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1901～1983），出生于福建厦门市的鼓浪屿。祖父是种田的农民，父亲林良英是教师。林巧稚5岁的时候，母亲因患宫颈癌不幸病故。1920年夏天，林巧稚高中毕业后，为了死去的母亲，她决心学医。1921年9月林巧稚考入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29年林巧稚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协和医院聘请为第一名女住院医师。1932年，林巧稚园工作卓著荣获协和奖学金，踏上赴英学习深造之路。1935年7月晋升为讲师、主治医师。1937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1939年9月林巧稚到芝加哥大学进修，因成绩优异被吸收为芝加哥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1940年冬，林巧稚回国。1941年10月，林巧稚被任命为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这是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科主任。
全国解放后，林巧稚被选为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被评为全院的先进工作者，同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60年被评为全国群英会代表。1983年4月22日，这位中国医学界的泰斗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林巧稚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疑难病症的诊断与处理。对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生殖道结核，滋养细胞肿瘤发生、发展规律，绒毛膜上皮癌进行过研究，在滋养细胞肿瘤化疗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受到国家的奖励。
林巧稚除发表多篇论文外，主编过《妇种学进展》、《妇科肿瘤病学》等专著和《家庭顾问》、《农村卫生常识回答》等科普读物。
为民学医
林巧稚5岁那年，正当壮年的母亲患宫颈癌不幸病故。她小小年纪，就过早地失去了慈母之爱。
那是一个凄苦的夜晚，病危的母亲被抬到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她痛苦地躺在那里，已经不会说话，多年疾病的折磨，使她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一去，她急促地喘着气，微睁着迷蒙的双眼，在这离别人间的时刻，最使她牵肠挂肚的就是小女儿巧稚，她太小，正需要母亲的抚养。撇下她，这孩子孤苦伶仃的，今后将如何走完一生漫长的道路？母亲眼角垂泪，双眉紧锁，欲言无声。
大儿子林振明连忙凑到母亲身边，柔声问道：“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母亲只是轻轻地翕动了几下干瘪的嘴唇。她看了振明一眼，失神的目光缓缓的转向巧稚，久久地停在她身上。
振明懂得母亲的心思，用力地点了点头，凑到母亲耳边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妹妹！”母亲的嘴角掠过一生中最后的一丝微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妈妈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这在小巧稚心中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后来她终于从大姐和嫂子们的口中得知，母亲的病症是子宫大出血；再后来，知道那里出血的原因，是子宫长了瘤，用新医学的名词来讲，就是宫颈癌。据说，母亲在怀她的时候，此病已逐渐形成。所以影响了她的发育，她的身材比大哥、大姐矮得多。
母亲的早逝，使巧稚从幼年就知道了女人病痛，懂得了妇女的健康对后代的影响。当她在夜里为自己过早地失去妈妈而暗暗流泪的时候，她想：我为什么不是医生啊？我要是个手到病除的神医，一定会把妈妈挽留在世上。从这时起林巧稚心中就萌动着这样的心愿，为了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为了拯救像妈妈一样的病人，我要学医。
1921年夏天，恰巧协和医学院招生，可是全国只招30人左右，林巧稚和同学琼英结伴到了上海，进入了协和医学院上海考场。林巧稚坐在教室后半部的一个位置上，心里突突直跳，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啊！当时正值酷署，天气闷势，连一丝风也没有，空气好象在燃烧，考生们个个汗流浃背，林巧稚顾不得这些，脑子不停地想，手不停地写，汗珠从额角上淌下来，也顾不上擦一擦。
“林巧稚！”突然，监考的美国教师在门口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喊了一声。
林巧稚一惊，到点了吗？她以为教师在催自己交卷，顺口用英语答到：“我还没答完！”说罢，头也不抬地继续写着。
想必是她英语说得很熟练，美国教师改用英语说：“密斯林，请你出来一下。”
