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这里是一个黑人的国度。岛上的种植园全部划分成了一座座农场。过去的军医院和仓库是臭气熏天、蚊蝇成群、污泥满地的地方，不少伤病员死在这里。现在，这儿建起了许多整洁的房舍，都有窗户和阳台。路上的障碍物也清除了，路百打扫得干干净净；路的尽头是一座板棚，人们在这儿开设了一间食品店。田野上，黑人农民正在耕种，他们高举长鞭，同骡子一道奔跑，活像一群活蹦乱跳的少年。
“我们搞到一笔贷款，买了骡和犁，”戴维向哈丽特解释道，“还运来了够1000人吃的粮食。我们办起一间铁匠作坊，一家制鞋厂……”
“还办了学校，”简·贝利兴高采烈地说，“有两间教室，教室里还有火炉，有黑板、粉笔。”
“没人来找麻烦吗？”哈丽特问。
“他们想干涉我们，”刚果·吉姆嘀咕道，“国会要我们迁走，但我们拒绝交出这块土地。不久，开来了一个营，大伙就敲响战鼓。双方都荷枪实弹。我们挖战壕，在港口设障碍。我叫我们的队伍一字儿排开。白人军官一看，说：‘莫非你们过去都当过兵？’我答道：‘完全不错，先生。整个海岸上，优秀射手有的是。’他又瞧了瞧，说：‘可怕！这阵势真威风！好久不见这样的阵势了。’最后，他把他的一营人带走了，事情也就此了结。”
“这比那些决议厉害多了！”戴维快活地添上一句。
简·贝利带哈丽特去参观学校。她在黑板上醒目地写下一个“A”，孩子们就拖长声音念出它的名称音。有生以来，哈丽特第二次觉得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已经50开外的年纪，可至今仍然一字不识！
8 许多年后
过了很多年，国会仍然拒不发给哈丽特退休金。她住在奥本，在菜园里种些土豆卖给邻居，聊以度日。当地小学一位女教师萨娜·布拉德福请她到厨房里喝茶，听她讲“地下铁道乘务员”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惊险故事。关于自己的往事，哈丽特真觉得历历在目。
“太太，我的列车可从没出过轨呀，”她说，“我的旅客，也从来没有弄丢一个。”
那庄重而沙哑的声音，可以叫人一连听上几个钟头。
1867年，哈丽特的丈夫约翰·塔布曼，在马里兰一条乡间小道上碰到一个叫文森特的木匠。那木匠喝得酩酊大醉，用拳头揍约翰滋事。约翰手中惟一的武器就是一只斑卓琴，他向木匠劈头打去，班卓琴裂成两段。木匠拔出手枪，一枪打死了这个“该死的黑鬼”。他为此仅被罚了5个美元，而哈丽特却从此成了寡妇。
她到墓地去了一次。那儿葬着许多老年人：本·罗斯、老丽特、采牡蛎的比尔及其妻子。在墓地上，她为快乐的乐师约翰·塔布曼作了祷告，愿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不过，这丝毫也没有使她的心情轻松。返家的路上，她碰见一个瘦高个儿的人。他背着挎包，在奥本大街上悠闲自在地边走边打口哨。当他走近哈丽特的时候，伸出一只手搭在哈丽特肩上。
“走开！”她怫然骂了一声，一把将那人推到墙边。
“一点没错，”那人揉揉在墙上碰疼的脊背，高兴地说，“正是你，哈丽特·塔布曼！”
哈丽特打量着他：这一对开朗的灰眼睛，额上那一绺淡淡的头发，她在哪儿见到过呢？
“啊，天哪，你是贝茨！”
“正是我呀！”贝茨说，“真没想到会遇上您！您就住在奥本吧？我从特洛伊步行去匹兹堡。”
“有铁路啊！”
“没钱哪，哈丽特！我失业了。”
“我帮你借去。”
“我拿什么还呢！您以为匹兹堡会有人用花环来欢迎我吗？我在特洛伊是印刷工，为组织印刷业联盟，我被开除了。再早，我在芝加哥当印刷工，因为组织罢工，被一脚踢了出来。”
哈丽特微笑着说：
“贝茨，您可真是个危险的阴谋家！”
“天性如此。我不会像温多维希望那样，跪着去乞求工作。我要去要求工作！”
哈丽特把他带到自己家里，拿出食品和葱款待他。贝茨则向她谈起工人的情况，谈起代表大会，以及冲突和罢工。
“你们的工人还喜欢黑人。”哈丽特说。
“这种人有。他们担心黑人会卑躬屈膝地去乞求工作，半价出卖自己的劳动。”
“要是人家不把你当人看，你怎么办？”哈丽特忿忿地说。
“假如我们说服白人和黑人共同斗争，就不会出现半价的问题了。”贝茨说，“我们就能把资本家拉下马……所有的人，只能分为两种：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当叛乱的旗帜从里士满降下时，我曾以为战争就此结束了。可是，我错了：战争还在继续，一切都还在前面。”
“‘一切都还在前面’吗？对像我这种年龄的人，这已经不大现实了。我已经老大一把年纪了。”
“这不是说您，也不是说我。”贝茨指正道，“我自己年岁也不小了。一切都在我们民族的前面。”
“这些事，我们是看不到了，”哈丽特说。
“就算是这样吧。我祖父就没见到过我，我也无法看到我的曾孙。可是，我祖父活着是为了我，而我呢，是为了我的曾孙。对吗？”
