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海勃斯很看重斯诺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他不愿意一位合作多年的好记者脱离报社，他复电斯诺：“我们坚决不同意你辞职。”恰在此时，斯诺的肾结石毛病复发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在朋友的劝告下改手术治疗为药物保守治疗。海勃斯接着又给斯诺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斯诺暂停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并表示支付其他一切费用但不保留薪水，但在《晚邮报》刊头仍保留其名字。同时建议斯诺不再写有关类似于访苏见闻的题材，避开现实去写一些人情味浓的故事，不要涉及政治。
斯诺试着屈就，在病情好转后就写了有关瑞士、法国、英国的报道。12月，斯诺被派往印度。《晚邮报》认为他有过南亚的经历，到那里去采访有利于斯诺，斯诺表示同意。哪知当他踏上南亚的土地时，才发现东西方世界的敌对现象无处不在。在南亚，英属印度的统治秩序变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里终结后出现了三个民族独立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缅甸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他赞成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的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政策以及缅甸的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举动。他再次访问了尼赫鲁，可只能向圣雄甘地的遗体告别。此时斯诺才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能量，甘地的反种族歧视、反殖民斗争的策略主张及其一生的活动深受人民的爱戴。“这位矮小的人对人类有着巨大的热情，他的影响已超越印度、超越时代”，斯诺甚至称甘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从不反对将国家作为建立社会民主的必要工具”。
斯诺的热情报道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晚报邮》编辑部将他的报道“润色”了。《晚邮报》在发文时加上按语“甘地当然理解这种民主不像是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警察国家所建立的民主”，以示该报社已回到美国立场上，加入了东西方对立的西方反共政治同盟，而不为社会主义张目。斯诺这才发现《晚邮报》已彻底转向反共了。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强加并非作者的观点，斯诺认为有损自己作为客观报道记者的形象，不愿意自己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粗暴的反共记者；更不愿误导和加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他坚持“不能作为客观报道的作家，不能从两个方面寻找事实真相，而以敌视态度寻找对方问题以证明它是全部错误的”这种做法他做不到。斯诺感到无法与《晚邮报》勉强维持合作关系，难以接受《晚邮报》的这种做法。他不愿意加入反共阵营，他要保持客观的、清醒地看世界的自由。于是他再次向《晚邮报》提出辞去副主编职务的请求。
《晚邮报》主编海勃斯再次挽留了斯诺。海勃斯认为编辑们有权修改作者的文章，《晚邮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斯诺和本刊，不得已而为之。他希望斯诺回国以后再具体商谈。斯诺得到海勃斯的答复后，似乎理解海勃斯的隐衷。
斯诺对美国国内的反共运动和情绪如此激烈始料未及。他仍在为自己的观点、立场作注释，希望美国当局和美国人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世界。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在全球不会只是一种模式，他把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作为一个有力的论据，说明苏联并不可怕，各国都有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他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虽然把苏联当盟友，但并不为苏联所左右。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社会改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亚洲政治变化、结束殖民统治的标志。斯诺还认为苏联不允许其他较弱的国家走自己的路，共产党将不是一种解放力量，不会再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晚邮报》在刊登斯诺的这些观点时，总是加上编后语，如：“本报不抱斯诺先生的期望，即中国共产党置身于苏联集团之外。”从此以后，斯诺的文章很少在《晚邮报》上发表，从1950年至1951年1月，他投稿25篇，只有3篇被采用。编辑们给斯诺规定的写作题材是回避社会政治，面向城市风貌和垃圾处理之类的。斯诺感到他的特长无法发挥，他感兴趣和想写的题材《晚邮报》不采用，与《晚邮报》已到了最后分手的时候。1951年2月，斯诺提出第三次辞职请求，最终得到批准。
