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纯——土肥原贤二，这两个人“土洋结合”孕育出了《秦士协定》。
按照日本人的逻辑，这个协定的出现是因为中方执行《塘沽协定》不利而得到的“惩罚”。可是，驳不倒的事实是：真正应该受惩罚的是肆意践踏中华神圣国土的强盗。
谁来守卫国土？
《秦土协定》中的秦指的是第29军副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秦系华北军政界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从陆军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陆军大学，受到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兵学知识的底子深厚，有相当的文学素质。说起秦君，恐怕还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这就是：他处事圆通，八面玲珑，早年效力于直系孙传芳、靳云鹗军中，后来又投奔于冯玉祥麾下。秦德纯绝对是一个人精精，他轮流依附着自己的主子，却始终与敌对的直、奉军阀及南京方面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这实在不易。当然，秦君之主要长处是才思敏捷，富于谋略，是个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将才。要不宋哲元出任29军军长后为什么要请他来当参谋长，以后又提升为副军长呢？
《秦土协定》中另一个人“土”指的是恶名四扬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此人是日本陆军中头号“中国通”，西方的报纸都称他是“东方的劳伦斯”。他1883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家里，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是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进入培养高级军官的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系统教育，成为日本法西斯军的骨干。1913年他以参谋的身分任本部部员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在北平的坂西公馆开始了他30多年的侵华特务生涯。
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中国话，还能说四种方言，他常常身穿中山服或长袍马褂，甚至加入了中国的帮会。这不仅使他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而且对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的陋习、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掌握了不少。恶魔一样的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罪恶活剧：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参与了为奉军制定作战计划幕后活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支持奉军，支持冯玉祥停止银行兑换，使吴佩孚的纸币作废，促其垮台；
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他是幕后操纵者之一；
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军长牵制在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参与了策划：
他通过威逼利诱，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从而完成了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对岛国功劳卓着，深得主子的赞赏。他的职务、军衔几年内“三级跳”，接二连三地被提升为大佐、少将、中将、大将。真正的红得发紫。
1945年9月13日，他被联合国军司令官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1946年5月3日开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1948年11月12日被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刑务所执行。
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他的《日本的真面目》一文中，维妙维肖地描写了土肥原贤二：
“日本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牟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他搞这一套的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而不胜的，藉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这就是土肥原贤二的本质。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台伙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计划，交给土肥原具体执行，此时他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恶棍再次行凶作恶的机会到了。他兴致勃勃地从伪满洲国启程，来到了北平。
于是，《秦土协定》应运而生。
这个协定是由“张北事件”引出来的这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人，在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经过察哈尔省阿巴嘎旗时，拒绝接受29军132师守卫城门的士兵检查，要强行通过，卫兵拔刀将其拦住，扣留。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皙元得知此事后，于6日将四个日本军人释放。
6月11日下午，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此事向察哈尔省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中国的士兵恐吓、侮辱了日本军官。他们唯恐事态不能扩大，立即添油加醋地将此事向关东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6月17日，南次郎在长春召见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密谋至深夜泡制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点有：29军撤至长城西南；解散一切排日机关；宋哲元应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的负责人。
南次郎指令土肥原去落实“要领”的各条款，限令他在两周内办妥。
土肥原两脚一并，向司令官许诺：“是，没问题。”
这个大特务很会造舆论，在“要领”未正式出笼前，他在北平四处活动，游说，声称：“关东军不会轻看这次‘张北事件’的，我们会提最大要求，让宋主席去职，要132师调开，当然也要惩办肇事人员的。”土肥源进行了这番要挟后，转而来了点软的，如果中国政府能自动答应这些要求，关东军将会好说好商量的。
土肥原一番软硬兼施的放风吹进了宋哲元的耳中，他愤然而怒：“如果是中央调开我，甚至处分我，宋某绝对服从；如果是日本要罢免我，宋某坚决抗议。”
土肥原的要挟和宋哲元的愤怒，蒋委员长是否听到，无从查实。但是何应钦、汪精卫听见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无法顾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胁，因而便向蒋介石建议，“主动”将来哲元罢免。汪精卫的逻辑是：“与其我们受人压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动去为之。”
就这样，“要领”还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纯暂时代理。土肥原便转而与秦德纯进行交涉，谈判。《秦上协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诞生。那天，秦、土两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钟。土肥原提出的要求条款比南次郎的“要领”还要苛刻，秦德纯婉转驳斥，试图拒绝。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上肥原笑里藏刀，不时地以狂言威胁，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最终秦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接受了土肥原的要求，签定了《秦土协定》。其内容为：（一）对“张北事件”表示遗憾，将负责人员免职；（二）撤消排日机关；（三）尊重日方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四）第29军撤出昌平、延庆、大村堡以东地区及独石口至张家口长城线以北地区；（五）自6月23日起两周内撤退完毕。秦德纯还同意日本在察哈尔省设置机场，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不阻止日本在内蒙策动德王“自治”等等。
1932年至1939年任日本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先生，在《战前华北风云录》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月23日傍晚，‘联合’的无线收发报室通知我说，由北平分社拍来了重要电报，内容为土肥原少将陪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及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拜访了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要求宋哲元第29军全部撤山长城线以北的察哈尔省，秦德纯当即口头承认了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方面要求签订正式协定，秦德纯说需要南京政府的同意，请求延期几日。到了27日，秦向日方提出了正式文件，这便是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结果，邻接‘满洲国’西南边境的地区‘安泰’了。相反，在中国国内，从5月末开始，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因此，抗日风潮顿时高涨起来，舆论严厉谴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兆铭的罪责。汪兆铭也许是过于劳累，老毛病胆囊炎又犯了，7月1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诺尔医院。”
汪兆铭即汪精卫。
《秦土协定》签字不久，秦德纯被正式任命为察省主席，接着又调任北平市市长。
《秦土协定》生效后，29军部分移驻河北。
在东三省、热河省被日寇占领以后，现在，察哈尔省又落入日寇的魔爪中。
这个贪得无厌的太阳帝国满足了吗？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侵吞整个中国。
自然他们非常明白，肥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渗透、掠夺，分而治之，以达到整体占有。下一个目标：夺取平津、河北，乃至华北实现“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