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际遇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连绵，饥馑成灾，饿殍遍野。中国政府“安内”无方，国家四分五裂，虽有中央政府，却不能号令四方；社会没有进步反而倒退；“攘外”无能，丧权失地，日寇得寸进尺，蚕食鲸吞，民族危机。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能排除内忧外患吗？上海之战，十九路军的英勇奋起，使斯诺兴奋过，“一二·九”运动更使斯诺为之叫好。这些都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但谁能领导好？中国最后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斯诺仍继续寻找着这个答案。他惟一没有见到过的被官方宣布为“赤匪”并要加以剿灭的人们，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是中国的最后希望吗？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以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记者（除了史沫特莱以外）见到过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进攻中心城市失败后退向了艰苦的农村，他们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发展力量。但他们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国民党方面宣布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刊登朱德和毛泽东等“匪首”的死讯；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再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全国通缉令，巨额悬赏“匪首”们的首级。
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是一幅混乱的、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景象。西方记者们只是依靠间接材料进行报道，多数是错误的，也有少数是真实的，结果却往往是真假难辨。而国民党方面的传播媒介宣传的是耸人听闻的材料：共产共妻、无情无义、凶残暴虐、杀人越货……。斯诺无法印证。他从宋庆龄等人那儿也了解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事情，他感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在活动，“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者的幻觉”。史沫特莱是较早报道共产党、红军的西方记者，由于她同情和赞成共产主义运动，西方人不太注重她的报道。正是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见，他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曾掩护过共产党人、红军指挥员。早在上海时，斯诺通过海伦，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获取了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报告。但这些各方面的材料都不足以为凭。
斯诺保持着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特性，他要亲眼去观察。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理逊·史密斯预付稿费750美元，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当时，斯诺满以为可以找机会会见一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当他试探可否对苏区进行访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访问苏区是不可能的。于是，斯诺只好回信给史密斯，“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但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作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此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行踪不定，更加难以接近，斯诺无法进行采访报道。
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界其所以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关注远东的中国，是因为它们想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因为此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威胁国际和平，威胁到英美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西方纳粹主义的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日益成为凶悍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国际社会希望成立反战力量同盟。斯诺后来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当时西方各列强出于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奇迹。它们幻想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把日本拖进泥淖，使其不能进攻真正的目标——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因为在当时，它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而中共则早在1932年就宣布对日作战了。所以，它们迫切需要了解“红色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经过长征，中央机关所在部队已安全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巩固发展了陕北根据地，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长期的被“围剿”，外界不甚明了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共产党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关于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与政策、纲领与主张。共产党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让全国民众认识共产党，认识国民党不抵抗的内战政策。在红军出师东征，要求到前线去抗日受阻后，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回师通电后，更觉应借助外界宣传渠道，介绍共产党及其政策和主张。于是设想邀请一两个对中国人民是公正的、友好的，又是正直的、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以便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很快从进步学生那里传到斯诺耳朵里。斯诺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开始积极行动，要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他从1934年起一直在寻找去苏区了解共产党地区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秘密停火协议，建立了局部统一战线。这样，通往苏区的道路封锁状况有所松动了。斯诺感到“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一个曾在斯诺家中参加筹划“一二·九”运动的戴维（实际上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柯庆施，建国后任过华东局书记，斯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表示愿意给予帮助。后来柯庆施离开北京去了天津，3月份，他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说访问可以实现，请斯诺给予答复并做好访问准备。斯诺无法跟行踪不定的柯庆施及时联系，等得十分焦急。5月，斯诺又得到确切消息：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了停火协定，进入陕北红色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斯诺急不可耐，没等柯庆施的复信，就南下到上海去找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联系好去陕北访问的办法，他一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富有戏剧性的是：宋庆龄刚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想到了斯诺，正好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宋庆龄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选定了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她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