《晚邮报》的编辑们改变不了斯诺的观点和立场，也改变不了美国的政治气候。而斯诺也不能改变它们。在《晚邮报》塔楼餐厅，斯诺和编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共进午餐，往日的写作题材研究工作餐现成为告别宴。
从第一次投稿《晚邮报》获得意外的收入而能维持“学术加新闻”的生活，到18年后辞去副主编职务，斯诺不仅失去了经济上高报酬的收入，而且陷入了精神上的苦闷之中。斯诺的新闻记者生涯由此走上了一段漫长的荆棘之路。
4艰难跋涉
由于有在中国的13年生活阅历，有南亚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前后见闻，有对战火中和战后苏联与东欧的观察，对变化巨大的世界的认识与独立思考，斯诺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一般美国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然而斯诺却不是“天马行空”的“无冕之王”，尽管他行踪不定，周游列国，美国却给他一个无形的网。从他走出美国开始，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材料。1941年，当斯诺回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监视他与外界的交往，从中国寄来的共产党的刊物受到他们的密切注视。到1944年，调查局也形成了有关斯诺的专题报告，呈送纽约当局。大战后，美国特工人员监视斯诺的行动，美国当局把斯诺与斯特朗、史沫特莱并提。由此可见，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并不自由。
参战前奉行孤立主义，坚持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在战时仍有1/3的美国人不关心世界局势的变化。当大战结束时，他们忽然发现海外世界发生巨变，尤其是远东和东欧的巨变，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打破了旧的国际秩序。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于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美国人惊慌失措了。尤其是美国的政客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大战中惟一的共产党国家苏联不仅没被消灭，反而出现一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更使他们瞠目结舌的是亚洲东部大国，他们耗费了巨大心血，现在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眼里，这些反法西斯的有力的同盟者现在成了恶魔。他们要抑制这些国家，夺回失去的殖民地控制权，防范洪水般的共产主义运动。
美国的政客、官僚们如梦初醒般地问道：“是谁丢掉了中国？”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恶魔’”和所谓共产党同情者或亲共分子。斯诺自然也就被算在此列，他被当做危险分子而受到立案追查。
惊恐的美国政客们用奇怪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美国人。从公务员到科学家、教师、新闻记者、海员和一般雇员，都受到“非美委员会”的质询，“莫须有”的罪名随时降临在某人头上。受牵连者有的被迫从外交界提前退休或除名，有的洗碗工人因为其丈夫或家人受盘查而被解雇；一个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因为访问中国两个月而被解职除名；记者有的因此失去工作被宣布不受行业工会保护。“恐共症”的严重患者麦卡锡之流给50年代的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也给斯诺带来了不幸，同时还给与斯诺有联系的人也带来不幸。凡是与斯诺相识或读过其著作的人都受到“忠诚法”的审查；凡是读过其关于共产党人的书的人，就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由于美国共产党人读过斯诺的书，那斯诺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此时，美国的政客们在逻辑上不知是混乱还是理论上的创新，也许又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妙用，需要即真理。
美国各刊物不再登载斯诺的文章，他的著作也无处出版。在整个50年代，斯诺只出版过两本书。其中一本书是应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之约，受聘为副研究员后， 1957年整理出版其未发表的有关中共的资料，以专题论文的方式作为研究之用，不对外发行，名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是对《西行漫记》一书的补充。一本是自传《复始之旅》或译为《旅行于方生之地》，副标题为“对当代历史的个人所见”。该书的写作从1951年开始，到1958年完成，内容主要是回忆1949年以前的生活旅程，为其前半生的漂泊的记者生活和报道作了一些注脚性的解释，以表明心境。他没有为自己作辩护，更多的是客观地介绍当时的采访情况，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美、中、苏关系该如何等。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出版公司的编辑和几个新闻记者。有关的书评也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只是建议人们去读此书。有的则批评该书不够有趣，说斯诺已缺乏新闻记者的活力。
在50年代，斯诺为了生计，也偶然写一些回忆性文章，还写过短篇小说。在辞去《星期六晚邮报》的工作后还向它投过少量的文稿，1956年后一篇也未发表过。有关政治方面的评论也偶尔以“致编辑部的信”的方式出现。