“可我没有孩子。”哈丽特说。
“戴维和简·贝利会有孩子啊，不都是一样吗？孩子们会记起我们的。要是他们忘却了，作家们就会写书提醒他们。书籍是永存的呀！”
他紧紧地握了握哈丽特的手，以一个惯于长途跋涉的人那种从容不迫的步子，大跨着步沿街走去。“一切都还在前面，可他的头发都花白了！”哈丽特想，“不过他是对的，书里会记下我们。”
第二天，她来到萨娜·布拉德福家中，请这位女教师教她写字，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她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用粗糙的手照着识字课本中头几个字母初学涂鸦。她练了很久，直到记住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为止。以后，“学习的海洋”可就拦住了她的去路，因为英语单词的书写和发音有差异。
1869年，她同一名内战复员军人纳尔逊·戴维斯结婚了。戴维斯患着结核病，哈丽特要操心的事就更多了。
他们共同捱过了19个困苦的年头。1888年，哈丽特为她的第二个丈夫送了葬，她又变成孑然一身，独留人世了。
戴维和简·贝利有时来看望她。
戴维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当制动员，经常乘货车来来去去。他曾两次遭到别人射击，有一次被抛到路基下面去了。
“你那光明的自由天堂在哪儿啊？”当他手上扎着绷带，到哈丽特家来的时候，哈丽特问道。
“会到来的，”戴维说，“什么事都不会落空，海特婶婶。我们还在一道前进，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千万人在前进！’”
也许这话不错。可是谁将看见这座天堂呢？是那些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做魔山羊游戏的孩子们吗？
她自己还能活多久呢？
每当夜幕降临，她就坐在火炉边一只瘸腿的藤椅上，想啊，想啊。她希望理解她这一生的意义。她曾经立志解救黑人，可她究竟做好了哪件事呢？难道黑人已经获得自由了吗？
这是一间简陋的大屋子，屋角上，萨娜·布拉德福送她的壁钟嘀嗒作响。这架壁钟很巧妙，每过一刻钟，它就鸣响一次，仿佛在嘲笑她似的：“嘿！哈丽特，一刻钟又过去了，你还没想出个头绪吗？……”
要是只想想个人私事，那其实很简单。贝茨说得有理：不应当考虑自己，要考虑别人，考虑过去和将来的人。
过去曾有一个人称“老本”的伐木工，叫本·罗斯，是个老老好好的人，可一辈子都做牛做马；除了“森林大伯”外，他什么都不相信：他真正喜欢的东西，就只有绿色的森林。
后来，他的女儿——人们称她作“摩西”——长大了，老了，她找到了砸碎锁链的力量。她曾独个儿在森林中活动，把黑奴一个个从种植园带走，还要他们坚信美国的自由和幸福。现在，她又孤孤独独地坐在瘸腿藤椅上，守着慢悠悠阴燃的火炉……
时钟又响起来：“哈丽特，怎么，你还没想出什么来呀？”
戴维和简·贝利住在远方，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他们曾拿起武器，投入国内战争，他们都是军人。现在，他们在号召黑人为自己的未来而战。
像戴维和简·贝利这样的人，奴隶制在他们心中没留下一点痕迹。可是，他们的日子十分艰难，而离自由又还非常遥远。
时钟又响起来：“怎么，哈丽特，你还没想出什么来吗？”
戴维和简·贝利的孩子们住在北方，当工人。刚果·吉姆的孩子在南方种田。他们再也不用躲在森林里，躲在满途泥污的沼地上。他们一群群在大街上行走。
现在是那些白人骑士不敢见天日的时候了；他们只能像强盗一样，蒙了面，偷偷出来袭击人们……
时钟又响起来：“怎么，哈丽特？……”
哈丽特从椅子上转过身来，笑盈盈地低声说：
“时钟啊！别再担心了，即使我不能活到自由的那一天，别人也能活到的。我只是千里长河中的一段水流，这长河既不以我开始，也不以我告终。我的背后是涓涓的细流，我的前面却是一片浩浩的瀑布。无论杰西·巴林顿一伙怎样挣扎，他们永远不可能使江河倒流，让瀑布止息！”
她沉默了很久。时钟又鸣响了一次。这一次，那声音听起来令人安心了。
“我还能看到些什么呢？”哈丽特喃喃地说，“我还能活很久吗？时钟，告诉我呀！”
时钟没有回答，它只能报时。
她活了很久很久。美国激荡的历史篇章继续在她面前一页页沙沙翻过。
萨娜·布拉德福指着报上的字行，声音颤抖地给她念道：
“被共产主义鬼迷心窍的人完全控制了匹兹堡政权。”
哈丽特不禁微笑起来，她知道这全是谎言。贝茨的朋友们不可能是一伙鬼迷心窍的人。然而，当北方军队和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的时候，在南方，黑人的宿敌则一个个在政界粉墨登场。
