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谁和鲁迅同日而语？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大惨案，段祺瑞政府以残酷的手段，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共有47名无事群众当场惨死或事后因重伤身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耽惨死在现场。这一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文化界的许多着名人物都纷纷以笔为箭，向无能反动的政府和国民军屠手进行声讨。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是这一系列声讨檄文中的代表作。同时，文化教育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他们或者对惨案的发生轻描淡写，或者对学生的行为做冷嚷热讽式的评论。一场围绕“三一八”惨案进行的文化声讨和各种言论见诸北京的各个报墙。
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对“三一八”惨案的性质，没有人产生过任何怀疑，珲是反动政府镇压爱国群众的典型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正义立场和勇猛态度的真实写照。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由于政治风期的不断变化，多年来对五四及稍后一段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歧见和争论。尤其是在“文革”时期，许多同鲁迅同时战斗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业绩，统统被否定了，他们中的绝人多数被划到了消极甚至反动的一面。整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卓有贡献的人物，就只剩下一个被任意曲解和别有用心地拔高的鲁迅了。这几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以及鲁迅思想的一个历史障碍。现在，学术界正在进行着清理和还原历史的工作，“人间鲁迅”的提法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提了出来。
任何一种影响都不会轻易被人们迅速认清和纠正。近读张承志的抒情文章《再致先生》（《读书》1999年第7期），这种感想就又一次涌上心头。张承志对鲁迅直呼“先生”的亲切和他对鲁迅无可置疑的向往令人欣慰，但他文章中对鲁迅之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智识阶级”的不肩和仇视却在偏颇之余，还让人有更加复杂的想法。张承志把鲁迅特立独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写到了极致。对鲁迅超乎常人的思想境界和战斗精神，他以鲁迅在《新青年》上的战斗檄文和“三一八”惨案后的态度立场，作为重要标志和例证加以论述。单就鲁迅个人而言，这种观点无可挑剔，但是，如果把鲁迅之外的中国“智识阶级”都排除在外，甚至把他们送到鲁迅的对立面，这却是一种过时的，而且是非科学的态度。《新青年》的话题太大，这里只就围绕“三一八”惨案和鲁迅的活题做一些描述，看看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三一八”惨案之惨烈在于，手无寸铁的群众示成，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无理要求而爆发的爱国运动。无论如何，政府不会向这样的群众施压甚至开枪，这是许多当时的群众和文化界人士的基本判断，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职的林语堂，在刘和珍向他请假时，就认为，“此回国民大会，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但令人发指的事件却在几小时以后发生了，笑容可亲的青年女学生惨死在枪口之下。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下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倬文或纪念文章，不如说是一束束投向反动军阀和无耻文人的匕首投枪。众所周知，1925年到1926年，鲁迅正同陈西滢进行激烈的笔战，1926年的2月底，鲁迅曾写过一组小品文章，名为《无花的蔷薇》，其中的主题，是对陈西滢及其“盟友”徐志摩的驳斥和抨击。到了他写《无花的蔷薇之二》时，已是3月18日，在这篇由九则小品组成的文聿中，前三则还是针对陈西滢和章士钊而发，到第四则，笔锋转向了刚刚发生的惨案，开笔第一句就是：“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鲁迅失去了“和平的心”，不能不把目光转向更为惊心的政治事件。我们可以想象，以鲁迅的初衷，“蓄薇”系列本是“献”给陈西滢们的“专文”，现在却成了针对社会事件发出的强烈的批判声音。这篇文章的结尾，鲁迅意味深长地写下了“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的宇样。此后，（“死地”》（3月25日）、《可惨与可笑》（3月26日）、《记念刘和珍君》（4月1日）、《空谈》（4月2日）等文章相继发表，鲁迅对惨案的态度跃然纸上。我们可以认为，惨案的发生打断了鲁迅本来的写作思路和计划，文化的论战不得不“让位”于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批判。紧接着，写于5月6日的《无花的蔷·之三》和5月23日的《新的蔷薇》，鲁迅又将目标转向了他个人的战斗，即与陈西滢、徐志摩、章士钊等人的论战。
