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图荆、益二州，说说容易，要真正得到手，也难得很啊！自公元207年《隆中对》问世，到公元214年刘备占据成都，就用了八年的时间。事实上，荆州是借来的，益州也只能说是骗来的。《隆中对》中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达到了，可借来的荆州却为此后吴蜀两国关系的发展，为诸葛亮战略目标的实施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占据荆益二州后，便进入了战略计划的第二阶段：内修政理，外结好孙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一旦天下有变，即兵分二路夹击曹魏，一统天下。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诸葛亮殚精竭虑，却未能如愿以偿。
内修政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都做得很好。问题出就出在刘备的高层核心人物关羽身上。他与孙权交恶，将诸葛亮费尽心力好不容易“借”来的荆州弄丢了。丢就丢了，这也罢了，可作为最高领袖人物的刘备却头脑发昏，完全置《隆中对》中的决策而不顾，举全蜀之兵与东吴开战。结果折兵损将，惨败而归，耗尽了蜀国的人力物力。
司马徽在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后曾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由上观之，诸葛不仅不得其时，也不得其主。刘备只要稍稍冷静一点、英明一些，又何至于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大业之上？
与东吴之战，是蜀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自此，它变得羸弱疲惫，气数渐尽，只能苟延残喘，屈指计算自己的灭亡之日了。
而这时的诸葛亮，以一单薄之躯，仍在作着实现隆中决策的努力。荆州一失，二路夹击曹魏的计划变成泡影。二路不成，只能自蜀地一路进击中原了。其时，三国之中，蜀国最为虚弱，其兵力、物力远远不及曹魏，连固守保命都要看日子，可诸葛亮却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倾力北伐中原。他的这一做法，被不少后人视为以攻为守的明智之策。我以为并非如此，若守蜀地，凭借山河之险，以诸葛亮之智之威，完全可以举重若轻。可每一次征伐，带给蜀国的却是在负重的嬴牛背上再加两倍、三倍的重荷，直至耗尽精力，趴在地下为止。
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不能不知道他这样做所带来的实际恶果，可他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只不过诸葛亮手中握持的是一把轻飘飘而又沉甸甸的羽毛扇而已。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冲刺，虽然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但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却吸引、震憾、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果将事业的成功作为价值实现的客观标准，诸葛亮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失败者，可他在《三国演义》里却实现了在封建社会里由传统价值观念所限制的一个人可能达到的并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最高人生价值。
史载诸葛亮死了一百多年之后，桓温带兵征蜀，遇见了武侯时的一个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不觉其异，说明平易可亲；不见其比，显示诸葛亮的魅力已超越时空。
是的，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赢得了后人的信服与崇拜。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与他的隐居隆中密不可分。他的“逆天而动”、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了实现《隆中对》的战略决策；他受命托孤全力辅助阿斗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的生活俭朴、廉洁奉公、清心寡欲是隆中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延伸，更是为了实践他在隆中所形成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哲学；“诸葛一生惟谨慎”，不敢弄险，如果隆中山水奇崛巍峨，恐怕他在治国用兵上也就能妙计迭出、以奇制胜了……
诸葛亮虽然走出了古隆中，但他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隆中意识”；他自从走出隆中后便一次也没回过隆中，可他却时时躺在隆中的怀抱里旧梦重温；他虽然听从着道德与意志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着，却不时地回首眺望，目光越过重重关山最后落在隆中的上空难以离开……
这便是诸葛亮怎么也无法化解的与血肉交融一体的隆中情结隆中意识！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仍常常回溯时光向着三国那激荡的风云叩问：如果没有诸葛亮的出山，如果还晚出两年，如果他辅助的不是刘备而是刘表或曹操或孙权，那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时势可以造就英雄，英雄无法创造时势。可英雄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改变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
遥想当时，曹操挥师南指，荆州已降，东吴一片恐慌，此时若没有诸葛亮的介入，没有他的联吴抗曹，刘备将死无葬身之地，东吴也会望而降。中国归于曹操一统，也就没有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发生了。若谓不信，即将诸葛亮从《三国志》或《三国演义》中抽出试试，一部三国历史，该怎么个发展怎么个写下去呀？没有诸葛亮的出山不仅一段三国，就是整个中国的灿烂历史，恐怕也要因此而黯然失色许多。