斯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喜不胜喜。他把要去苏区访问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编辑部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同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将给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北美报纸联盟”、《纽约太阳报》得知后也表示支持、给予资助。这样，斯诺获得足够的经费去完成此行计划，斯诺对能去苏区访问，并获得多方支持，很是激动。他说：“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对苏区的访问，成为斯诺走向成功的起点。
2跨越卢比康河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凯·维）先生（刘少奇的代号）授意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通过北方大学的教授徐冰（共产党员）转交给斯诺。徐教授告诉斯诺：你可以去西安了，在那儿将有人护送你到陕北。斯诺立即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内紧外松，找来能够找到的各种防疫疫苗（如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打上这些防疫针，以预防传闻中说的糟糕的疾病缠绕，他还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及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还有一枝用来自卫的勃朗宁手枪。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之际，他给在美国的出版商史密斯和老朋友汉斯写了一封绝密信，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斯诺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旅程，他坐上直快列车，先南下郑州，再转车去西安。此时斯诺的心情十分复杂，即兴奋又略带些担忧，此行前途未卜。“瞻望前程，我感到异常兴奋。当我坐快车到西安去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破釜沉舟了”。后来，他多次称这次旅行是“跨越卢比康河”（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之战中，恺撒与庞培对峙于卢比康河两岸，恺撒以弱对强，率军勇敢地跨越河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国家流传下来后，成为成语故事）。
斯诺在上海寻求宋庆龄的帮助时，对访问红区就心存忧虑。因为曾多次有人想通过西安去红区时受阻，他又能否成功？况且到保安去的这条路既长又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即使到了红区后，一个外国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否被当做间谍处置？等等。宋庆龄向他作了说明，旅程中将有周密的安排，会成功的；而且他的访问报道将“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虽然宋庆龄消除了斯诺的一些疑虑，但斯诺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铁路、公路沿线各站、卡都有军警、特务监视，土匪在这一带又十分猖獗，西北地区疾病、瘟疫流行；通往红区的道路又崎岖漫长，食物粗砺，语言不通。这对于过惯了城市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
斯诺坐在车上，心里默默地想：“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我的这一次调查”，“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同车坐在对面的一老者与一年轻人正谈论着一个话题，即共产党是否是土匪。那年轻人说道共产党带领农民造反，打富济贫好，但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财主不太好。那老者则认为相反，最好小声点，不要让别人听见了。两人一直争论着。这使斯诺联想起来了。那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那里的被称作为“赤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工作、学习、恋爱、娱乐、穿衣与其他中国人是否不同？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怎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们为什么能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严厉打击下生存？他们能经得起国民党的进一步“围剿”吗？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原则、政策如何？他们的前途如何？……一系列问题不断闪现在斯诺的脑海。
斯诺在西安下车后，按预定地点下榻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从上海出发的健壮结实、满头粗发、时年26岁的美国年轻医生马海德也来到招待所。在宿舍里，他们说他们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学家，他们在等待另外的科学考察队员。实际上，他们在等待接头人。
几天后，一个身体肥胖、口操英语、自称姓王的牧师来到招待所，在服务台查看了旅客登记表，发现斯诺和马海德都已住进招待所，甚为惊喜。于是他立即按商定的暗语去拜访斯诺与马海德。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道：“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和马海德立即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了，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印有英语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明信片，马海德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王牧师拿出自己的半张明信片和半张钞票，拼对完全吻合，双方都会心地笑了。这位“王牧师”是中共地下党派来西安协助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的联络员。因为王牧师（实为董健吾）一则与张学良关系特殊，他曾于2月中旬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身份到过西安，结识了张学良，并借张学良座机飞往延安。所以再由他与张学良联系方便些。二则他懂英语，以牧师身份出现，又便于和外国人接触，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王牧师”的出现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由他充当联络员再也合适不过。
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董健吾与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及刘鼎在一起研究行动计划。他们原定陆路和空中通道两个方案，认为坐飞机快捷，可借张学良座机。但经讨论，认为空中通道不妥，易暴露目标，一旦泄密会连累张学良，不如改坐汽车安全。最后决定走陆路，由刘鼎陪同护送出国统区。在这期间，王牧师每天抽时间与斯诺、马海德一起聊天四五个小时，话题涉及个人、社会时局、共产党的一些情况等。谈话很投机，使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快慰。斯诺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此后，斯诺与董健吾一直相互惦念着。斯诺一直惦记着“王牧师”，一谈到西安之行，总是会心地微笑。而“王牧师”则盼着重逢，在与其子女的谈话中时常提到斯诺。在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时，他们未能见面，“王牧师”抱憾辞世。
行动方案决定后，“王牧师”通知斯诺、马海德作好准备，并从张学良处借来一辆挂窗帘的汽车。清晨，他们以游览西安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名，驶出西安城，来到城郊，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邓发、刘鼎会晤。斯诺见到一位身着东北军军服、皮肤黝黑的军官，戴着一副墨镜站在那里。这位军官走过来，劈头盖脑地问斯诺：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邓发。他伸出像铁爪似的双手紧紧握住斯诺的手，使斯诺痛得倒退了一步。斯诺立即想起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特工头？！”邓发代表党中央对斯诺不辞劳苦和风险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将给予一切方便和帮助，要什么给什么。斯诺问道：我要你的照片和日记，你会给吗？邓发爽朗地回答：“当然可以。”后来斯诺如愿以偿。
寒暄过后，邓发给斯诺和马海德发了特别通行证，并安排他们立即换乘一辆东北军的道奇卡车，由刘鼎陪同，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卡车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奔驰，沿咸（阳）—榆（林）公路那雨后泥泞的路面颠簸而行。斯诺和马海德被藏在军车厢内的被服里，以防被沿途的国民党哨卡、特务发现。车行一小时，穿过渭河谷地；中午时分驶过秦始皇墓地——骊山；入暮打烊，车至洛川，休整一晚。第二天晚上又投宿延安，此时的延安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过了延安，走出东北军防区的最后一个哨所，斯诺和马海德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地段下了车，开始徒步向西跋涉。一路上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