杰西·巴林顿老太太写了一本流露出她的真情实感的大部头著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叙述南方一座种植园如何遭到破坏，种植园惟一的女继承人如何孤零零地流落在一群毫无教养、居心险恶的黑鬼之中。她以激愤的感情和委屈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破产的白种爵士夫人深重的苦难和崇高的骁勇精神。小说还描写了伊利诺斯州一个名叫阿伯拉罕·林肯的伐木工，写了他的蠢笨和可笑。作者也没忘记奶奶的竖琴，没忘记老花园里那馥郁的花香。杰西号召人们等待着，希望着，把对往事的神圣回忆深藏心底。小说的名字叫《被击溃的人们》。
哈丽特年届70了。她的朋友们又向国会提出请求，给这位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颁发养老金。不过，单是“英雄”和“国内战争”这些字眼，就激起了一番愤怒的詈骂。她算什么“英雄”？只不过是“各州间纷繁战事的参与者”罢了！
何况，对这个“参与者”也没发放养老金。于是，哈丽特的朋友去找军部，最终同意每月发给20美元。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她“参与”了国内战争，仅仅是由于她是在合众国第八步兵团四连光荣服役过的士兵纳尔逊·戴维斯的遗孀。
20块钱！这只能半饥半饱地维持10天。
岁月如流，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了。新的一代又投入了战斗。
1910年，哈丽特的邻居带她去看了一次新近发明的所谓“电影”或“活动画”，内容是在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在离林肯墓不远的地方发生的一次蹂躏黑人的暴行。在一张雪白的大床单上，映出了抗议游行的情景：一群黑人小女孩，身穿白色连衣裙，手牵手地在头上挥动一幅标语，上面写着：“爸爸、妈妈，为什么人家总要杀死我们！”
哈丽特离开一团漆黑的“电影”棚来到街上，这时，两个白人——一个拿伞的太太和一个带照相机的先生——向她走来。
“喂，老太太！”那位先生喊道，“你知道国内战争的英雄摩西·塔布曼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吗？我们想给他照张相。”
“摩西·塔布曼？”哈丽特不解地说，“您以为她是男的吗？”
“难道女人也能叫摩西？”照相的人问。
“我们听说她有许多动人心弦的奇遇。”太太补上一句。
哈丽特放声大笑起来。
“摩西死了，”她说，“因为她太恼怒，她的心变成了石头，所以就死了。”
那位先生和他的太太面面相觑。
他俩一定在想：这老婆子准是神经病。
“她在说些什么恼怒啊？”太太说，“黑人好像早就享有各种权利了吧，他们还需要什么呀？”
哈丽特没听见这些话。她拄着拐杖，踏着细碎的步子，匆匆回家去了。
很久以前，她曾在窗下种了一株苹果树。
天长日久，苹果树长大了，长粗壮了。那轻软的树叶遮住了窗口。夏天，金绿色的光斑错杂地撒落在地板上、床上。
1913年2月，就在这张床上，哈丽特整整躺了一个月。
她患着肺炎。
当她发着高烧的时候，她一会儿看见手持家规鞭的红头发苏珊太太，一会儿又看见瓦格纳炮台的斜坡上硝烟弥漫，看见平奇阵亡后的面庞。后来，又看见白宫附近哨兵刺刀上系着的黑纱。末了，又看见乘务员愤恨得变了形的面孔，还听见他那“黑人打白人”的哀号。哈丽特又哭起来。
如果是简·贝利，那是不会哭的。简·贝利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人。
早上，烧退了。汗水从受过伤的额头上冒出来，她已无力去擦拭。但是，她觉得轻松了一点。
苹果树枝的阴影在被子上移动。春风在窗外飒飒有声。但哈丽特觉得那不是风声，而是马里兰的原始森林在呐喊。她觉得她好像正在林中旷地上，斧声笃笃，老本赞许地叫道：“啊—嗨—啊，海特！让他们瞧瞧你怎样放倒希可利爷爷吧！”太阳透过树叶，一道金光直射下来，就像一注蜂蜜，从土罐倒进绿色的盘子里。
青春一去不返，却能尽情回忆。
尽管哈丽特觉得她的手脚越来越冷，却感到病势在好转。空气是清新的，像在森林里一样，弥漫着树脂的气息。
她微微一笑，轻轻翕动着嘴唇，低声道：
“一切都在前面……孩子们……人们……”她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了。
1913年3月10日早上8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她最后听见的，是小提琴幽婉的琴声；她最后梦见的，是萨姆·格林的琴弓正指向北极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