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议，原来是在作协内部六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范围内进行；从第七次会议起扩大吸收文化部、部队、文学研究所和音、美、剧、舞协及其他方面党员负责同志参加，同时邀请茅盾、老舍、郑振铎、臧克家等党外作家和有关同志参加，共二百多人。
有关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反右派斗争的详情以及大小人物的表现，此前不少文章颇多披露，我不累述。十年动乱时，舒群讲：反右时，作协领导人把罗烽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整风审干时的《思想自传》中评论舒群的一段话拿给他看，意在离间、瓦解，使其反目成仇。即使这样，舒群还是揭不出罗烽什么反党言论，只说过去对罗烽认识不清。为了表示罗烽一贯反党--铁证如山，人赃俱获，竟然也从这份《思想自传》里，断章取义挑出几句在大会上宣读示众，以便煽起群众的激愤。于是新案加陈案，历史加现实，顺理成章地在被批判者的脊背插上“反党”加“老手”的招牌，问成死罪！这回不再是“叉出衙外”而是“推出午门”了。
在历数罗烽反动言行的材料中有一条：1935年出狱到上海与胡风关系密切，和党的关系很不正常。问其如何密切？回答说胡风日记中有你的名字。
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爸爸在“文革”写给造反派的交代材料中说，1935年秋，经萧军介绍认识当时与鲁迅先生关系十分密切的胡风。通过和胡风的接触并未解决他想解决的党的关系问题。大约两个月后，经舒群介绍认识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领导人周扬，并通过周扬恢复了党的关系并参加“左联”。1936年爸爸办“夜哨”小丛书，选题计划有文学理论译文两本，拟请周扬和胡风翻译。胡风答应译苏联作家罗森达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胡风因为没有按时交稿到爸爸家表示歉意。同时，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谈到鲁迅先生的态度；爸爸征得周扬的同意，想在两派之间做些调解工作，并约好周扬和胡风到爸爸家谈谈。但届时胡风准时来而周扬未露面；1937年秋冬，在武汉，爸爸与聂绀弩、丽尼创办文学刊物《哨岗》后，听聂说胡来汉，并约共办《七月》杂志，爸爸未同意；1939年春，爸爸在重庆听说胡风生活颇狼狈，新生儿的鼻子被老鼠咬坏，约欧阳山、草明一起去胡家看望；1940年春夏之交，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在曾家岩举行四大刊物联合编委委员会，胡风代表《七月》、爸爸代表《文学月报》参加。1953年5月，爸爸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宣传部组织的朝鲜归俘工作组组长，其中成员有胡风，胡风因事只参加二十多天后方（扶余）的小组访问活动，未去朝鲜前线；1953年冬，作协党组扩大会研究决定胡风、谢冰心等党外作家的统战工作专人负责制。会上决定张天翼负责谢冰心、爸爸负责胡风。不久，胡风迁新居，电话邀爸爸、妈妈、丁玲、陈明去新居，并吃中饭。
他们的交往不过如此。爸爸去世后，胡风夫人梅志在谈到胡风和爸爸的关系时笑着说：“反正罗烽没整过胡风确是事实。”也许，毛病恰好出在“罗烽没整过胡风”上。
1957年6月21日，“反右”前夕，针对总支《关于1955年肃反运动中批判舒群、罗烽、白朗三同志某些思想问题的处理情况的通知》征求意见草稿中所做的“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罗烽同志在被捕中的问题是：‘是否在敌人面前犯有错误，而不是自首或叛变的问题’的提法仍然不同意”，爸爸不承认那是审讯他的记录。他给总支和审干办公室负责人杨雨民、黎辛写信：“把我的指纹印在下面，以备你们对证敌人的档案时参考。”
人人都懂得“审讯记录”必定要有本人签字画押的。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在以后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在整风“转向”后的7月，又给他扣上“自首变节”的血污帽子。
爸爸对枉加给他的罪行坦然处之。在当年处理罗烽问题的档案中留有一份始终没有本人签字的“历史结论”以及爸爸的书面声明：关于我被捕的历史结论（草稿）我已看见，因为我在敌人面前没有任何“自首”行为，因此，我不能同意这个自首的结论。我愿以党籍担保上述申明。
我恳求党再进一步调查研究，慎重复查。并请允许我保留向上级党组织申诉的机会和权利。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的批判规格逐渐升级，参加人数不断扩大。8月24日，几百人的党组扩大会上，火药味浓烈。起初，罗烽还耐着性子听别人的批判。当听到崔×再次提出他1934年哈尔滨被捕有自首行为，×××说了一句“叛徒”时，罗烽忍无可忍，霍地站起，拍着桌子，大声喊道：“我不同意！”
他连夜赶写《历史的申辩》，并在8月31日的发言中提出关于他的历史问题，要求保留向上级党组织申诉的机会。
9月12日又写《关于历史问题的申辩》。
11月26日给作协审干办公室并转中国作协总支、中宣部党委信，再一次申诉。
往事如烟。当年一幕幕场面，或许今日早已被人淡薄忘却。然而，罗烽“士可杀，不可辱”的气度犹在。三十多年后，1989年春，他在接待华东师范大学林伟民采访时说：“我，其他什么都可忍，唯独这件事决不能容忍！”
195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和9月8日《文艺报》分别刊载《罗烽、白朗串通丁、陈向党进攻》和《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深入开展--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反党面目暴露》的文章。声势浩大的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后，一9月16日和17日进行总结，出席会议者千余人。会议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作总结报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作重要讲话。1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话。这些长篇讲话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为把丁玲、罗烽等人彻底批倒批臭，1957年8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将他们15年前发表的旧作《三八节有感》（丁玲）、《野百合花》（王实味）、《论同志的“爱”与“耐”》（萧军）、《还是杂文的时代》（罗烽）四篇文章搜集、整理出版单行本《“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它》。这本小册子在出版“说明”中写到：这里收集的四篇文章，都是发表在1942年同一时期的延安《解放日报》上，《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还是杂文的时代》三篇是由丁玲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的副刊《文艺》上。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欢迎，很快地大量翻印、散发，用作反共的宣传材料。这里作为附录翻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一本反共宣传小册子，就可以证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并被当时西安的特务机关编成剧本上演。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驳“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种论调的一段话，就是针对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这篇文章的。
