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出生于浙江绍兴县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家乡读完小学后，15岁入上海澄衷学堂学习，1909年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后为唐山铁道学院）土木工程系。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农，后入哈佛大学学习气象，191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任地理学、气象学教授。1920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任地理系主任。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筹建南京气象研究所，1928年任该所所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人，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竺可桢一生发表了300多篇科学论文，有些论文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倍受推崇。1980年科学出版社精选了竺可桢生前的79篇论文，出版了《竺可桢文集》。此外，竺可桢还非常重视科学普及工作，发表了许多涉及天文学史、地理学史、气象学史等自然科学史方面的文章，留下的气象记录资料800多万字。
学农业，解民于倒悬
1906年，竺可桢在上海澄衷学堂毕业后，又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在这所学校里，他学的是土木工程，打算学成以后，当一名出色的建筑工程学家。一天晚饭后，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漫步在唐山街头，因为那天的考试他又是名列前茅。他正踌躇满志，憧憬着一个建筑工程学家的美好未来。这时，一群衣衫槛楼，瘦骨嶙峋的乞丐围住了他这个戴眼镜穿长袍，看上去很面善的“阔少”。
“先生，给一口吃的吧，救救我们吧！”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把他那芦柴棒一般的手伸向了竺可桢。
一位面黄肌瘦的大嫂，一手抱着干棒似的孩子，一只手向他高举着，挤在人群中有气无力地哭诉道：“少爷，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已经一天多没吃到东西啦！”
乞丐的央求声，把竺可桢的愉快心情一下子冲到了九霄云外，他把身上带的所有零花钱全分给了他们。乞丐们千恩万谢地散去了，竺可桢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竺可桢家是做米粮生意的，他深深懂得粮食给他的父母，给他们这个家庭带来的福祸。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生意还算兴隆；每当灾荒年月，连他们家几乎都揭不开锅，哪里还有粮食去卖？中国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可为什么乞丐贫儿踯躅街头？为什么外国人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横冲直撞？民族危难的严酷现实，深深地刺痛了竺可桢的心。他想，我们的国民连肚子都填不饱，还奢望什么高级住宅？那么我现在学的专业又怎么能解民于倒悬，怎么能拯救中华？
一群乞丐改变了竺可桢的志向。
1910年7月，清政府招考留美学生，竺可桢听到消息后，立即报名应试。由于他成绩优秀，当然是如愿以偿了。不过，他并不是学的土木工程，而是改学了农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民要富裕离不开农业，国家要繁荣，首先应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
竺可桢来到美国后，在伊利诺大学专攻农业。通过几年的学习，竺可桢了解到气象学与农业密切相关，没有气象预报为农业生产作后盾，人们就不可能战胜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农业即使是丰产了也不一定丰收。于是，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博士学位。这期间大洋彼岸接连传来不幸的消息：父亲病故；大哥病逝；官费留学期满，继续留美只能自费。身处异境他乡的竺可桢，按常理该回国了，可是他却把悲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用刻苦学习来作为对亲人的悼念。政府不提供资金，靠家人微薄的资助，把生活费用压到最低水平。经过8个春秋寒暑，2800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努力，终于在他28岁的时候，拿到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文凭。
1918年秋，竺可桢怀揣着博士学位证书，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踏上了归国的旅程。然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座气象台是中国人自己掌管的；全国4亿多人口，气象工作人员屈指可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哪里有他的用武之地？
针对这种局面，竺可桢只有到高等学校教书。他一边教书培养气象人才，一边为中国的气象事业而奔走呼号。他怀着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终于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南京）创设了中国第一个气象测候所。1928年，蔡元培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随即聘请竺可桢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夙愿实现了，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气象研究所！竺可桢高兴啊！他以全副的精力倾注于中国气象事业上，就在他任所长的同年，竺可桢怀着为国雪耻的决心，在南京建起了北极阔气象台。以后又在全国各地建立气象台和测候所，并将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测候所，逐步纳入到了中国气象工作的权力范围内。
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气象研究工作仍不受外国人看重。在国际气象科学会议上，无理规定中国只能派代表列席，不许宣读或发表论文。有一次，竺可桢带队参加在香港召开的远东各国气象会议，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两次举行宴会，招待各国代表，都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席。竺可桢忍无可忍，和其他代表一起，愤怒地提出抗议：“这难道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吗？不！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有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和浩然的民族正气，怎能容得你们的这种待遇？我们拒绝出席以后的会议！”说完，当场退出会场。
