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久后一天，一连抓到一个可疑的人，认为是敌人的探子，交给团部。陈政委命令警排审问口供3我们把他吊在房梁上，审问了一通，也没审问出什么结果。他只说是57军掉队的。”夜间押在警卫排，虽然也吊在房梁上，还得搞上一个岗哨看守。这样整了两天仍没有承认是探子。57军是东北军进关后，1938年春参加台儿庄会战后，就到咱们那块驻防。57军大都是东北人，远离家乡到关内还能打鬼子，所以老百姓对他们都很同情。我也不例外，对这个人有点同情。白天吊在梁上揍，夜间也绑得紧紧的。这天晚下，他向我求情说能不能给我松松绑，让我也好睡一会儿，咱们都是当兵的！”有的战士也讲情，我虽然没表态，心里有点同意，就去向政委请示说广那个在押的人是否给他松松綁，让他睡会儿觉？”政娄一听就火了广你太麻痹了，他是临沂鬼子派出来的探子！
你这个当排长的连起码的警惕性也没有！晚间站岗的战士在岗位上脱厂棉袄拿虱子，你这个排长是干什么的？你看你早晨出操时你那个姿态，还像个军人吗？”当着战士们的面这顿批评，直批得我难以接受，把平常的缺点通通搬出来了。最后他命令说你回去要把他吊起来！”
我问去也气呼呼地执行政委命令，这一吊，他哭咧咧地说苗排长啊，咱们是否有仇？我过在哪里得罪了你？”这样折腾了半宿，我回去躺在床上哪能睡得着？因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房里，翻来覆去地想，批评得对不对？我的确有这邱缺点，可这种方式使我太难堪了，以后我有什么脸冉带领战士？确实有个姓苏的战十在岗上脱了棉袄捉子，我也批评了他，也同情他。那时3兵的身上虱子太多了，平常哪有吋间捉它？有点时间睡觉，管它咬不咬。我有缺点，为什么平常不讲9如带人出操时，陈政委到那看看，一言不发就走了。我越想越难过，干不去了，把枪往床上一放，披着棉大衣就走在东南方向，离咱庄四五路的样了%我身上还带着侦察时的路条，离开驻地不一会儿天就亮了我就这样脱离了我参加一年零两个的抗日部队，即是开了小差，我爷爷苗广顺第一次参军的经历即到此为止。与他一起参加抗敌白卫团的这批人，最后也都七零八落，没有混成大十部的。开小差的占相名一部分。据中共沂南党史大事记载：葛德甫在建国后曾在山东嘉祥利局作，已病故。
邱维周在队伍被动委会收编后不久，转到沂南界湖镇做企业工作，因为他留学日本学过纺织。济南解放后，在省实业厅，随部队到济南接收西郊机场，接着又去了济南“五大牧场”，牧场由五位资本家合资，邱维周作为政府方一股，去担任牧场经理。1951年反五反”运动中被批斗得很厉害，原来即有严重胃病，被抬上会场批斗。1952年55岁去世。
副营长张金良死于开小差的朱成仁之手，但是我爷爷那时他已去了东北，不知道张金良的死是怎么回事。朱成仁是在邱维周第一次招兵就参加的。我爷爷说广我参加后只见过朱成仁一次，我记得邱维周对朱成仁印象怎么好，伹邱维周对好坏人分不清。”朱成仁后来当过汉奸，又在解放战争中了国民党“还乡团”，苗家庄的反动地主“五小鬼”苗仁甫是“还乡团”乡长，朱成仁是他宁下一个队长，是沂南县很有名的还乡团骨干。
我的老爷爷苗秀霖因为负伤元气损耗，而早于老老爷爷苗廷扬离世，他给我父亲的印象，有点与他的妻子高氏留在我童年中的印象相同，印象深刻而且慈祥。他很喜欢我父亲，有如我老奶奶高氏很喜欢我。家里曾经卖出的3亩地，典出半处宅子，实际也与为他还赌债有关。那半座院子和我家现在这座院子原来是连为一体的，从地图上看，这座院子没典出前，我们家的院子是直通前街。而现在只在后街上有个小门。
