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期中间，一个在本校学生会负责的朋友，提议去欢迎鲁迅来校讲演，我热心附和，去请鲁迅的三个人中，我也是一个。果然鲁迅的号召力不错，饭厅里几百个座位坐满了听讲的人。“《呐喊》与《傍徨》”的作者是大家所希望看见的。鲁迅的话，如其我的论断不错，正同他的文章一样尖刻，他不曾放松他心目中的敌人。
郭子雄《忆志摩》
时间：1927年1月6曰地点：上海光华大学
前几天光华大学有几位同学叫我来讲演，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那我就答应了！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
叫做小说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艺家，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作菜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讲一些儿感想。
我到上海还不过一月样子，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我想，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怎么样呢？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这话说起来很长。
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二种争论：
为艺术的艺术，就是向人生逃开；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向人生拉拢。
为艺术的艺术，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我做我的塔，一些也不危险的，而且很有趣，所以中国要有这一派。然而有一层，叫为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就是：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它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同社会离开很远，同社会毫无关系，有趣当然是有趣的，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就糟糕了；象牙之塔亦然。无人送食物来，歌就唱不出来，因为面包没有了！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现在大都已不复存在，就因为面包没有了！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想离开社会不讲，讲有趣，讲有趣还不够，于是讲技巧，讲音律讲格式，结果艺术没有内容，内部空虚之后，艺术就只有躯壳了，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倾向，这一派的人，并不造象牙之塔，自己也在社会里面，社会上的苦痛，他们亦知道。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但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只要是胜利一方面，他们总是歌颂它；只要是失败一方面，他们总是取笑它；只要社会有不幸，他们就快乐，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
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有趣化，拿有趣化来回避现世，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才同时灭亡。
还有一种作家，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这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其实这也不对：诅咒社会，并不能帮助革命，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实际上诅咒以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便去睡觉，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革命。我在广东，常说文学家好似打拳卖膏药一般，自以为了不得，其实我对于这些文学价值非常怀疑，所以什么文学建设论一类的主张，我一些也没有，不过我总觉得当旧文学到末路时，终有新的东西出来。
中国文学已人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据我想，应该有一种新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同我旧式的人不同，于是他们世界事情发表出来，通过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个性也是有的，这一种文学我以为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终非有不可，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还要有新的形式。种种形式，到现在世界已用完，将来终应有新形式的探求，中国还没有探求过，外国已有人去探求，我们希望一定要探求出来一个新形式，可是这个希望连带发生一个问题来了：还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
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怎样改变了呢？我以为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解决了，社会环境改变了，文学格式才能出来！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的话太把文学家侮辱。其实实际问题确是如此。
文学家一支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那么，有人要问：诗人为什么可以预言呢？我可以反问：何以他的预言一定要数年以至数十年以后才实现呢？干脆地说，不过诗人的感觉敏锐一些罢了；社会的改革，即使没有诗人也得要起来的，诗人不做诗社会革命也是要起来的。
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其不容易，尤其是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
文学还是同社会接近些好，将人生各方面扩充，将各种人的境遇写出，供各种人相互感觉，然后乃有顶光大顶正确的人生，乃有新的文学出来。现在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一人所感觉的同别人所感觉的完全不同，比方我们有二天没有饭吃，饭的香味就和从前不同。我们从别人所感觉的自己感觉得些，于是我们世界就可以扩大了。
现在把文学视为躲避所的中国文艺界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作家一定要把他先生的太先生以及太太先生的书介绍进来，只限于他的先生的太先生的，这实在是不对，我主张把各种现代的书不分国界都看，最好看原本一我并不是叫你们专向外国一条路走。
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以为是什么派，什么主义，这是受了西洋文学史的毒，其实做文章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固然有少数这样人，可是他们的作品就往往受了他们主义的束缚。俄国乃无产阶级的文学，我们不能学他，因彼思想与吾人两样，他们是真的无产阶级，此刻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是假的，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
此刻是革命的政府，仿佛做文章必须有革命二字，其实这不是好文字，因为革命的内容太少，架子搭得太大，看起来反而讨厌。
我们也不是对于现代社会认为满足，我们对于社会还是看清楚，我们还是有理想，我们要按照我们理想走，这是将来的新文学。
我在广州。看见党部出一个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有讲家庭与革命的，有讲革命与恋爱的，起头倒还讲得不差，井井有条。可到了后来，他忽然说，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这完全是假的，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我愿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
不过此地有问题，有人以为这样岂不是走向灭亡之路吗？其实灭亡有什么关系？灭亡没有，那来建设？旧的不灭亡，新的怎能造成？文学灭亡并没有什么希奇。猴子的文章我们看不懂，几千年后的人看我们现在的文学，当然也如灭亡一样，俄国的文学我们完全不懂，就因为他们的地位同我们的现在已经是相差太远了。
如果一日到晚向灭亡，那倒真是危险，现在的生命已经灭亡，这倒是真可怜！
有好的思想写好的，有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假的反而没有意义，同一块很小的糖，用很大的一张包皮纸包一样。文学的真诚最要紧，否则就没有意义。
洪绍统、郭子雄记录，原文载《光华》周刊第2卷第7期，1927年月28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