此后，竺可桢更加拼命工作了。终于以他雄厚的研究实力，一篇篇扎实的科学论文，使外国人对中国的气象事业刮目相看了。
坚持真理，刚正不阿
1936年4月，浙江大学的学生轰走了压制爱国学生运动的校长郭任远，迎来了新任校长竺可桢，25日，师生们隆重集会，欢迎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竺可桢慷慨陈词，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雪国耻的故事，激励学生的学习，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所至。现在的世界是技术的世界，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
恳切的言词，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师生们雷鸣般的掌声。
从这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竺可桢一直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善良愿望主持浙江大学。然而，他那善良的愿望却被黑暗的现实打破了。
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失踪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浙江大学。正在病中的竺可桢听到消息后。愤怒至极，从病床上爬起来立即四处奔走，打探消息。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是竺可桢非常敬重的爱国学生，因为他积极带领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国民党特务对他早就怀恨在心、蓄谋加害了。这一点竺可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一听到消息他就带着病体，找到了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等地方。
10月29日，四处奔波的竺可桢正苦于没有于子三的消息时，浙江省国民党突然派员给竺可桢送来了公文：于子三在狱中用玻璃片“畏罪自杀”，并要他立即到现场查看证明。
竺可桢跟随来人，赶到了一间阴森可怖的囚室。只见于子三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身边丢着沾满血迹的玻璃片，但伤口却是不流血的，而身上的棒伤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更为明显的是，喉咙正中有一个小孔。看着他心爱的学生的尸骨，竺可桢悲愤万分，本来就病弱的身体，这时再也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倒在地。随行的校医急忙扶住他，为他打了针，才慢慢恢复过来。
竺可桢立即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当面质问：“于子三是怎么死的？你们要解释清楚！”
沈鸿烈非常恐慌，无言以对。一旁的检查官急忙解释道：“竺校长，现在你也看过了，事情很清楚，于子三是用玻璃片自杀的，请你签个字吧。”
竺可桢立即拒绝道：“我只看到于子三已死，决不能证明他是自杀的！”说罢，愤然离去。
于子三的死不仅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政府为了推卸罪责，利用《东南日报》公开大肆造谣。竺可桢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于11月5日赶到南京。在南京《大公报》、《申报》的记者围上了他，有记者问：“竺校长，于子三在学校时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于子三是个好学生！”竺可桢毫不含乎地回答。
又有记者问：“你对于子三自杀的结论有什么看法？”
竺可桢悲愤地说：“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他的死当局有不可托诿的责任，应立即追查事实真相，惩办凶手！”
竺可桢的谈话很快以显著的位置见报。蒋介石看到后大为恼火，立即授意教育部长朱家骅，责令竺可桢公开更正谈话。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实，不可更正！”
金蝉脱壳，迎接曙光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了国民党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日后，民国政府的旗杆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南京国民党政府即宣告灭亡。
解放战争的硝烟离上海越来越近了，隆隆地炮声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有的紧张，有的快活。
5月2日，上海《新闻报》以显要位置大号标题登载了一条消息：“竺可桢飞台湾”。这则新闻无疑又使动荡的上海增添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竺可桢可是位受人尊敬，在社会上很在影响的科学家。各界人士猜测、关注、议论纷纷，选择着自己的去留。
而这则新闻影响更大的还是浙江大学。有的欲“跟随”去台湾，有的感到遗憾，也有的表示怀疑。于是有人到竺可桢家探听消息，结果是：竺校长已经好几天不在家了。
学校财务科传出消息说：几天前竺校长在财务科借了一笔款，从此未再见到他。
学校收发室有人说：4月28日国民党教育部给竺校长来过两封电报，催他马上“离杭返沪”。
不错，这些消息都是千真万确的。难道竺可桢真的到台湾去了？人们议论纷纷，疑团倍增。
这时，只有他的妻子陈汲心里最清楚：竺先生决不会去台湾！28日凌晨，竺可桢接连收到教育部的两封电报，都是催他“离杭返沪”，他复电说：“暂难离杭”。当他在财务科借回钱后，对妻子陈汲说：“我暂时到上海避一避，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放心，我决不去台湾。”他还跟妻子谈道：经过我多年观察，国民党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我从留美起就有交往的杨杏佛，不就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吗？还有我的学生于子三，我真正的事业在大陆。
“那你为什么还回那样的电文？”妻子不解地问。
“哈哈，金蝉脱壳之计，这样我住在上海不就更安全了吗？”
为了不引人注意，离家时他没有坐汽车，只叫来了一辆三轮车，冒着瓢泼大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到达上海后，竺可桢避住在岳阳路一家医院里，当看到5月2日的报纸后，他很是高兴，这正好为他隐蔽创造了条件。于是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秘密走访，试图多拉住一些不明真象而又有可能被裹挟到台湾去的科学家。
5月6日，竺可桢正放心地在大街上走着，迎面开来一辆轿车在他面前突然停住了。从车里钻出来一个人，惊奇地说：“竺校长，你不是已经飞台湾了吗？怎么？”
这人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竺可桢急中生智，急忙说：“走，我正在买些东西。”
“快走吧！”蒋经国急躁地说。看着竺可桢点了点头，才放心地钻进汽车走了。
为了避免再被人发现，竺可桢再也没到街上去过。直到5月27日，竺可桢才迎着曙光，来到上海市中心，加入到“欢迎解放军”、“欢迎上海解放”的人流中。
（周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