在我父亲的记忆中，我老爷爷苗秀霖曾三次下关东，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归。我爷爷苗广顺刚记事时，听他母亲也就是我老奶奶说：“你父亲下关东创回一块大洋。”他当时问：“一块大洋换了多少钱？”老奶奶说：“换了两吊八百。”他当时想一块大洋能换那么多？后来大了才知道，一块大洋顶六七吊，母亲对他说的也不知是真话还是谎话，因为银元确实天天在增值，铜钱在天天贬值。
我想大概正是由于老爷爷苗秀霖不属于那种有开创品质的人，所以我老奶奶高秀英从当媳妇那会儿就开始磨炼着当家做主的能力了。
苗秀霖的父亲苗廷扬，关于他一只胳膊短的问题，我爷爷说是他小时候被大娘拽坏了的。苗廷扬的父亲为苗文俊，是兄弟四个中的老三，在苗家庄的苗氏家谱中属于第十二世，约为清同治上面的咸丰或道光末年生人。大约苗文俊这个时候我们家是个过得不错的户，我们家的地和房子，便是此时苗廷扬从父亲苗文俊手上分到的。苗文俊那个时候划为富农是没有问题的，而好赌的老爷爷苗秀霖典房卖地却能给后代留下慈祥美好的记忆，也是一种人生的深刻哲理。
在中国人的姓氏里边，我们苗姓是较小的一家。一般在外边往往很大一片范围中很难碰上一个。比方说中国的作家里边，我印象里除了我父亲和我，大概还有位北京的苗培时先生。有一次冰心先生的外孙到我上学的军艺去找人，就问我是不是写过一篇连载的章回体小说，我记得那篇小说是苗培时先生的大作。无论在我读过书的学校和当过兵的近万人的陆军师里，都没碰上过姓苗的，因而小时候对苏联的谢苗诺夫这个姓特别亲切。我们家是汉族，但我时而却会引起少数民族同胞的特殊爱戴。我在师里有一次到大兴安岭达斡尔族自治旗安排转业干部，那些达斡尔族同胞听说我姓苗，对我极其亲切，而对同行的一位孙姓指导员则极冷漠。后来到贵州苗乡，那儿的苗族同胞姓龙的比较多，坐在他们的船上，我说我也是苗族后裔，他们比较认可。
我曾在一本有关中国姓氏来源的书中看到，苗姓确实来自于南方少数民族。我父亲苗得雨的《家村姓三源记》中考证：春秋战国时，楚国大夫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伯贲之子伯皇，在若敖之乱时，逃往山西的晋国，住在苗邑，在一次晋楚之战中立功，晋人赐姓为苗。苗姓自此开始，我们的老祖是真正的贵族血统。
关于苗家庄的历史沿革，我父亲苗得雨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反复考证，我爷爷苗广顺也多次在信中进行论证。我父亲在《家村姓三源记》中说：苗家庄的先辈是一对老兄弟俩。他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先辈是一担花篓从山西大槐树底下走来的，我们这一支的老祖是苗艾。后来我父亲看到了苗家庄的苗氏家谱，记载是相传于元朝末年避红巾来自江苏淮安。家谱序于清嘉庆十三年十月（1808年）十世苗坦时，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老本子家谱继续而来，最后一次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四世苗霑霖、苗润霖等筹集补序，在沂水南关华庆石印局印刷。
我父亲查阅有关资料：红巾是元末一次最大的农民起义，从江淮流域到黄河流域，开始中心在淮河上游一带。苗家庄老祖从江苏淮安避往山东沂河中游，可能正是起义大规模发展之时。
谱上长公无名，二公苗艾，家谱定他们为二世，上辈为始祖。至我父亲苗得雨为十六世，至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以及我们的孩子，就是第十七、十八世，也就是说我们家在600年左右共发展了十八代人。