这里附录的这本小册子是1942年统一出版社编印的“统一丛书”之一。统一出版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出版机构。这个小册子得自胡风的家中，扉页上写有“陈守梅”（按即阿垅）字样。
在今天全国整个思想战线上开展激烈的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特别是文学界正进行着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时候，重新来阅读这些文章，对认识丁玲等人的思想面目和他们的一贯反党罪行是有帮助的。
几个月后，对于丁玲等人的批判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加猛烈的批判高潮。1958年元旦刚过，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部准备一篇对上述文章再批判的编者按语，经党组主要领导人同意，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据当时的党组成员黎辛回忆说：毛主席复信给《文艺报》说，我刚从南方视察回来，你们的材料看晚了，迟复为歉。“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及其他再批判”只有“再批判”三个字就够了。
“毛主席把这个长框标题抹得只剩下‘再批判’三个字。毛主席的复信还说，你们是文化人，文也不足，标题太长，用语太硬，批判不宜引起读者同情。”“《再批判》按语全文，毛主席也修改很多。”
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编者按语”的这批文章刊载于《文艺报》半月刊1958年第2期上。继之，《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以《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为大字标题，“介绍改版后的《文艺报》”。文章说：刚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2期有一个《再批判》的特辑，刊登了十五年前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谷雨》上发表的一批反革命的文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这些作者的名字对于读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
1942年，这是革命处于最艰苦的年月。在国际上，希特勒匪帮正在猖狂地进犯苏联，苏联红军还没有转入攻势；在国内，日寇和蒋介石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两面夹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就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下，粮饷断绝，革命队伍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整个边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忠诚的革命者，这时都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奋发有为地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克服困难。而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文艺界的反党分子却利用党和革命人民的困难，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对革命的“围剿”，对党、对人民展开了反革命的思想攻势。王实味和丁玲用他们的阴暗的眼睛和阴暗的笔，运用杂文和小说等文艺形式，把革命圣地延安描写成漆黑一团，阴森可怖，简直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王朝；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更从革命的同志关系，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关系上，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诽谤；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则起着号召反党的作用。他号召反党分子们起来，用“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杂文，来暴露所谓革命的“阴暗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反党联盟，这个联盟是以文章“讨伐”革命作为他们共同的基调。
反动派看到了这些反革命文章，真是如获至宝。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白区把他们的文章当作反共宣传的绝妙材料，给予“义务”出版，大量印发。而对于延安的革命者，这些文章的反应又是怎样呢？正像《文艺报》本期所载“编者按语”中所说的：“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可是，这些反党分子，并没有从这次严肃的思想斗争中吸取教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正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对党、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以为有机可乘，就又结成反党集团卷土重来了。可怜的是，蜉蝣撼大树，他们的进攻只是使他们自己遭到了失败，一直掉进了右派分子的泥坑。但是，人们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了解这群反党分子的来龙去脉和他们的真面目的。因而，再发表和再批判，对于深入开展文艺思想上的斗争，就有了重大的意义。“编者按语”特别着重地阐明了这种意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这一期上，和发表这些毒草的同时，还发表了批判它们的文章：林默涵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子野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批判《三八节有感》），张光年的《莎菲女士在延安》（批判《在医院中》），马铁丁的《斥（论同志之“爱”与“耐”>》，严文井的《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冯至的《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的环境，有力地驳斥了这些反党分子对于党、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无耻诽谤，具体地解剖了这些反党分子的灵魂，都有助于读者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值得大家阅读。
这个《再批判》是文艺界1958年深入思想斗争的信号之一。“编者按语”中还说：“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评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这个《再批判》，一定能推动文艺思想大辩论的进一步开展……
至此，丁玲、罗烽、艾青、白朗等反党分子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