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有他的文章作为明证，不用我们饶舌。《记念刘和珍君》被他的挚友许寿裳喻为“情文并茂，感人摄烈的伟大的抒情文”（《亡友鲁迅印象记》），现在的问题是，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选择，鲁迅是孤立的吗？鲁迅周围的“智识阶级”对这一事件又持有怎样的立场？我认为，在思想深度和批判的火力方面，鲁迅无疑站在制高点上，但对具体事件的看法和“立场选择”（张承志语），鲁迅并不孤独。在鲁迅周围，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智识阶级”代表们纷纷发表文章，对段祺瑞政府的残酷行为进行猛烈批判，他们的态度立场足以证明，鲁迅投身社会的战斗过程中，并不是一位孤立无援的战士，他的身边还有许多同他一起。诛笔伐的战友。惨案发生几天以后，林语堂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土》、《讨狗檄文》等文章，周作人发表了《关于大残杀的感想》、《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论并非睚眦之仇》等多篇文章，这一阶段，周作人的其他文章也对该事件时有论述。林语堂、周作人和鲁迅同为女师大教员，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女师大风潮”中，林周二人就一直同鲁迅站在同一立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的反应态度一致，立场鲜明。林语堂为女学生的惨遭杀害“伤心泪下”，他同时认为，她们是“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周作人在得知惨案的消息后，同样感到“可哀和可怕”，他“喝酒遣闷”，无法排释愤懑的心情，并不断向反动政府发出诘问。他们对本国政府的残忍行为的痛恨和由此产生的悲哀，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敢于赴死的义勇的感佩，同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感情主流是吻合的。
还有一点也许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对包括鲁迅在内的50位进步知识分子发出了通缉令。同鲁迅列于同一名单的还有李大钊、吴稚晖、许寿裳、周作人、孙伏园、高一涵等“智识阶级”人土。而这50人，还是从原来的一百人名单中”挑选”出来的。由此可见，反动政府想要打击的对象和害怕的“智识阶级”，绝非鲁迅一人。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惨案发生后，在北京的教育界和文化界激起极大波澜。许多青年作家和学生，纷纷以各种方式纪念死者，痛斥屠手。许广平、陆晶清等女师大学生，也都以组织悼念活动和发表文章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正义立场。据史料记栽，“北京学生总会”等学生组织，对这一惨案和与此相关的有关事件的态度十分明他们明确表示“三一八”惨案是“惨无人道，草菅人命”的为“道德人心所不容”的事件，要求严惩层手，并明确表示，要坚持战斗，“力争人民自由，完成国民革命”。（转引1926年3月24日《女师大用刊》123期文正是在这样一种爱国声浪中，鲁迅的战斗微文成为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的火种，鲁迅的思想和言论也才在历史的链条中得以显现。如果完全无视鲁迅周围和身后还有一批同样有着爱国热情和反叛精神的“智识阶级”，鲁迅的形象就会成为“鹤立鸡群”的纯然的“孤独者”。我以为，我们不能完全把鲁迅在《狂人日记》等小说中的某些思想，尤其是“孤独”地清酾于“铁厘子”中的主题和形象，简单化地等同于他在社会斗争中的思想观念和现实处块。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事实上处于弱势，但他们精神上的卓绝和超远，同样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唤醒着民众的觉悟。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对鲁迅的无原脚拔高，并不是鲁迅本人所情愿接受的。鲁迅的声音穿越历史，发出悠远的回声，但我们同样应当能够听到，他的周围，还有“智识阶级”的战友在侧应，在同声离臧。鲁迅不是神，鲁迅厉于他所生活和战斗的时代。这正是我写作此文想要表达的最终观念。
