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官场险恶，士大夫多奉行谨言慎行、明哲保身的信条。尤其是国君“金口玉言”，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故有“伴君如伴虎”之说。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以国事为重，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嫉恶如仇、直言敢谏的将军、大臣，受到人们的敬重，名扬千古。
廉直刚正无所曲挠
——刘毅
西晋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由门阀统治的腐朽昏暗的短命王朝。在当时浑浑噩噩的贵族士大夫中，也有少数识见不凡、廉直刚正的人，刘毅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毅，字仲雄，晋时东莱掖（今山东掖县）人。生年不详，卒于西晋太康六年（285年），是汉代城阳景王刘章之后。父亲刘喈，曾任丞相属，刘毅“幼有考行，少历情节”（《晋书·刘毅传》）。由于出身贵族，使刘毅很容易步入上层社会。年轻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名士。名士，是东汉末年出现的一批新人物，他们掌握着一个地区的舆论大权，对朝政和人物进行品评。刘毅与那些明哲保身、雅尚虚玄、不务实事的所谓“名士”不同，他“臧否人物”，从事实出发，“见有不善，必评论之”，使那些形浑迹劣的王公贵人望风惮之。
曹魏末年，刘毅官任司隶都官从事。他秉公执法，不避权贵，曾弹劾河南尹，司隶校尉欲加以阻止，劝他说：“攫兽之大，鼷鼠蹈其背。”刘毅坦然答道：“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表现了刘毅果断无畏的精神。他的行为得到了朝中有识之士的赞赏，与刘毅同郡的王基在推荐刘毅的书中称赞道：“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西晋建立后，刘毅历任尚书郎，驸马都尉，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直到咸宁初年，才转任司隶校尉。
坎坷的仕途，并没有改变刘毅刚廉的品格。在任司隶校尉期间，得知南郡太守刘肇以筒中细布50匹及其他物品贿赂侍中王戎，王戎“厚报其书”。刘毅便上奏朝廷，请将王戎“槛征讨廷尉治罪，除名终身”。王戎出身于大家豪门，且又官至侍中，又为西晋名士，刘毅要求惩办他，确实是胆量不小的举动。后来由于晋武帝的包庇，此事没有得到实现，但刘毅“纠正豪右”，弹劾不法的行动，动使洛阳豪贵一时屏气，出现了“京师肃然”的局面。
刘毅的刚廉，不仅表现在纠察违法贵戚的行动上，而且还表现在不媚上奉迎方面。晋武帝马炎统一天下后，生活更加奢侈腐化。首先为祖宗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庙，后又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本来后宫已有好几千名美女，但是还不满足，又下令让人搜罗美女5千多名，专供他玩乐。晋武帝便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纵情享受的生活。
晋武帝除了向老百性横征暴敛、搜刮钱财以外，还学习东汉时期汉桓帝、当灵帝的办法，公开标价卖官。有钱的人只要花一笔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官做。花钱少买小官做，花钱多买大官做。不过恒帝、灵帝卖官所得的钱都归国库，而晋武帝卖官所得的钱却供他个人挥霍浪费。
晋武帝这样腐败，许多大臣看在眼里，可是畏于皇帝的权势，而不敢吱声。刘毅任司隶校尉，常跟随晋武帝参加一些活动。太康三年正月初一，晋武帝率领百官到南郊祭天，刘毅也跟随前往。祭祀完毕，晋武帝忽然慨叹一声，问站在身旁的刘毅：“我可以比得上汉朝的哪一个皇帝？”刘毅不假思索，便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看陛下跟东汉的桓、灵二帝差不多。”汉桓帝和汉灵帝是东汉时期两个最贪淫的皇帝。晋武帝满心希望刘毅把他比作汉高祖和汉武帝，因此很不高兴地说：“哪儿至于这样呢？我虽比不上古代的圣人，可是我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一心想做个贤明的君主，你这样比，未免太过分了吧？”刘毅毫不客气地答道：“汉桓帝和汉灵帝卖官爵所得的钱都交入国库，而陛下你卖官爵所得的钱却装进自己的私库，从这一点讲，我看还比不上汉桓帝和汉灵帝呢！”晋武帝闻听此言，再无话反驳，只得自我解嘲地说：“桓、灵二帝在世时，他们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我有这样正直敢言的大臣，能够当面听到这样锐的批评。由此可见，我同桓、灵二帝是不同的。”
任司隶校尉6年后，刘毅官迁尚书左仆射。在任期间，“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不改其刚正廉直的秉性，“举止动静为朝所式瞻”。仕宦多年，刘毅不敛私财，以至家中清贫，粗茶淡饭以继日。晋武帝见了，“以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月给米肉。”
不久，刘毅被举为青州大中正。在青州“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劾，自亲贵者始”，颇欲有一番作为。然而，此时刘毅已是年逾古稀，并患有风疾，壮志未酬，便于太康六年（285年）病逝了。
纵观刘毅的一生，可谓刚正峭直、无所曲挠，不管太子、皇戚，还是皇帝本人，只要有过失他都毫不留情面。精神可佳，值得赞誉。
刚直不阿勇于进谏
——魏征
魏征，字玄成，生于580年，卒于643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河南内黄县）。是唐朝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有才干的谏臣，以刚直不阿、敢于进谏著称。他父亲魏长贤是一位博学、正直的地方官吏。魏征继承了父亲刚毅不阿的性格，勤奋好学，读了很多书，“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新唐书·魏征传》）。早年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后投奔唐朝，在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手下做官，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
626年，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因为魏征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就把他召来，斥骂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神色自若地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早知魏征很有才能，又见他很坦率，结果不但没有惩处他，还任命他为詹事主簿。这一年，李世民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此时，魏征也被提升为谏议大夫，后来又进为宰相，是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魏征有见识、有胆略，他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得失，敢说人所不敢说的话，经常积极对朝廷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唐太宗的缺点错误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批评。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200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的私生活等各个方面。唐太宗把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魏征死了，从此，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唐太宗曾经问魏征说：“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随即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要唐太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要偏听偏信。魏征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至今仍为人们传诵。
