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到苏联的入境签证期间，斯诺去了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他再次报道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有两派，一是尼赫鲁，一是甘地为代表。尼赫鲁开明和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工合”有浓厚的兴趣，斯诺认为由他来领导印度更为合适。而甘地给斯诺的印象不太好，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由于甘地痛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不愿与英军合作抗日，甚至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赶走英国统治者。斯诺认为圣雄甘地可能是悲剧式的人物。后来，甘地被暗杀，斯诺瞻仰甘地的遗体，并为其矢志不移的精神而由衷敬佩。
斯诺又设法去了中国，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到达重庆，作短暂观察。他发现国民党政府仍用美式装备的精兵去包围延安，而不是用于抗日，在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的囤积居奇毫无改变。斯诺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利于抗日，不利于盟国。这次采访中，斯诺更加关注中国的命运。通过这次采访，联系在中国13年的经历，斯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决不会按国民党的意志走下去，决不会为国民党所左右；而将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因为共产党最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并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国共两党，一个腐败无能，一个昂扬进取；一个逆潮流而动，一个顺时而进；最终将是国民党的衰败，共产党的胜利。
战地采访，险象环生，说不定哪天被交战双方的炮弹所击中，或在不可预料的险境中丧生。当斯诺从非洲飞往印度的途中，险些葬身于撒哈拉大沙漠。他乘坐的美军飞机在夜航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飞机的一个侧翼螺旋桨失灵，一时迫降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此时，又有德军飞机在空中巡逻，真是进退两难。飞机在空中盘旋，燃油将尽时，无线电故障排除，取得与地面联系，才幸免于难。危险接踵而至，当他从重庆采访返回印度时，途经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时，其座机遇到在“驼峰”上飞行的一群日本零式战斗机（它们是在此打击中国惟一空中运输线上的运输机、护航机的，以切断中国获取外援的咽喉）。飞机驾驶员竭尽全力使飞机升入高空，利用厚厚的云层隐蔽自己，免遭日机攻击，得以死里逃生。
空中脱险后，斯诺又感染上登革热病（一种急性热带传染病，主要特征是头部和关节疼痛、发热），病痛折磨着斯诺。在病中获悉苏联方面同意给他签证、入境，他喜出望外。病刚好，他顾不上调养就直奔苏联。他从伊朗德黑兰乘飞机飞越伊苏边界，掠过正在激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上空，抵达莫斯科。
在战时的苏联，西方记者的采访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未经当局许可，不能随意采访、参加各种公共活动，甚至不能随便与苏联公民交谈；更不能擅自到战区前线去。记者们很不自由，时有怨言，连电话号码簿都找不到，说是属于军事秘密。这与他们在亚洲的自由旅行、随意的采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斯诺，他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区内自由活动，采访任何他想采访的人和事，提出任何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甚至真正的军事秘密也不例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他也可以进入政府机关，虽不像共产党地区那样自由，但毕竟可以去很多地方。在亚洲，他可以自由地采访，与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甘地等人像朋友拉家常一般，几乎是无所不谈，甚至是个人私事。在苏联，则只有在偶尔的酒会上才能见到苏联高级官员，正式的谈话就很难了；想拜会斯大林就不像斯诺随意进出毛泽东的窑洞那样容易了。斯诺多次写信请求采访斯大林，一直没有回音。有一次偶然机会，那是在大剧院看戏时，斯诺在剧院大厅里与斯大林相遇，可也只是打打招呼并没有交谈。
斯诺和其他记者都抱怨苏联政府对新闻界的各种限制。他写道：“这个国家是这样的不理解那些正直的作为个人的外国记者的善意，对他们的新闻采访设置那样多的障碍，以至于外部世界对于苏联人民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和遭受到的难以想象的灾难不能及时而充分地得到了解”。
苏联人的这种限制做法，有它自己的考虑，那就是战前英美等国企图利用意德日法西斯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当德国进攻苏联后，战争初期对苏联又极为不利。斯诺抵达苏联时，苏联红军遇到德军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格勒危机，苏联军民正全力以赴力挽危局，进行伟大的保卫战。它担心新闻记者们的报道不利于苏联，一旦处于劣势的战争被报道后，英美等盟国会坐视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而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夹击德国法西斯，使苏联处于被动孤立的无援之中。另外，苏联政府也不想让新闻记者过早地向外报道苏军的行动计划和军事力量的部署，以防机密泄露为敌军所用。这从以后的记者获准到前线采访可证明。
斯诺三番五次地申请到前线去采访，终于在1942年底获准去斯大林格勒外围采访。此时，苏联红军与德军处于对垒之中，苏军反攻军事部署就绪，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在顿河地区，斯诺就近观察苏德坦克大战达两星期之久，目睹了战争史上的壮观场面。