然而，历史发生了就发生了，你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观察它、解释它、演绎它，却怎么也不能重新改写那些已然发生的基本事实。
诸葛亮也是如此。
他的出山是一件无法更改的事实。即使活在今天，他也仍要走出古隆中进入到喧嚣的历史中心来的。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他们的莫大悲哀。
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儒家的出世为主、道家的隐世为辅。乾坤清朗，明主现世，他们就出山了，积极进取，博取功名，建立功业；一旦遇挫，或遭贬谪，就退隐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一颗心，仍记挂着君王，仍在寻找时机，翘首以待。他们的退隐入山，大多是求得声名，待价而沽，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更好地出山。
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作了概括而准确的精彩描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脸上总是挂满忧愁无法开颜？关键在于封建统治太专制太残暴，老百姓太艰难太困苦了。作为渺小的知识分子来说，光是忧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居庙堂之高，君王高兴了，就拿你当个工具使一使来用一用；不高兴了不耐烦了，就要将你关进牢狱弄不好还要开刀问斩。即使到了这个份上，你还得脑袋碰地，将头磕得山响，一个劲地谢恩。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有半点人格尊严可言？而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是自己作践自己，自己糟遢自己。你一天到晚忧这个忧那个，谁又来买你的账呀？君王不买账自不必说，就是老百姓，看见你这副愁眉苦脸的酸腐迂夫子怪相，也要作践你几句，说你是书呆子，他们倒常能苦中求乐自得其乐达观开朗得很呢！
写到这里，我真的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深深的、深深的悲哀。即便最优秀者如诸葛亮，也不能全然走出这一无形的巨大的怪圈。他虽然尽得道家之风韵，但儿时的儒学根底决定了他，从小想着的就是当官，他说他的同学只能当怎样怎样的官，而他却能当位极人臣的如管仲、乐毅那样的大官。所不同者，他想当的是大官与清官，是匡时救民的官。不管是当怎样的官，反正没能挣脱“官”的范畴。他的隐居隆中就是为了当官，因此，其出山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就看他投靠谁依附谁了。他终于遇到了刘备，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对刘备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刘备并不怎么把他当回事。明明在隆中谈得好好的对策说得好好的价码，可刘备就是要破坏，硬要跟东吴打一场恶仗，根本不把他这个丞相放在眼里。惨败而归，忧愤交加，快要咽气了，这才想起诸葛亮的英明，这才想到要真正的用一用他，才来了个临终托孤。诸葛亮自然又是感激得不行，结果是一个怎么也扶不上墙的阿斗也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儿，兴之所至，可以一纸皇令，打乱他的战略部署，儿戏般地将他从前线召回。知识分子要干成一点事儿，也真够难的了。如果诸葛亮此时取而代之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做得，就是这儒家的忠义万万不能破坏！
于是，诸葛亮活到五十四岁这一坎上，就死在了北伐中原的任上。他不仅死得其所，也死得其时。二十七岁出山，为蜀国奔波了二十七个春秋撒手而去，两个二十七，多么富有意味的神秘之数啊！
他谨慎了一生、勤勉了一生、奋斗了一生、驰骋了一生，可就是怎么也没有真正走出他所隐居的古隆中。不唯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走出过这一无形的磁场这一巨大的怪圈了呢？
“学而优则仕”，读书了不做官去干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我将这一疑问放在古代，那么，不正常倒是我了。
我不想苛求他们。生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本身就够可怜的了，还好意思对他们再加鞭责吗？我只想说，是我脚下的这块土壤决定了一切。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只有通过做官才能实现。当一个个憔悴而忧愁的身影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拥挤不堪时，我心中涌动的是一股莫名的悲哀，除了悲哀还是悲哀，唯有悲哀而已。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定格在我脑海里的那一抹苦涩的微笑了。
其中自有他的难言之隐，也有对后世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不可理喻。
所幸的是，世界的价值正变得日益多元化起来，读书再也不是仅仅为了做官，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也越来越多了。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正静悄悄地发生着一场深刻的权力转移——由做官到金钱而知识。
今日确实有着不少知识分子已真正“走出古隆中”，超越了诸葛亮的隆中情结隆中意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潇洒地走向那遥远的地平线，一抹艳艳的曙光正照射在他们身上。
这才是诸葛亮瞩目后世的期望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恍惚中，诸葛亮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留在嘴角的微笑渐渐地由苦涩变得灿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