化生活缺乏，人们大概从赌钱中得到一些乐趣。我祖父好赌，是纸牌迷，也很喜欢我，见我小时能吃，总说：“尽着他吃，看他长多高！”他时常坐墙根揽着我晒太阳，赌钱不管赢了输了都给我带好吃的回来。我有一次去赌钱的地屋子找他，他抱着我看牌，所以我对他赌钱没有不好的印象。家中卖出三亩地和典出的半处宅子，实际主要是为祖父还赌债。他因生活困难三次下关东，都是空手去，空手回。生活的苦累，身体受伤元气损耗，我5岁那年，他去世了。那年他44岁，我难过得大哭。棺椁先放在场院边上，当几天后埋葬时，我哭着喊着要打开看看，不让人埋。我以为放了几天，可能又活了，总觉得祖父没有死。
父亲也好赌，母亲没有主见，他们毕竟是夫妻，她帮着父亲把家里粮食偷出去卖钱还账，祖母把她看成和父亲一溜儿。有一次正吃午饭，祖母把父亲吵火了，他掀了桌子，砸了一个大瓮，从此离开了家。1939年我7岁，抗日烽火已燃遍沂蒙，父亲离家后先是参加了民众抗日组织--抗敌自卫团，这支队伍不久后即加入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父亲走后，母亲在祖母面前总有一种压抑感，每天默不作声地干活。推磨我有时不乐意当助手，母亲就一个人推。我参与时，也是她把磨棍系挂在我的磨棍上，带着我推，我用劲不用劲，都看不出来，也掉不了磨棍。母亲批评我不用劲，我说：“你比我大两个，劲也比我大两个嘛！”她自己一人推是疼我，每天推磨都是早晨4点左右起床，她不舍得把正甜睡的孩子喊起来，等听到磨呜呜的响声，望见一个缓慢的影子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地映在墙壁上，总是母亲快要推完了。
我父亲生病那年，我大妹刚会站，有一天在堂屋当门忽见她站住了一会儿，我到处喊：“我妹妹会站了！”大妹妹比我小3岁，这个记忆显然是我4岁时的事情，我知道了我的记忆是从4岁开始。父亲在家那段时间，我还记得西小胡同里有一种赌场叫“会”，有“出会”、“押会”、“跑封”的。父亲领着我去喝过几次凉粉，我从小喜欢喝凉粉，喜欢那种又酸又辣、又有麻汁香的综合味道。“出会”的那些文字，如“九官”、“火官”、“青云”、“青元”、“高升”、“坤山”、“板桂”、“元桂”，我也学会了写，画得满墙都是，这也是我学龄前的学文化。村北边有一处庙会，逢庙会有戏，我跟大人去听过。我只喜欢看小丑，看武打，一见小媳妇、老妈妈之类角色出来就烦了，便和小伙伴各处玩，看卖泥猴的，听吹泥哨的，或买碗凉粉喝。
母亲除了不会推车、耕地，壮年汉子干的一切，她都会。锄地揽四垄，会换杌，我是跟着母亲学了一段才会的。场院上扬场，母亲也是行家。多年久久感到对不起母亲的，是我家的磨比别的家的重。我爱人到我家那几年，告诉我说：她一个人推着那个磨都有些吃力。可是多少年都是母亲一人颠着小脚拱，家中几代人都是黎明时听着她那推磨声起床的，母亲有多伟大，用语言不能表达。我爱人那时曾为这事对我讲：“你们当儿女的真没良心。”我说：“老娘是疼儿子，儿子也是从小就当大人使，她不舍得再让我干推磨这一类的活儿。后来又见我忙工作，写稿，每晚到深夜才回家，更舍不得早上喊醒我。”母亲不大爱说话，冬夜里有时给我和妹妹唱歌谣，多年回忆起有一首很抒情的：“枣木梳，弯又弯，俺娘许俺九道山。俺上南园去摘椒，望着娘家的柳树梢，担担的，卖钱的，也不来了！俺想娘来谁知道……”那时却不知道，母亲哪是唱，是哭啊。我和母亲一起下坡干活，从来没有听她说一句对父亲的思念。在许多个冬夜里，一盏豆油灯放在三条腿的大杌子上，大杌子倚着门，灯光的一边，照着我写稿，另一边照着母亲和祖母纺线。三代人的心音在纺车声中融汇流淌。我爱人还曾提到一件事：“你到离家，也没帮咱娘挑一担水！”爱人说得对，也是我久久内疚的。我说：“咱老家井深，用的是瓦罐，我从第一次挑水砸了罐，挑着罐鼻儿回来，咱娘就再也不让我挑水。”母亲在家挑水，一直到再也挑不动了，才让出嫁在本村的大妹妹每天送担水吃，这时家里就剩母亲一个人了。