斯诺采访苏联红军士兵、集体农庄的庄员、军工厂的工人，向美国发出一份又一份战地报道。以他在亚洲的经历和经验去透视战时的苏联，斯诺发现在苏联有类似中国抗日游击战的军民。他歌颂了苏联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莫斯科，他访问了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工厂，他发现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们多为妇女，她们忘我地加班加点生产，她们怀着对德国纳粹的满腔怒火，渴望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祈祷亲人的胜利归来。一位叫伊凡诺夫娜的妇女对斯诺说：“只要希特勒乐意，我会源源不断地把炮弹生产出来，我每造一发炮弹，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就向家园靠近一步。”斯诺非常赞赏苏联人以保卫祖国为己任的高尚精神。
在前线的伏尔加河——俄罗斯民族的母亲河畔，斯诺看到了苏联军民为保证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的胜利而组成的钢铁运输线。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交通中断、桥梁被毁，河面的冰层被炸裂。为确保运输线畅通，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的严寒，跳进冰河中架桥；运输车队的司机们为不暴露目标，晚上行车不开车灯，摸着夜色前进；在桥毁不能通车时，农庄庄员们则肩扛炮弹徒步前行；敌机在庄员们的头上呼啸、俯冲扫射，脚下冰块被炮弹震碎，漂浮的冰块被流水冲击打着旋转，庄员们在冰块上跳跃着前进。
一次，斯诺发现三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随身带着一本《西行漫记》，一位游击队员对他说：“在我们的游击队里，只有几个同志过去当过兵，但我们从《西行漫记》中学到不少关于游击战的知识，受到许多启发。而且游击队的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在遥远的苏联，斯诺为他的描写中国游击战术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而欣喜不已。姑娘们开始还不知道正在采访她们的美国记者正是该书的作者哩。
1943年3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德国侵略军已成苏联红军的瓮中之鳖。斯诺不愿放弃这历史性的一幕，他决定从莫斯科再度南下，要一睹最后的苏德决战。他坐着一辆四面进风的破旧救护车，冒着零下40℃的严寒，顶风冒雪，驶向斯大林格勒。天寒地冻路滑，老爷车不时熄火。斯诺和其他几位记者冷得直打哆嗦，只能靠互相拳击增加活动量，使身体发热，抵御刺骨的寒风。车到目的地，斯诺满怀热情地采访了英雄的苏联军民、战败被俘的德军官兵，拍下了德军攻城司令鲍罗斯的狼狈相。
斯诺从一名被击毙的德军士兵身上发现了一份德军司令部给每一个士兵的命令：“不要有什么恻隐之心，切忌一切软心肠，战争不能有怜悯和心慈手软。杀！杀死每一个俄国人！杀死每一个苏联士兵！勿论男女老幼，要毫不犹豫，统统地格杀勿论！”这使他想起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行的南京大屠杀，实行的“三光”政策。原来法西斯的德国和日本同出一辙，都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刽子手。
战火中的苏联，满目疮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伤心泪；大量的苏联人被杀戮，大批的人被送到纳粹集中营；无数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斯诺记述道：“在近代以来的战争中，从没有哪一个军事魁首像希特勒那样采取这样一种大规模杀灭平民的军事手段。”
4超越新闻性的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意、日法西斯由猖獗一时而走向灭亡；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与人民力量增长，共同发起了最后的反击。苏军向东欧各国挺进，英美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纳粹即将寿终正寝，东线战场上日军泥足深陷，中国战区正准备给日寇最后一击。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全面胜利。
1944年6月，斯诺随着盟军的推进，到达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奥地利等地，重访苏联，年底前往欧洲战场。苏联军民全面反攻，人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由愤怒抵抗到对战争胜利充满信心。在德国纳粹设立的几大集中营（波兰的马伊达内克、德国的达豪、毛特豪森），斯诺目睹了纳粹分子使用过的电刑室、毒气室等机械化杀人场，他拍摄了遇难者堆积如山的尸骨。在柏林，他目睹了第三帝国的最终灭亡，采访了被俘的纳粹特级战犯戈林和伦德斯等人。
从大战的爆发到大战的结束，斯诺一直置身于举世瞩目的风暴地区的前沿，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留下扣人心弦的采访足迹，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和评论文章。非凡的经历给了斯诺非凡的判断力。他的报道不仅仅限于新闻描述，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邃洞察力的评论与惊人的准确预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他的报道和著作中具有报告文学的显著特色，有旅途遭遇、采访经历、现场描述、历史背景回顾、局势发展综述、力量对比分析，既具新闻时效性、客观真实性，更具有分析的准确性和导向性，突破区域性而具全球性。他的文章和著作使世界各地读者既了解自身又了解世界，从中可一览国际局势。他讴歌正义、鞭挞邪恶，颂扬光明、贬斥黑暗，呼吁和平、反对侵略。
他在报道时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注意学习和了解该国家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思维特点，因而别具风采，更具生命力。