斯诺的文章不仅很难发表，就连早年写的风靡世界的《西行漫记》也被从书架上拿了下来，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架上也见不到。1953年初，麦卡锡分子到欧洲调查，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图书馆中有关共产主义或亲共的书籍都被撤了下来。那些外交官们怕受牵连，甚至烧毁此类书籍。
斯诺虽然没有受到美国国会的直接指控或传讯，但他的名字却被经常提到，在许多事件上受到牵连。在约翰·戴维斯的案件中，因有1949年戴维斯曾建议中央情报局利用与中共有过联系的记者、学者去中国，让他们为美国提供情报，计划虽未能实施，后来这些人却成了调查对象。戴维斯由此受到多次“忠诚”调查，斯诺就是其计划中的人员之一。为此，斯诺公开声明：“没有任何证据说我是共产党员或亲共产党。”但在声明发表于《纽约时报》后，他却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
在“是谁丢掉中国”这一问题上，当时政府方面认为是斯诺的错误导向造成的。斯诺针对美国出现的“中共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种种误传是由他而引起的，作出多次解释。他一直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错就错在美国人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进自己的意见。
在保守的反动刊物上，一些人多次攻击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认为“一篇《晚邮报》登载的亲共文章，其破坏作用远远超过《工人日报》（美共刊物）的十年报道宣传”。全美制造商协会商人罗伯特·惠尔奇在《一个人的意见》杂志上著文说：“过去20年中的《晚邮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是现在已臭名远扬的斯诺写的。这些报道起了清洗美国人思想的作用，使我们中间一些人受共产党影响，将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人员。”
对斯诺的朋友、熟人来说，认识斯诺也成为不幸，他们都必须接受“忠诚”调查。调查提问包括“你熟悉埃德加·斯诺吗？如果认识，叙述缘起、接触次数和最近联系日期与场所。在多大程度上你曾对他可怀疑的亲共产党的同情和活动有过警觉性？假如有，你曾持怎样的态度？”等等。担任过驻尼泊尔经济顾问的哈里·派拉斯，曾任中国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也帮助过斯诺创办《民主》杂志。为此他必须经受“忠诚”调查，直到他讲清与斯诺及与《民主》杂志的关系为止，并肯定他与斯诺的观点相反才算过关。
国务院情报官迈克·费希在“美联社”工作过，是斯诺的老朋友，曾为中国战区情报组负责人。在调查中，他只能说在30年代他很赞赏斯诺的记者才华，但不同意他在40年代对中共的评价，并作声明：“作为斯诺的老朋友，现在的态度不一定有意回避他，但从大战开始，我已回避和他谈论有关政策问题。”
只有一位斯诺的老朋友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曾在上海时与斯诺同住一个公寓，后任驻日大使并为斯诺举行过婚礼的约翰·艾利逊，他未被麦卡锡分子发现而受到调查。
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在竞选区教育委员会委员时，市行政区主席提出反对意见，告诫人们不要让共产党员的妻子当选委员。结果洛伊丝落选了。斯诺得知后火气直冒，以至要请律师向法院起诉。不仅如此，洛伊丝的演艺生涯也受到威胁，电视网的黑名单上就有她的名字。
无端的责难，任意的中伤，曲意的攻击，使斯诺的声誉一落千丈。有关的流言蜚语传到他的故乡堪萨斯城，那些曾为他喝彩的人现在也来责难他。就是亲弟兄也来信说：“在你的著作中从未批判过共产党。”他的姐姐也远离他。斯诺给哥哥回信说：“我痛心，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哥哥也像最坏的敌人那样重复毫无根据的指责。”斯诺的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纠缠、回击，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斯诺犹如寒风中的劲草，独傲雪霜。当美国当局责难时，他却追述中美关系的起因，指出：那是美国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俄国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可悲的是美国人恰恰不愿意听取他的独特的见解，不重视他的报道材料，美国政府把美国人民引入歧途。当时斯诺却无力改变美国人的错误。
斯诺不畏艰险，不怕牵连，当老朋友欧文·拉提摩尔被列为出卖中国给莫斯科的名单首位而诉之法庭时，他赶赴华盛顿为拉提摩尔辩护、作证，使美国司法部花了三年时间指控未能成立而不了了之。当史沫特莱被指控为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时，斯诺帮助她隐居纽约，并为她写文章辩护。1950年史沫特莱在前往中国途中病逝于英国后，他为她出版了遗著《伟大的道路》，并遵其遗嘱，将其版税交给了书中主人公——朱德总司令。
斯诺在美国备受精神折磨，为了摆脱困境，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异国他乡，1959年斯诺携夫人和孩子迁居瑞士。虽然他一直保留美国国籍，可最终未能返回美国。后来他不得不卖掉在美国的房子，而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埃辛斯买了一所农舍加以改造，居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