同时，在承认鲁迅是人而不是神的时候，我们还应当追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以“三一八”惨案为例，鲁迅的战斗性并不体现在激进上面。在3月18日学玍清愿之前，已同鲁迅关系亲密的女师大学生领袖许广平，在鲁迅寓所去告假，当鲁迅得知许要前去请愿时，却冷冷地说道：“请愿请愿，又是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看出鲁迅的心思，所以她留了下来，在鲁迅屋里抄起了《小说旧闻钞》一类的东西（参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鲁迅漠视群众运动，无视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佐证呢？以往，我们有意无意回避着这样的事实和问题，总害怕它们会影响鲁迅的形象，削减他的战斗力度。其实，这些事实正是打开鲁迅思想复杂性和他精神深度的一扇窗户。鲁迅在惨案后的纪念文《空谈》中就曾明确表示，“请愿的事，我一向不以为然的”，他在别的场合也传达过同样的意思。早在1925年，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就曾谈道广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这不是怯懦，也不是没有责任感。这是因为，鲁迅深知“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鲁迅并不想做激进的革命鼓动家。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敢于直面现实和敢于直面自己灵魂里的“鬼气”的勇气，他从不做作的坦荡胸怀，正是我们今天最应当学习的鲁迅精神。完全把鲁迅描述成大无畏的战士，看似崇高，其实既过时也不科学。
围绕“三一八”惨案，“智识阶级”内部确有杂音和无耻的面孔闪现。但在真理面前，这些声音显得缺乏自信和力量。陈西滢由于对女师大学生的成见和本身的政治立场，对惨案的发生发表过态度暧昧的议论，其中对杨德群女士请愿的“被迫性”的描述，激起了鲁迅、周作人以及女师大学生的一片指责声。他乏力的言论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很快就悄无声息了。而且我觉得，“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及其后的言论反响，使陈西滢意识到自己在鲁迅面前的无力，使他迅速失去同鲁迅战斗的勇气，在劝鲁迅“带住”而不能的情况下，自己先就无条件投降。张承志认为“三一八”惨案导致了事件后的一场论争，而我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三一八”事件促使鲁陈之争结束。
谁和鲁迅同日而语？我们肯定还遗漏了许多志士仁人的名宇，但仅此就能够说明，鲁迅并不是超然物外的神，鲁迅是身处黑暗现实中的勇士，鲁迅属于一个民族和历史。“三一八”是典型的例证，但绝不是惟一的例证。伟大人物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历史真实的集中和最高体现。
鲁迅：是谁的先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是这两年的事儿，有人用“先生”二字专指鲁迅，这样看上去好像很庄严、很肃穆，而且给人一种和鲁迅关系特殊，真正“慊”鲁迅的感觉。为什么“先生”就可以专指鲁迅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几十年来，尤其“文革”以后相当长时期里，中国人只能以“同志”或“师傅”相称，“先生词，只有用在鲁迅身上才不显得腐朽、没落或不革命。“鲁迅先生”，同时也是毛泽东认可和使用过的词汇，所以一提“先生”，就会有人下意识地做出反应：鲁迅。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近读张承志《再致先生》（《读书》1999年第7期）一文，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以为是小说家言，虚构；也以为是致博导、硕导的抒情文章，亲切。不承想这个“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鲁迅。因为已是一而再地“致先生”，我才想起我以上的印象从何而来了。
这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微文，作者的姿态是战士式的，一个永远在战斗着的鲁迅，一个想象中的“智识阶级”，构成了他笔下的两极世界。作者对鲁迅的尊崇令人感佩，但他对鲁迅以外的中国人的描述，却让人产生恐怖的感觉。文章给人一种鲁迅与全中国人，尤其是所谓的中国“智识阶级”过不去的印象。先看作者的全称判断：“已经不能速朽。你（指鲁迅--笔者注）只能痛苦地，与这个卑污的族种共存。”“环境与先生的当时，是那么类似。看是泱泱天下大族，中国人，其实缺乏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样的描述和判断，就把鲁迅和“中国人”这个概念决然分开。“卑污的族种”、“泱泱天下大族”中，鲁迅出污泥而不染，并以“纯洁抵抗”的姿态傲视众生。这种对“人间鲁迅”再度神话化的做法，既感陌生又似曾相识。
也许是为了强化自己对“智识阶级”的愤懑之情，也许是不想把鲁迅孤立到旁若无人的地步，张承志在中国人里又特别强调了“智识阶级”的卑污、软弱和虚伪。在作者眼里，同是中国人，“百姓们”比起“智识阶级”更能懂得鲁迅，尽管这些百姓们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想起他（指鲁迅--笔者注），就可以翻弄一回他那些不好懂的书，试着向他寻找。”“智识阶级”则不但在精神上与鲁迅无缘，而且简直就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在中国，谁遭遇了中国智识阶级的贫血气质、伪学、无节，以及下流的动作，谁就能接近鲁迅先生的本质。”这种判断不但过分绝对，而且打击面也实在太大。想一想，除了有权“再致先生”的学生以外，还有什么人能真正读懂鲁迅呢？真正是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