我爷爷苗广顺的信上说：家谱的记载应是可靠的，但有的也不符合实际。他说老家的人过去都认为老祖是为避红头苍蝇从山西逃往淮安的，来山东应是明朝中末年间。他在哈尔滨木材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位山东牟平县的苗姓老乡，也说听家里老人讲，是从山西洪洞为避红头苍蝇逃出，在大槐树底下分的家，苗姓子孙们各奔东西。
我爷爷认为“避红头苍蝇”之说比较可信，如果只是避红巾，到附近躲一躲就行了，不至于让百姓把土地家园扔掉，逃得那么远，不再作回家的打算。红头苍蝇可能是一种大灾害，农村为了逃避虫灾举家远逃迁徙的事则比较多。
爷爷详述这些事情时已经80岁了，但头脑清晰，他在信上计算了一下，我父亲看到的家谱上的十世祖苗坦是清乾隆五十二年，乾隆以上雍正十三年，雍正以上康熙六十年、顺治十八年，这样加起来清朝到乾隆五十二年应是143年，再加明朝276年，等于419年，才传十代人，我爷爷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
1993年8月初，我带着儿子豆豆去东北长白山参加笔会，结束后顺便去了一趟哈尔滨看爷爷。下火车后，乘出租车在夜里9点钟到了道里区河江街54号楼下，楼道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拽着儿子，好不容易摸到三层，使劲敲门，门内一点声响都没有。我又敲开了邻居的门，邻居说：“苗老爷子就住对门。”
我只有继续敲下去。终于门开了，屋里的灯光下出现了我爷爷那高大瘦削的身影。他耳朵背得厉害，没听见我敲门。他是一个性格独特的人，1954年10月由陆军第36医院转业在哈尔滨木材公司工作，离休后住在这所小三居的房子里。陪伴他的是我的另外一位奶奶，我爷爷在东北又建立的一个家庭。奶奶名李连荣，另外两个姑姑一个在哈市，一个在深圳，我过去都曾见过，他们也是一家非常善良非常勤奋的人。
我和豆豆此行一方面是代表家里来看望爷爷奶奶，一方面我也想从爷爷这儿多听点苗家庄故事。但他很难听见我讲话，李连荣奶奶也在病中，我大声提问便令她感到害怕，所以我只好罢了念头。但爷爷基本听明白了，等我回到山东，很快便接到他再次写来的两封长信。
他说在他刚记事那个时候，苗家庄的确很兴旺。那时还没有沂南县，苗家庄属沂水县南乡。方圆百八十里内的村庄，包括后来成为沂南县城的界湖镇，也不如我们苗家庄出名。老祖们迁来的这个地方是沂河流域一块风景秀丽的肥沃土地。
苗家庄被沂河三面环绕，虽属沂蒙山区，但却是丘陵河流之间的上好黄土平地，不用上肥即长庄稼，下雨还不起泥。苗家庄的鸭子生蛋都是双黄的，因为鸭子吃的都是河里的鱼虾，鸭蛋油大的据说苍蝇都不敢沾。至今沂南县的礼品中，“苗蛋”仍为上品，那种咸鸭蛋裹着原生态的湾泥腌好，不煮熟，原泥原蛋放在包装精美的礼品盒里。有一次我发现邻居用惊讶的目光看我放在门口的空礼品盒子，原来那上面大字标的正是“苗蛋”二字。
而且据沂南县的人说，苗家庄的人是从来都不种菜的，要吃菜就到外边买，种菜就等于丢苗家庄人的份。当然现在苗家庄的人都很穷，客观原因很多，村领导和村民们也缺乏老祖们那种开拓业绩的精神。而从我父亲画的地图上看，苗家庄也分明是有大小菜园的，或许这些菜园都雇外人来种。县里朋友也说，从前苗家庄的围子墙也都是周围庄里人来看的，自己庄里的人不用看围子墙。当然，某些说法会被外人们过分渲染，某些落后的光荣传统肯定会被残酷的生活实际所淘汰。
