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鲁迅
鲁迅的作品总是被不断评说，鲁迅研究到现在差不多有80年历史了，鲁迅作品的注释仍然有待于重新做起。当我面对“鲁迅与‘文革’”这样一个研究题目时，对鲁迅作品在“文革”时期被太量翻印，对鲁迅作品的注释纷乱无边的现象惊讶不巳。“文革”十年当中，全中国的“鲁迅学习小组”、“鲁迅研究小组”，可谓数不胜数。从工厂到大学，从城市到农村，不但这样的“学习小组”四处可见，而且无论水平高低，大都有自己亲自加注的“鲁迅作品”学习读本。可以说，在“文革”期间，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是惟一可以畅行无阻的名字，鲁迅作品被收人大中小学教材，鲁迅言论被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引用到政治社论当中。这自然与广大中国读者对鲁迅不可动摇的热爱有关，与毛泽东对鲁迅曾经做出的高度评价有关，但这种情形却谈不上是鲁迅研究的荣幸。断聿取义、任意曲解、夸张利用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时期鲁迅作品包括《野草》在内，人们都可以公开阅读，但鲁迅精神却很少对“文革”的狂热运动起到什么真正：的反畨作这个历史之谜有待人们进行认真检讨。
在得迅研究这个“显学”已经到广谁有新领域可挖的今天，研究“文竿中的鲁迅形象与鲁迅作品的命运，应袅引起鲁迅研究者的认真对待。无论从政治层面、文化角度及鲁迅思想与作品出发，“鲁迅与‘文革’”这个题目都大有文章可做。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文革”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不是受到批判，就是作品无法面对读者。而鲁迅的命运却十分特殊。这个历史之谜看上去答案十分简单，真正要揭示出来却并非易事。
事实上，鲁迅研究一直就受到时势的严重影响。“文革”时期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只能从一个角度出发，那就是政治。即使在1976年10月“文革”刚刚结束、彐中全会之前一段时间，鲁迅研究也未能完全脱开极左政治的束缚。这里不妨试举一例。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0月，鲁迅晚年的一篇题为《三月的租界》的杂文备受瞩目。这篇杂文在此前的鲁迅研究中并不十分醒目，此时却作为一篇鲁迅的战斗檄文不断被人评说。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篇杂文是针对当时在上海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而发。1935年，鲁迅为东北作家萧军（田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文中对这部小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严肃，紧张”，“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而张春桥却化名“狄克”，于次年初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攻击《八月的乡村》“技术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在当时的形势下，“狄克”的言论具有超出文学批评的意味。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中对“狄克”的言论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其实就是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篇文章一方面维护了（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同时也揭示了张春桥的真实面目。
如果结合“文革”背景来看，我们会发现，“文革”前的鲁迅研究界，这篇杂文并不十分引人注意，也少有论者认为它是一篇战斗性极强的檄文，“文革”期间就更不可能了。如果翻阅一下“文革”时期出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鲁迅杂文选本，这篇杂文往往不在其中。对“狄克”是谁，也同样讳莫如深。1956年版的《鲁迅全集》中，《三月的租界》有四条注释，人名注释中有“田军”、“吉须”（捷克作家）条，却对要害人物“狄克”未加注释。到1981年的16卷本“全集”，已将“狄克”与张春桥的关系进行了注释。文学史着作也是如此，1956年，刘缓松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在论及《八月的乡村》时，并未提及“狄克”这一“插曲”。到1981年唐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特别将这一事件作为评述《八月的乡村》的内容之一。那么，长期以来，“狄克”是谁，为什么不能指出，其中又有什么情形，这样的问题并非不值得去问。
可以肯定的是广狄克”就是张春桥这个简单答案，并不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被人们考证出来的，因为在“四人帮”刚刚垮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署名任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批判文章（1976年10月22日），以学习鲁迅《三月的租界》为出发点，意在“识别和揭露那些混人革命队伍的假革命和投降派”。《人民日报》还在几天后的10月31日发表了“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题为《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的文章，更加详细地叙说了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的前前后后，并依此对张春桥的历史污迹进行毫无保留的批判。而同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署名聚石的文章：《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读鲁迅的《三月的租界》》。几乎同时，《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都有同类埋目的文章发衣，1976年10月，中华15局还即寸出版了专书《鲁迅批判“狄克”》，北方人民出版社于次年5月出版了《鲁迅论假筝命和反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批判假革命和投降派文选》。《三月的租界》及其相关问题一时成为全社会必须关心和学习的对象。