贤君纳谏也并非总是悦而从之的。有一次唐太宗改变18岁男子应征的惯例，决定16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魏征回答到：“竭泽而渔，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捕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还举例说明唐太宗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终于同意取消了这条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魏征反对这样做，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他主张正确地运用法律，即“公之于法”，大家要共同遵守，以法办事，皇帝也不能例外。
魏征直言敢谏，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就冒犯了皇帝的尊严。有一天，唐太宗退朝回宫，余怒未息，说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上使我难堪，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严。”长孙皇后听后连忙穿上朝服，跪下道贺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呢！”唐太宗听了，方才转怒为喜。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4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唐太宗更加奢纵，于是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10个方面提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对唐太宗的警告及时而又尖锐，唐太宗接受并把这一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功大而年老，虽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在文化方面，魏征也有相当的贡献。领导和参与了史书编修，著有诗集和文集。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十七日魏征与世长辞了。病重期间，唐太宗想到魏征家里没有正厅，下令限期盖上正厅，又依照魏征俭朴的习惯，赐给他白色的褥子和布被，并且亲自前往探望，弥留之际，魏征仍关心国家兴亡。
魏征去世后，从他家里找到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稿。上面写道：“天下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全；任用坏人，国家就衰败。如果对自己喜爱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缺点，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能够了解他的优点，毫不迟疑地去掉邪恶的人，毫不猜忌地任用贤能的人，国家就可兴盛了。”唐太宗阅后很受感动，对大臣们说：“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你们要把魏征的话写在笏（上朝用的说事板）上，发现我在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我进谏。”
魏征作为一个古代的政治家，不仅繁锐地看出了封建时代为君治国的深刻道理，难能可贵的是在唐太宗取得巨大政绩之后，人们都在歌颂的时候，他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直言进谏。魏征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封建政治家的典型和规范，历代都称赞不已。
有言谏国君无宅起楼台
——寇准
寇准，宇平仲。961—1023年在世。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少年时虽然穷，读书却很用功，20岁以前就把《春秋》三传读得很熟。19岁中进士，第二年被差遣到归州巴东县（今四川奉节县）任知县。后来，寇准又做了一些时候的地方官，就逐渐进入宋朝中央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官职。公元991年，开始任参加政事，时年只有31岁。
宋朝的宰相、副宰相一般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官僚才能担任。这些人大多领略了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故，表现上是老成持重，实际上只不过是维持现存的局面，反对革新政治，不问是非，顺从皇帝个人的意旨，来保持自己的禄位。寇准和这般人不同，年纪轻，封建社会的那套人情世故熏染得较少，敢于揭发弊政、直陈得失。
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的意旨，太宗大怒，拂衣起立，想退入后宫。寇准却不动声色，牵住太宗的衣服，定要太宗坐下听完他的话，太宗拿他也没有办法。
有一年天大旱，宋太宗召集朝臣讨论应付的办法。好些人都说：“水灾旱灾都是天命，古代圣君在位也都是有过的，不必有什么忧虑。”只有寇准说：“旱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朝廷的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太宗一听大怒，回到宫内，过了一会儿，把寇准叫了进来，问他到底哪些刑罚是不公平的。这时寇准说：“如果把两府的大臣都叫来，我就讲。”太宗于是下令召两府大臣。过不多时，两府的大臣都到齐了，寇准说到：“某人的儿子犯了贪污罪，结果被处死了。可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王淮，偷盗国家的财产达千万以上，给他的刑罚只不过是用棍子打了一顿，不久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这样的刑罚，难道可以说是公平的吗？”太宗听了，问王沔，王沔见事实俱在，抵赖不过，只得低头承认。这时，寇准还刚从地方调到中央，担任普通言事官，官职低微，但是他对于身居副宰相高位的王沔毫无惧色，指责他包庇其弟的罪行，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