爷爷说，他记事那时，苗家庄内就有两个烧锅，两个油坊，当铺、点心铺、药铺各一家，阴历一六逢集。苗家庄的渡口是沂南三大渡口之一，大路东通苗家曲、圣母冢、大店、十字路、青口，西通界湖、依汶、蒙阴、新泰。
烧锅即是制作烧酒的酒厂子。苗家庄的酒很出名，原料是纯小麦和高粱、沂河水。两个酒厂子也培养出一些酿酒的人才，苗家庄当时的兴旺是发在酒上，第一个有钱户开酒厂子的邱相廷。邱姓是苗家庄在苗姓之后迁来的另一大姓，传说来自西乡石垃。我父亲考证邱姓的始祖为齐太公封地营丘人的子孙，清朝为尊孔，避“丘”为“邱”，和苗姓不同的是，他们是来自北方的姓氏。
邱姓大多集中居住于苗家庄的村南与西南部，靠近河崖。邱家无胡同，但有梢门，南北两个梢门均有门，实际等于两个胡同，但却不称胡同。我想这些或许与北京有点相同，能住在称作胡同里的人，要么就是有身份的，要么就是有资历的北京人。后来者不管怎么着，要想住进胡同里，或者要想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作胡同，都得有些周折。
苗家庄从前共有苗邱刘陈徐，张王李高石，郑潘隋三家，水武贺宋皮，共18姓，苗邱两大家之下，刘陈两个姓多一些，且有陈家胡同，大概就是陈家迁来的时间仅次于苗家，而比邱家的资格要老得多。其他各姓均散居各处。但邱家这个后来者，在苗家庄近代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苗家庄的苗姓老祖长公一支，在村东北部一带发展，即地图上东北一个苗家胡同的那一片。二世老祖苗艾的子孙支系有的后来也远迁至临沂、沂水、蒙阴一带发展。在村里发展的只有两大支系，却铺弄了苗家庄西半部以及东苗家胡同这一大片。我们这一支系在我父亲的曾祖父的父亲苗文俊往上，有十二世文恒（文俊堂兄），为清太学生（即从前的大学生，大专或本科一类学衔）；十世老五增之独子可新之长子文章（十二世），亦为太学生；文恒子廷相（我老老爷爷苗廷扬的堂兄弟），亦太学生；文恒弟文升子廷杰（苗廷扬的堂兄弟），清授登士郎；我们这一支系再往上在清初还有四世尚弟（传说他是跨明清两朝的人），清授征士郎；五世之实，清授宣德郎；六世庚，清授修职左郎；七世斯侯，称“公”；八世桐，清太学生，妻徐氏为本邑举人徐可建公之女；九世际隆，清授迪功郎。清朝的260多年中苗家庄苗姓仅我们这一支系就延续了这么多荣耀，要是真不种菜，也是应该的。
而苗姓从苗文俊那一辈往下的十四、十五世“霖”、“广”或“玉部”（即偏旁为玉）辈时，即开始出现了衰落迹象。如我的老爷爷苗秀霖、爷爷苗广顺，他们即在此时由中上生活水平降为中中，苗姓中的地主虽仍然比较多，在村中有“西大门”和“东大门”即“大信泰”、“二信泰”，一家兄弟两个大地主，和“信丰永”一家兄弟五个中小地主，论土地“信泰”是苗家庄头号地主，一百七八十亩地。但这时也只是表现为“土财主”，子女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没有人在外面做事，虽然也有油坊和酒厂子，却没有具备邱姓地主的那种拓展商贸发展的生动活力。
而邱姓的地主虽然还不如苗姓多，有字号的即开酒厂子邱相廷的“聚丰祥”，一家兄弟五个，一个大地主和四个中地主。这弟兄五个便集居在梢门里的南半截，论土地他们不如苗家多，但钱却远比苗姓地主们多得多。他们已经开始了相当规模和意义的商贸拓展，不仅仅是在苗家庄和周围地带，远至南边郯城县的官湖、码头一带，也打入了他们的商号和烧酒等买卖，子女也读三民主义的洋学堂，到外面甚至到了外国去见识了世界。开拓商贸、宣扬科学、出现共产党员和组织武装，都是后来从北方迁来的邱姓人对于苗家庄近代史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