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记述道：“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她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事实。”当斯诺问到宋庆龄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徒时，宋庆龄说，传教的人已不认为她是基督教徒了，因为她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了。而教会却认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宋庆龄讲到这里时，对蒋介石杀害进步人士的残暴政策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说：“显而易见，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那一节哩。”她愤慨地表示：“只要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去；同样，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我就不信教了。”“如果孙先生还活着的话，他宁愿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不能让他的名字用来当做封建军阀统治的象征。”
斯诺从宋庆龄那儿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更想深入地去探究下去。正如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后来指出的，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行动。宋庆龄支持一切反独裁的人，只要国民党左派在活动，她就站到他们一边去。她爱护所有的革命者，营救过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人士；对邓演达、杨杏佛及左翼作家的遇害，她深切悲痛。她参加、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斯诺的第二位夫人洛伊丝·惠勒也说道：“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敬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
宋庆龄是斯诺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她鲜明的政治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了斯诺。这也使斯诺深切地感到：“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正是通过宋庆龄的引导，斯诺才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斯诺的思想观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显地向左转了。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左翼作家、艺术家和创造历史的革命战士，探寻到中国的活跃思想。与宋庆龄建立友谊，相互了解的加深，彼此信任，至死不渝。正是宋庆龄的介绍与帮助，他才获得进入西北红区的机会，作出醒世惊人的报道。
斯诺不再是一个所谓有“旅行癖”的美国青年或是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原则，使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追随着中华民族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足迹，寻找中国社会变化的“健康的骚动”。他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寻找思想的光芒，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运动，从1931年起，在中国进步青年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
斯诺之所以要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因为他感到：“任何对周围环境略有感觉的人，都会想了解中国知识界的活动并加以探究。”其次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未译过，短篇小说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刊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然而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再次，是因为斯诺要寻找“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里。在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斯诺着手翻译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个任务的”。会见鲁迅比见到宋庆龄还难，因为鲁迅受到的不仅是监视，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威胁恫吓和暗杀。斯诺认识鲁迅是通过东吴大学毕业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莘农）秘密牵线搭桥实现的，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结识鲁迅后，姚克成为斯诺最初的搭档，首先翻译了鲁迅的《呐喊》。后来，斯诺安家北京，姚克随之北上，再加上有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萧乾、杨刚（佚名女士）等几个学生的帮助，还有斯诺的满族中文私人老师的帮助。开始时，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个人作品的集子，后来鲁迅建议斯诺应注意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值得介绍的。斯诺接受了鲁迅的建议，对翻译集作了些改变，前半部分仍为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他妈的》、《离婚》等文章，后半部分则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丛文、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丁玲等十几位作家的各一二篇作品。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36年7月，翻译集以《活的中国》为书名在美国出版了。
斯诺在书的扉页上的献辞中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书中还有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以及斯诺自己撰写的长篇编者序言性的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为此，斯诺还特意向鲁迅索取了一张照片刊于书中。
鲁迅先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是第一个为他写传的人，他把鲁迅比作高尔基、契诃夫。他评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斯诺还专门在《亚洲》周刊上撰文《鲁迅——白话大师》，称“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增大而趋于老练，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了左派革命者”。斯诺深深感触到“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
鲁迅先生对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既赢得了尊敬更获得了友谊。斯诺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先生对斯诺说：“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后来，斯诺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潜心研究中国社会，过了两三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从而真正认识中国及其人民，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随着认识的加深，斯诺越发为中国所吸引。
