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张学良从“剿总”办公地点回到金家巷公馆，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刚接过赵四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就听得门口传来一声“报告！”“进来”，张学良边擦脸边说。
“报告副司令，王军长急电”。机要参谋把译好的电文交给张学良。电报是驻军洛川的67军军长王以哲打来的，只见上面写道：“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阅罢电报，张学良的心中似倒海翻江，他没有想到高福源还活着，更没有想到会被红军放回来，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机密要事。张学良立即自己驾驶着波音飞机前往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俘虏使者”。
高福源被俘后，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他认真换药，医治枪伤，派专人向他介绍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瓦窑堡的两个月生活，使这位性格耿直的东北军军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主动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张学良到了洛川王以哲军部后，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吩咐把高福源带来。高福源虽是一身陕北农民的打扮，羊肚白毛巾，黑衣黑裤，还是立正向张学良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右手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你好大的胆子，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毫不示弱，慷慨陈词：“副司令，你要杀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太容易了。但你不要忘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不要忘了先大帅是怎么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骂人家是‘匪’。副司令，再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要被消灭完了。”高福源越说越激动，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张学良也流下了滚烫的泪珠，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搂住高福源的肩膀，激动地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刚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不错，你是好样的。”
高福源擦了擦泪水，把他在瓦窑堡的所见所闻向张学良做了详细汇报。最后，他说道：“如果副司令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和我们进行谈判。”听到这里，张学良立即对高福源说：“你休息两天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就放心去做这个工作，万一出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后，叙述了他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会谈。
3月4日，刚从南京回来的张学良驾机前往洛川，与李克农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再次商谈；（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离开洛川后，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于4月8日前往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8日上午，周恩来、李克农和随行人员按预定时间赶到延安城东北的川口村。但由于这天风雪交加，加上双方联络失时，张学良没能按时到达。第二天下午，天晴云散、张学良的专机才在延河边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下了飞机以后，张学良与同行的王以哲等急速向会谈预定地点、城内的天主教堂走去。
周恩来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张学良完全同意关于“停战合作，一致抗日”的总方针。他说：“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周恩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张学良特别向周恩来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并详细谈了他的看法。周恩来表示要认真考虑这个意见（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意见，并考虑其他因素将反蒋抗日方针改为通蒋抗日方针）。双方还就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北上抗日，经济通商，互派代表，进行抗日教育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次会谈的气氛是热烈、友好、愉快的。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周恩来“共誓永不毁约”，张学良把一本中国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还赠送私款2万元银洋（后又赠送20万法币），并招待周恩来一行吃了一顿丰盛的夜餐。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时，已天色大明。
延安会谈，在张学良坎坷不平的戎马生涯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终于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共同抗日之时，也没有忘记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杨虎城，加强了同杨虎城的联系。
1935年12月，在陕西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急匆匆走着一位讨帐先生模样的中年人，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肩上背着的褡裢里，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薄。突然，两个地方民团挡住了去路，上来就动手搜查，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搜了两遍，终于从长袍夹缝中搜出两封信。可他们在信封上看到杨虎城、杜斌丞的名字，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讨帐先生”就是红26军政委汪锋，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安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汪锋。毛泽东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汪锋说，“只要争取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就可以实现西北大联合；只有实现西北大联合，才可能有全国的抗日大联合。”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危险；谈判不要决裂，要谈和。”
汪锋在西安期间，三次会见杨虎城。但因杨虎城不了解红军的困难，看到毛泽东、彭德怀用的信纸很粗糙，认为中共大人物不应如此草率，便怀疑是蒋介石派人持假信来侦察他的。所以，杨虎城、汪锋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来到西安。杨虎城在止园别馆秘密会见了他。双方经过交谈，达成口头协议：（一）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三）十七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4月底，王世英再次来到西安，告诉杨虎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们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同时说明汪锋是毛泽东所派的。杨虎城表示对协议原则同意。从此，十七路军与红军基本停战，但协议的其他各项尚未实施。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派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为代表，继续与杨虎城谈判。9月7日，双方就合作抗日实施办法，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互不侵犯；（二）取消经济封锁；（三）建立军事联络。这次会谈确定了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联合。
在红军分别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联合后，剩下的就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联合问题了。最初，张学良与杨虎城只限于官场应酬来往，双方见面，寒暄客气，并无深交。但二人都有与对方搞好关系的愿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相互之间情谊日增，戒备日减。双方还各自派人组成联席会议，不定期举行。由于联席会议的沟通，张、杨之间商谈的问题日渐深入，可以深谈停止内战和抗日等问题了。1936年6月，广东、广西发生反蒋事变，张、杨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分别致电蒋介石，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实现国内统一，共商抗日大计。如果蒋介石对两广用兵，即出兵援助两广。为避免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两封电报的措词不同。
对“两广事变”的态度，表明张学良、杨虎城已联合一致。这样就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三方之间，互相信任，通力合作，为团结抗日共同奋斗。人们把这种局面称为“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抗日阵线，在西北大地迅速发展，正以倒海翻江之势掀起扭转乾坤的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