林巧稚这才放下笔，把卷子扣在桌面上，急忙走出来。
美国教师急匆匆地把她领到一个房间，原来她同来的琼英中暑了。只见她两眼紧闭，口吐白沫。林巧稚迅速和另一个女同学一起，把琼英抬到阴凉的地方，解开她旗袍的领扣，又在她额上放了一条凉毛巾，然后，马上给琼英在上海的姐姐挂了一个电话。
这一切，只用十几分钟，处理得那样敏捷、迅速。
一切事毕，林巧稚才回到自己考场。可是刚坐下不久，时间到了。她望着还有几道末做的试题，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只得把卷子交给了主考老师。
在录取时校方认为：第一，林巧稚总分不低；第二，她英语好，特别是口语流利；第三，她考场发生的突然事件中，处理问题紧张而有秩序，具备一个医生应有的素质。
她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金榜题名的荣誉。
“把病人当成亲姐妹！”
8年寒窗，多少个日日夜夜，在这长距离赛跑中，有人退缩，有人落伍，有人败阵！入学时全班25名同学，到1929年6月毕业时，仅剩下了16人，淘汰率将近百分之五十！这是多么激烈的一场竞争啊！而林巧稚却以优异的成绩，一路领先，独占鳌头，赢得了学校授予的文海奖学金，并分配到协和医院做了妇产科的住院医生。
当时的“协和”对中国医护人员非常歧视，对中国病员十分冷漠。林巧稚处境相当艰难，但她对病人关怀备至，表现了一个中国医生应有的志气和品格。
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道济医院——一个比协和条件差得多的医院——妇产科来了电话，请外国大夫马士敦会诊。马士敦嫌冷，冷漠地说：“天明再说！”
“不行啊！”林巧稚急切地说：“病人等不到天明啊！”
“那就算了！”洋大夫冷冰冰地挂上了电话听筒。
林巧稚对自己的同胞却放心不下，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到道济医院，经过会诊，认为必须给病人切除子宫，要动手术。在非常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她顺利完成了手术，病人得救了。
1937年1月26日，靠修理自行车糊口的工人周振修的妻子吴淑明，怀孕6个月，腹内长了一个奇怪的肿瘤，躺不下，睡不着，吃不进，腹内的肿瘤越来越大，胀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全家和邻居都说“没指望了”。周振修的母亲一边哭一边赶制装殓的衣裳。周振修想：“上协和，豁出去了，死马当活马医！”1月30日下午，吴淑明被送进了协和医院。
苍茫时分，周振修心神不安地坐在协和医院妇产科的走廊里，妻子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他还没有吃饭，身上穿着沾满油渍的破棉衣，显得更加单薄。不知是由于冻饿，还是由于妻子疾病的担心，他的身子有些发抖。
手术室的门开了，林巧稚步履轻捷地走过来。周振修迎上去，急切地问：“大夫，我家里的，有，有救吗？”
“别着急，”林巧稚全不在乎他满身油污，拉着她的手，让他坐在长条椅上，然后，亲切地问道，“病人是你的太太吗？”“啊，是啊！”周振修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接着，林巧稚又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周振修把凄惨、困难的家境如实地告诉了大夫。
“你放心！我们尽力抢救！”林巧稚说完，急忙走进手术室。
一会儿，一个小护地给周振修拿来一包饼干，端来一杯开水，说道：“这是林大夫让给你送来的，她让你等开完刀再走。”
“刚才那位大夫姓什么？”周振修没有听清护士的话，又问了一句。
护士提高了声音：“姓林，林—巧—稚。”
“林大夫，”周振修一手拿着饼干，一手端着开水，感激的泪水挂在脸膛上，心想：妻子能遇见这么一位好大夫，可真是福份！
周振修接妻子出院之前，全家最担心的，是交不起手术费，可是算帐，住院处却告诉他：住院费、手术费、饭费，一概免收。原来是林巧稚知道他们家困苦的情况后多次向医院社会福利部反映，在她的要求下，医院同意给予救济。
林巧稚经常告诫实习的学生：“一个医生首先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产妇或者病人进了医院，就把他们的整个生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把他们当成亲姐妹。从每件细微的小事做起，体贴和关怀她们。比方说。一个产妇在分娩的时候，痛得难忍，她要寻找帮助，她要抓一件东西。你让她抓什么呢？让她抓铁床架吗？那她的手关节就在受凉，就要得病。我说，这时候，你应当把你的手伸过去。”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林巧稚正是这样做的，她常常把手伸给呻吟的产妇，让她们抓住，减轻她们的苦痛。
“我和我的事业将与祖国共存”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了，东北的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到北平。协和医院的门诊厅里，每天都传播着这些人从关外带来的耸人听闻的消息。
北平骚乱起来，那些早有心计的上层人士，纷纷收拾细软珍宝，夺路南逃了。
这时，同事、患者、朋友，有不少人都劝她走。
“凭您的资历、医术，到哪儿不行？去英国、美国也吃得开！”
“有的大夫已经走了，您也快走吧！”