在母亲身边10余年，离开母亲后又时常回家探望，有多少难忘的和美好的记忆。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双重的母爱。但在母亲去世后，当我也从父辈向祖父辈上走时，每当回忆起母亲，心里越来越觉得涩涩的，酸酸的。我想，祖母一生吃的苦很多，母亲一生吃的苦更多。而许多辛苦，是当儿女的逐渐意识到的。母亲和父亲结婚50余年，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年。父亲第一次参军，干了两年，因为和顶头领导对事情有不同看法，想去上“抗大”，没被允许，一赌气又离开了部队，上了东北。父亲也继承了祖母家族一部分性格，正义，直率。上东北干杂工，卖苦力，又吃了更多苦，受了更多气。在“八一五”鬼子投降后，再次入伍参军，到了“四野”的特种兵团。这期间整整8年没有音讯回家。开始我家的户主是父亲，后来就变成了我。本来是六口人的家庭，成了五口人。我的作品里出现的也是祖母、母亲和两个妹妹。村里人嘴上不说，在行动上是把母亲当成失去丈夫的人对待。那时母亲30岁左右，人品模样都受称赞，但谁家办喜事迎媳妇，没有找她的。迎媳妇必须夫妻同在的。我母亲每遇这种情况，有说不出的难过。父亲去东北当苦工到参军，遇到家乡人就打听，但家里什么情况，一直打听不到。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沂蒙山区斗争艰苦，家中老小不知还有几人存在？父亲脑中几次闪过这种念头。二次参军后在报纸上看到家乡出了个小诗人苗得雨，但不知道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当年送我上私塾时，取的名是苗德生。直至1948年秋，全国大片地区解放，通信方便了，他写信给邻居打听家中情况，才知道了家中一切很好。家中也知道了他不但还在，还二次参军，家中原来早是军属了。自那我家开始成了六口人，也马上以军属待遇享受代耕。此后，母亲又常被人请去当迎媳妇的，她喜泪直流啊！
父亲不在家我在家时，开始我与祖母住一屋，后来我与母亲住一屋，她们夜里长久的哭声我都听到。我没有什么办法安慰她们。我在身边，似乎转移些她们对父亲的思念。可后来我也离家了，我一直想，我若有个叔叔或哥哥就好了。我家三代单传，祖父单一早去世，父亲单一早离家，我单一也出去了。我1948年16岁入党，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家可能更早些，是因为这些顾虑拖了又拖。我走那天，祖母和母亲去地里干了一天活，都没吃一口饭。此后祖母常到河崖头向南了望，望河对岸一棵树。就是在那棵树的旁边，孙子走远的。我刚离开家乡那段时间，也常常在深夜想起母亲和祖母，似乎听到她们夜里增加了的哭声。
建国后的第一年里，我调到了省会济南。在沂蒙山东部沂河岸边的家乡，感觉上有了些遥远。那时候交通非常不便。1950年底，领导批准我回故乡过春节。我先向同事打听坐火车和汽车这一段的路线，又写信向村上的叔爷爷打听了步行那一段的走法。实际这条线路绕了很大一段，第一天坐上火车约六七个小时到了潍县，第二天坐汽车到了莒县，在莒县下车住进斜对门一家旅店。那时期那里好像就这么一家旅店，正房东头一面大炕，那晚上，住店的有一个老大爷、一个年轻媳妇、一个壮汉和我。老大爷说：“今晚听我安排，我躺当中，女同志在我右边靠南窗，男同志在我左边靠北墙！”大家和和睦睦拉家常，住了一夜。第三天一早，我就一溜小跑西去，翻过公婆山，不到中午到了逢集的库沟，再往西南奔北儒村，过河便到了苗家庄。那天下午祖母第二趟去场院里取柴草，正好遇上了风尘仆仆归来的孙子。
1951年春夏，我去莒南深入生活。那时已经有了直达莒南县城十字路的敞车，回家有两天就够了。在莒南与我爱人矫永确定了恋爱关系，祖母听说后，也不再在意非要找比我大4岁的不可了，没和我商量，就派大妹去把矫永搬来了。
1951年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的第一任总编、后来鲁中南区党委宣传部长于寄愚同志担任山东省文联筹委会主任和党组书记不久，又调任华东文联筹委会任秘书长、党组书记。以往人们说，于寄愚同志的调走，是因为《山东文艺》受到批判，批判的重点是于寄愚的杂文《说猫》和陶钝的《一只红色腰鼓》、《绣红旗》，听说领导层对于部长工作有“吊儿郎当，白天睡觉，晚上听曲艺人演唱”微词。其实，于部长的老特点大家都知道，他的出色的工作才能和累累政绩，也是上下都知道的。于老一生坎坷，由此开始。然而人们也忘不了于老到了华东文联，给那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如建立华东文联创作队和办刊物《文艺月报》。1951年底，创作队员最先报到的是我与陶钝、王安友。以后，山东的知侠、峻青都去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