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心和指导。在上海时，他们多次见面交谈，就翻译中的问题请教鲁迅先生，了解鲁迅写作的背景材料，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如在翻译《阿Q正传》时，斯诺问道：“既然国民党已进行第二次革命了，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又问：“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答曰：“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的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后来斯诺移居北京，但仍与鲁迅保持书信往来，通过频繁的书信就教于鲁迅。在信中不仅交流翻译中的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着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几个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充满着生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丝毫无损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在逮捕、拷打、监禁以至死亡的威胁下，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恐吓、威胁，鲁迅依然揭露和抨击社会的罪恶，新文艺运动在刀丛剑树中发展。“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由此，斯诺预言：“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
斯诺从鲁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莱·约翰逊赞扬《活的中国》一书，并提到南京方面对斯诺的一些文章不满时，斯诺的回答是：“由于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的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国》一书所收的一些作品的作者相识，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在编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客气了。”他告诉大使先生，“在某些方面，不能再认为我是温和的。如果你追究得很深，不能不受作品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共鸣。”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寻，开始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内容与前景，预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的潮流趋势。
正是在宋庆龄、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影响下，斯诺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此斯诺又在他们的引导下接触共产党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真正为中国所吸引。使斯诺感到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了，一颗伟大而倔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诺特约姚克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姚克代表他俩写了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3在激流之中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浪潮席卷欧美日各国。为摆脱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争迭起，殖民扩张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成为西方各国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方式。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解决内部事物之际入侵中国，它吞并东北，炮轰上海，裹挟热河，蚕食华北。德国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阴云密布欧洲上空。中国内战不已，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匪盗猖獗。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舆论界、政治家都在思考着。为寻找出路，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两种思潮和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与之对应的是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浪潮。斯诺生逢其时，处于世界动荡的浪潮之中，身为记者，又处在浪峰之上。这个深受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统一、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富有正义感的美国青年，将自己置身于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之中，悲伤其悲伤，快乐其快乐。
此时的斯诺在个人生活中有悲也有喜。游历印度、缅甸，患了严重的疟疾和痢疾，回到中国时尚未痊愈，身体虚弱。旅途中被骡子踢了一脚，膝盖肿痛，行走像瘸子。尤其是祸不单行，惊闻母亲辞世使斯诺悲痛至极，他悔恨不已，漂泊在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孤身一人闯荡异国他乡，不免感伤，情绪低落，心绪惆怅，雪上加霜，斯诺在精神上承受着重负。身心不愉快时，又遇上中国长江洪水成灾的惨景，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斯诺非常懊丧。所有这些，给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泼上了一盆冷水。
所幸的是，在斯诺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丘比特”并未遗忘这个漂泊的游子。1931年10月，一艘美国远洋轮“林肯”号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海伦·福斯特。她身材修长，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楚楚动人。她比斯诺小两岁（1907年9月21日生），海伦出生于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主任，也是一名律师。海伦精力旺盛，好学善问，人们习惯称她为“佩格”。她与斯诺一样，喜爱文学，在少年时就有当作家的梦想。海伦是作为美国派来驻沪领事馆的女秘书而到中国的。一到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就把斯诺介绍给她。他们在上海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相见，由此，斯诺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海伦就给斯诺一个惊喜。她把斯诺从亚洲发回到美国的报道文章剪贴收藏，并带到中国来了。一见面，她就把它拿给斯诺看。这使斯诺感到莫大的安慰，对精神不振的斯诺来说犹如久旱遇甘霖，滋润了心田。见到海伦，斯诺感到她就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像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这是斯诺离开堪萨斯城后第一次见到的这种女孩子。斯诺对海伦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海伦从故乡来，使斯诺有他乡遇知己的兴奋之情，消除了孤独寂寞和思乡之情。两人交往日益增多，经常一起漫步上海外滩，情意交融。但海伦不想过早结婚，她立志要在25岁前周游世界，并出版一本书，而且只准备在中国呆一年时间。然而，她也与斯诺一样，计划自然被打破了，她留下来了，并与斯诺结婚了，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海伦与斯诺之间的爱慕之情悄悄产生了。在斯诺患病住院期间，海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斯诺感受了爱的温情。一次，他们在北风萧萧的黄埔江畔散步时，斯诺正式向海伦求婚，海伦同意了。于是他们商定在1932年的圣诞节结婚。宋庆龄为他们举行庆宴，在家中设广东菜家宴，并送给他们一个咖啡壶以示祝贺。按海伦的要求，婚礼仪式要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然后去南洋作蜜月旅行。因为海伦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太差，而日本好些，城市也漂亮些，再则想去日本看一看。当他们赶到大使馆时，只差几分钟就要闭馆了。婚礼仪式很简单，由斯诺在上海时的朋友当时的驻日使馆人员约翰·阿利亚森安排并充当男傧相。
蜜月旅行从日本到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巴厘诸岛、新加坡，再回到中国，沿中国海岸各港口停停走走。他们还特地去了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香山，他们考察了旅美华侨的故乡。最后他们去了北平。旅途中，他们读书、讨论、畅想，采访报道新闻。在香港正好遇上肖伯纳来港讲学，他们拜访了他，并听了他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