“您全家在厦门，何必自己留在北平呢？要走，可得趁早！”
林巧稚摇摇头说：“我个人走是容易的事，可是科里这一大堆病人谁管？医生、护士谁管？我是科主任，能丢下大家一走了之吗？”
几天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送来一张飞机票说：“林大夫，您治好过我的病，我一直感激您，可也没有什么好报答的，眼下北京的时局您知道，恐怕是保不住了，我这里还有一张机票，您快走吧！这可是用金条也买不到的啊！”
“谢谢，谢谢您，太太。”林巧稚为朋友的情义所感动，一再道谢，但她主意已定，果断地说：“我决定不走了，哪儿也不去，留在北平。”这时林巧稚擦了擦双眼，深情地望着窗外，庄重地说：“我和我的事业将与祖国共存！”
林巧稚留下来了。她在病房里迎来了北平的解放，从此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逐步认识了新社会，从一名治病救人的“良医”，变成一位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民医生。她为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日日夜夜勤奋工作。她还深入农村、城镇考察，为新中国保护妇女、儿童的立法提供了科学依据，成为周总理研究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的参谋。建国初期她专门买了一个精致的镜框，将开国大典的画片镶了进去，挂到屋里，并且激动地说：“我受到了阳光的沐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赢得了一个科学家真正的权利和自由！”
“我就是离不开病人”
美国的医师约翰·期·鲍尔士曾经这样评价林巧稚：“现在的中国，她被看做一个医生女英雄。除了她出众的临床才华之外，她很能理解人，她同患者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
鲍尔士的分析和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林巧稚对任何病人都有“特殊亲密”的感情，她的事业始终与病人联系在一起，病人就是她的亲人，她常说：“我就是离不开病人，一天不见病人就心烦意乱。”
她的奋斗目标就是：“让所有的母亲都高兴平安，让所有的孩子都聪明健康。”
正是她这“特殊亲密”的感情，使她赢得了患者的信任，人们崇敬她，把她看成自己的知音、自己的救星、自己心目中的“女英雄”。在她办公桌上，每天都有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求医的，问候的……
1962年初春的一天，林巧稚收到了一封来自草原钢城的求救信，写信的人叫焦海棠，是包头一家机械厂的女工，她已经生过4个孩子，可是每次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全身发黄，很快死去。如今，她又怀上了第5个孩子，怀孕已7个月了，要求林巧稚千方百计救救这快要出生的孩子！
这痛苦的呼声，深深刺痛了林巧稚的心，透过信纸，她似乎看到了病人焦急的目光。
像这样新生儿因黄疽而死亡的病例，林巧稚以前也碰到过，这是父母血型不合而引起的溶血和黄疽，叫新生儿溶血症，在当时国内文献上只有死亡的记载。
林巧稚不能粉饰这个严酷的事实。她如实地给患者回信，说明对于她这种病，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治疗办法，许多问题还在研究之中。
信发出后，林巧稚心情更加沉重，她放心不下这件事，继续查阅文献资料，终于发现国外有治愈的报告，采用的是小儿脐带血管换血的办法，她那积满愁云的心头，骤然照射进一丝希望的亮光。
林巧稚和她的助手找一个没有足月的死婴做一次模拟手术，基本搞清了解剖的位置和手术要领。
正在这时，塞外草原又传来更加紧迫的呼声，病人接到林巧稚的信后，出于对老专家的信任，恳求她想想办法：“您就把我‘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不计较治疗的后果。”
林巧稚理解病人的心，经过一番试验，她有了几分把握，因此当即给焦海棠回信，让她来京待产。
焦海棠喜出望外，她带着忧虑与希望交错的心情来到了北京。
住院不久，一个可爱的男孩出生了。可是如同前4次一样，婴儿出生后不久，全身上下变得蜡黄发亮，如同蜡制的洋娃娃。
一切症状都表明，这是典型的新生儿溶血症，除了彻底换血，别无他法。然而，这手术在协和还是第一次，一些人忧心忡忡，难作决断。林巧稚沉思良久，断然拍板：“总要有人来闯过第一关，就这样干吧！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她和助手拟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切开静脉，抽出病血，把新鲜、纯净的血液一滴滴注入婴儿体内。
手术成功了，健康的血液，在婴儿体内畅流，孩子皮肤的颜色，渐渐恢复了正常，白嫩红润，透出了生命的光辉。
病房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孩子的父母拉住林巧稚，不知说什么才好，为了表达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他们决定给孩子起名为“协和”以纪念这个让他们永远难忘的地方。林巧稚用自己的胆识与勇气，为我国的医学科学填补了空白。
（贾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