那么，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张春桥作为文人是一个什么的角色呢？鲁迅在1936年5月4上《致王冶秋》信中曾明确指出，像“狄克”这样的文人，“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鲁迅并未真正把他放在眼里。而1976年的“狄克”由于上述文章的集中出现，一下子成为与鲁迅相关的最大话题。从民期的讳莫如深到一时间的强烈批判，这之间的差异早已不是学术批判的问题。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选》中，上举的鲁迅《致王冶秋》信被收人，其中的一条注释颇有意味，鲁迅信中提到的所谓“英雄们”，从信的后半部分看，专用以讽剌“狄克”等人，而编者们的注释郯只是“指周扬一伙”的含混说法。“狄克”之谜是在张春挢垮台后一夜间被确指出来的，这可不是一个学术失误问题。
由此一例不难看出，鲁迅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及之前、之后一段时间，对鲁迅的认识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当中。小小“狄克”从无人知晓到大报集中火力批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情形。在人们把《三月的租界》当做突然发现的檄文学习时，似乎只注意到了“狄克”，而忘记了问一下，《八月的乡村》及其作者萧军在“文革”中的命运如何？
“‘文革’中的鲁迅”是一个值得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系统研究、认真对待的题目。螫迅形象的变异，鲁迅思想研究的绝对化理解，鲁迅言论的断章取义及被各色人等拿来政治利用，鲁迅小说主题的政治化理解，当然也包括鲁迅佚文的发现，鲁迅书信选本的容量变化，造成这些后果的政治、文化、艺术、语言原因，等等。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会使我们对鲁迅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反思和彻底的清理，不但有助于总结历史，而且有助于鲁迅研究的未来发展。
“文革”中的“鲁迅语录”
“文革”期间，鲁迅语录是另一种“红宝书”，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工厂里的“鲁迅学习小组”，差不多都曾经编过鲁迅语录，我在旧书市场里已经买到十多种不同的选本。对于为什么鲁迅言论在二三卜年代，曾被激进的“革命文学”家们认定是保守、过时，而在“文革”这样左到极端的时期，却能编出一册册的“语录”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活学活用”的问题。我正在寻找“文革”“鲁迅语录”中歪曲原意、片面理解、任意利用的证据。
几乎所有“文革”期间编辑成的“鲁迅语录”，都有大致相同的“专题”，共同的特点，是突出“语录”中的政治性。大部分“语录”同时也会在语录的后半部分列上“文学、艺术”、“教育”等专题，且不论编选原则如何。
就“鲁迅语录”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论来看，主要是选择鲁迅与同时代文人迸行论争时的言论，将特殊大而化之为一般，把对具体个人的看法当做对知识分子的一般评价。一册1967年由北京石油学院“红代会”编选的语录中，把1923年鲁迅致孙伏园的一封信中的片言只语收录进来。鲁迅本来是针对一个叫钟孟公的人，对当时《晨报》开展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满，呼吁停止的言论而发。鲁迅认为钟的言论太旧，劝孙伏园不妨将“爱情定则”一类的讨论继续下去。我们可以肯定，“爱情定则”的讨论移到“文革”初期进行，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但编选者完全不管具体的事件，而只取其中一点，用于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这几句话是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几句话于是成了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鼓动性言论。“语录”特别注意搜求能够用于开展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言论，甚至将鲁迅关于“自我解剖”方面的言论也断章取义地集中在一起，用来教育当下的知识分子。
研究这些语录的共同特点，对研究鲁迅、研究“文革”都不乏启示。
从“骂”处着眼
鲁迅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中的风风雨雨一言准尽。80年代初，伴随着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鲁迅研究曾出现过一度辉煌。硕果累累不必说，单是鲁迅研究方面的期刊和丛书就成为一道醒目的景观。9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热度有所下降，说鲁迅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时期似不过分。这两年，关于鲁迅的书又多了起来，尤其是在出版界掀起现代作家作品“编选热”的情形下，鲁迅又被推到了前台。但《鲁迅全集》久销不衮，名篇佳作人们耳熟能详，要编选出个独特味道来，口[谓不易。敏锐的人们还是找到了突破口，掀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又一次鲁迅热。这个突破。不是别的，是鲁迅的“骂人”与被从“骂”处着眼，是研究鲁迅的人可以大谈一回的话题，书市上以此为题的书有多种，书名可称人胆，比如“一个都不宽恕”、“亵渎”、“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等等。鲁迅的“骂人”与被“骂”，确为鲁迅研究里不可绕开的题目。但自儿十年以前，人们已经不用“骂”这个刺人眼目、缺少原则的字眼儿来概括。