在追寻大战风云中，斯诺又完成了两部力作《人民在我们一边》和《苏联政权力量的格局》（亦译作《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人民在我们一边》叙述了他在印度、中国、苏联等地的见闻，主要是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德国的艰苦斗争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也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反日斗争及各政治势力的主张。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告诉人们，印、中、苏等国的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进步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在美国的销路较好，成为每月图书俱乐部的畅销书，并被印发到军队官兵手中。获得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西行漫记》。《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完成于1945年，书中用绝大部分篇幅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同时，斯诺也解释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及其影响。他分析了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利益关系，指出它们将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但它们之间又有各自的民族利益。意在说明从德国侵略下解放了的东欧各国既是苏联的同盟者，但又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同一体，它们有各自的独立性。
在此书中也有一章叫“两个中国”，具体地将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对比，他揭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两党的政策主张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两种命运和前途，中国人民将面临着命运和前途的抉择。他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甚为中国的战后形势担忧。
斯诺善于在对比分析与回顾中预测时局的发展。他在跟罗斯福总统谈话时提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本身的和国外势力的介入，将有可能再度陷入内战。通过对苏联战场和东欧的观察，他认为东欧的发展趋势将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将转而对日作战。
斯诺走遍世界，同情革命，支持正义，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所以他的新闻分析往往政治色彩较浓。当时，一些英美人士责备中国抗日不力，斯诺则毫不客气地说：“正是中国在那些英雄的年代里曾经单独进行抗战，可以说在这次大战中独一无二地那样孤立无援地作战！从1937年到1940年底，中国不但得不到联合国家的援助，而且它的敌人还能从美国、大英帝国和轴心国得到它能够用钱买来的一切援助。要是中国那时接受日本诱人的和平合作建议，转而反对我们的话，谁责备它呢？而如果中国那样做了，远东的局面今天会是多么不同呀！”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应该忘记我们对中国人民欠了多少债”。
在评论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时，他说：“在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她的物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中共成了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在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是给他们以为有力量的国民党政府。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仅仅是共产国际中的支部之间的关系，中共对苏联保持很强的独立性。
在美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问题上，斯诺说他们“对中国缺乏背景知识”，他向美国人阐述了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拥护和对三民主义的不同理解及在两党的执行过程中的不同结果。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论中国的两个战场时，有人贬低敌后游击战争，斯诺则指出：“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样接受盟国重要援助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叫嚣抵制所谓的苏联威胁之时，斯诺同样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战后迫切需要和平，他们要重建家园，并未给西方国家造成安全威胁，他力主美国同苏联和平共处。于是，斯诺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专题著作《斯大林需要和平》。
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美国记者，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了，他已成为国际事务的观察家、评论分析家和活动家了。同时又是解说员，他为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解说天下大事，教他们懂得别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理解别国人民的要求。斯诺为世界人民了解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世界公民”与他的“山姆大叔”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了，距离越拉越大，悲剧的序幕也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