“污蔑”与“批判”，是对鲁迅在文化战线的斗争所做的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总结。用“骂”代替“批判”，用“被骂”代替“污蔑”，概念的代换意味着态度的转换、深度的消解。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前两年文化界对曾被鲁迅“骂”过，因而在政治上似乎“永世不得翻身”的人物开始了逐一“翻案”，鲁迅与这些人的恩怨也势必会被研究者时有提及，鲁迅形象受到了或显或隐的挑战。从鲁迅这个最大的“主体”出发，收集、整理鲁迅与他的论敌的论文选，评说鲁迅在“骂”与被“骂”过程中的长短得失，就成为鲁迅研究者不能不面对的题目。这些书虽然只是专题结集，却一反鲁迅研究着作销路不畅的局面，印数在学术着作中相当可观。“骂”字的选择可谓意味深长，与“批判”相比，“骂”是一个在原则上处于中性状态的词；与“污蔑”相比，“被骂”是一个可以正常讨论的问题。“骂”，混合了得理与失据两种可能，“批判”则是没有让步条件的抨击广被骂”掺杂了得理不饶人和无理取闹两种因素，“污蔑”则是不折不扣的皁劣行径。从目前所见的以“骂”为题的书中，编着者的态度仍然站在维护鲁迅形象的立场上面，还不是为被鲁迅“骂”过的人翻案，但态度已发生逆转。上百个“骂”过鲁迅和被鲁迅“骂”过的人物已不再是反面角色，成为论战的另一方。鲁迅研究因“骂”字而带来的局面上的微妙变化着实有趣。“骂”暗示了鲁迅不再被神化；被“骂”包含了真理问题可以讨论的态度。“骂”这个伦理话题的出现，会给鲁迅研究带来什么影响，现在还无法给出定论，但它却无疑成为当下文化界，尤其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道突出景观，让人无法漠视。文学界目前正处于“骂”派批评悄然兴起的时期，纷争不断，官司多多，鲁迅的“骂”与被“骂”，在这样的时候被集中挖掘和讨论，实在酎人寻味。
1925年的鲁迅
1925年，鲁迅45岁，这一年对鲁迅的一生来说，都显得十分重要又十分特别。无论从社会活动还是创作经历，抑或是个人倩感经历而言，1925年都是鲁迅一生中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第一天，鲁迅写下了散文诗《希望》，并在这一年里完成了《野草》的写作，这是一部记录作家心灵轨迹的重要着作，也是鲁迅艺术探索途中的经典作品。
1925年的鲁迅，继续他的小说创作，《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离婚》等都创作于这一年，《离婚》是鲁迅小说的终结之作3他的杂文创作迸人了一个新阶段。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在这一年结集出版，杂文创作也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特点。1925年对鲁迅来说是多事之秋女师大风潮”中，他因公开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于8月遭到教育部长章士钊的“革职”。也由于“女师大风潮‘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者展开笔战，充分展示了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杂文笔法更显锋芒，确立了杂文文体参与现实的品格和论战的风格。《华盖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就写作于这一年。
这一年的鲁迅，肺病复发，这对他今后的生命历程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对鲁迅人生命运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他在这一年结识了许广平，两人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也可以说，1925年是《两地书》的第一个年头。
1925年的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更多地与现实结合，《野草》是一个思想者和一位艺术家积郁灵魂深处的“地火”喷发，《伤逝》、《离婚》等小说在艺术上更臻“圆熟”，结尾却少了《呐喊》时期的“亮色”。
1925年的鲁迅，在年初的2月，因《青年必读书》这不足千字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的议论中心，守旧者的反对之声并不是最可怕的，许多青年对他“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的误解，才真正让他产生内心深处的悲凉。
1925年的鲁迅，还继续翻译厨川白村的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就在这一年年底完成。这一年，他还与韦素园、李霁野等组成“末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无论站在何种角度看，1925年的鲁迅，都显得那样意味深长，鲁迅的思想、情绪、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都在这一年浓缩，生发出许多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鲁迅传记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种，并还在继续增加，而我以为，把1925年的鲁迅抽取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放大，那会得到多少“线性”描述难以发现的内涵和深度，这样一种描述，对读者了解鲁迅精神世界，又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陈西滢：鲁迅的第一个论敌
鲁迅一生和无以数计的人进行过论战，近年来学术界兴起一股讨论“鲁迅与他的论敌”的热潮，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鲁迅的论战对手，大多为中国现代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名人，或作家或学者，治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人自然要在一个开放的风气中，重新论证这些人物的是非长短，尤以为他们正名为主，这其中常常要涉及鲁迅和他们之间的笔战。有关鲁迅和他“骂过的人”，鲁迅和他的“论敌”的文章、着作、文选，为数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