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到1942年总了高血压病，结果引起接连不断的头痛，记忆力丧失，同时出现了帕金森病的初期迹象，这是由于大脑受损引起的，其第一个特征是一种特殊的颤抖，特别表现在手指上；第二个特征是肌肉不灵活，使病人行动特别僵硬；双腿微弯，身体前屈，手臂半张半合。柏林医学院神经科的德，克里尼教授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他面前没有公众的时候，他靠着一根手杖走路。
从1943年秋开始，他表现智力僵化的迹象，痛苦的优柔寡断，咄础逼人和经常发火是他过度疲劳和与世隔绝状态的特点。过去他无须费力便可做出决定，如今他要大伤脑筋了1944年，他右眼染病，玻璃体出血，但视网膜没有受到影响。这表明血压虽然不断升高，却没有形成恶性。不过同年9月，希特勒总一次黄疸性肝炎，身体受到削弱，医生给他作了一次心电0。心电图表明心脏左心室过于疲劳，其体积大为增加，似乎心脏肌肉要竭尽全力才能将血液送至血管。心脏专家认为冠状动脉组织硬化，心室难以充满。所有这些症状表明高血压的发展，使人感到有心肌梗塞的危险。
艾尔文基辛博士1945年2月也被召去参加会诊。他看到元首抖得更加厉害，他不能使精神集中了。他的记忆力消失了，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复两遍，他被不时发作的癫痫一样的抖动所动摇。那时他56岁，他迈荇小步走路，拖着双脚，经常要坐着。他嘴里分泌大量的唾液，直流到嘴角上来。这些表现更使人确信他是帕金森病患者。
希特勒的疾病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而日益加重，这一现象使我们有了这样数点体会：1如果把希特勒比喻成法西斯的大脑，那么这个大脑已经快瘫痪了；2，这场战争，尤其是最后几年的战争，有许多是在希特勒头脑不正常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例如上面举到希特勒不让士兵注射破伤风针，结果引起了大量士兵的死亡。这种病态的决策，是决策者的重大失误，是第三帝国加速灭亡的其中之一原因；3，美国在考虑何时参加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很大的原因是基于希特勒的身体情况，即外界的压力是否把他压垮了。从美国自私利益来考虑，如果参战早了，牺牲的人就多，战争消耗就大，很不划算因此不如先让苏联等国与德国打个两败俱伤，美国好渔翁得利；但如果参战太晚了，国际舆论又会认为美国人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却要捡便宜，手中就缺少了与联盟其他成员讨价还价的资本。最好的参战时机是在希特勒精神行将崩溃之时；我们看到，诸如像这样巨大的人类亿万人参与的活动包括杀戮活动，理性与非理性的行为几乎是各参其半，那么，一般性的行动就同样会是如此了。
有鉴于此，我们便能意识到，这个情绪疾病的精神因素，正可以被博弈的一方用来成为加减乘除的决胜砝码。
建立理性思维的努力
我们寄希望于对手在关键的时刻会精神不正常，而自己又处于精神的最佳状态。这样就可以轻松小战而屈对手之兵。
对于对手是否生病或者是情绪激动，这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派出杀手去暗杀对手，或者给对手下毒，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得多寄希望于自己，把情绪化的东西减下来再减下来，把自己的头脑交给理智来统治，并且希望理智统治我们的时间更长一些。
写《丑陋的中国人》的那个柏杨，在最近接受记者碧心女士采访时曾这样说道一一我曾经写过一篇《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作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序。当时，只注意到酱缸国病人难以医治，只强调病人非理性的对话。香华柏杨妻注当时就质疑说：你揭露了病人的症状，说他发烧、咳嗽，病人承认有这些现象，问你怎么办，你却说：只要你不发烧、不咳嗽就好了。这种回答，没有积极意义，他正是无法自行治疗才求救于医生，医生只尽到检验的责任，而没有尽到治疗的责任，结果只会使病人更加自暴自弃。
这项质疑令人沉思：是不是可以试着找出或推荐一些药方？我们慢慢发现一件事：中国人必须克制情绪性的歇斯底里，而另行建立一种理性文化，个人的尊严、对人的尊重、诚信的能力、包含气度一在这四根巨柱上建立平台。
中国人五千年以来一直是情绪的奴隶，日本人一眼就把我们看穿，认为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我们希望中国人能够变得理性，用永续性的自我克制，互相扶持、勉励，不再有暴烈手段一一中国已没有承受再次开膛破肚的体力了。我们希望用文明的人文，培杷有人权素养的家庭和儿童，不仅着眼于中国人，也着眼于全人类。
柏杨这番话说得非常中肯，几乎可以是一针见血。把中国人的陈病旧垢暴露无遗。从我们全民的素养言之，我们的确就是如此，情绪超过了理性，人治超过了法治，短期功利主义超过了长远的功利主义。今天我们在行为中和行为后遗留下来的许多错误，都是这种行为模式的结果。
不是吗？不惜制造出大量的假药、假食品，是否坑害别人是不管的，只要自己挣了钱的行为，不是这种品性的表现吗？到了59岁，快要下台之际，拼命受贿索贿，即使被查了出来，关进监狱，也在所不顾，只是想为家庭儿女捞上一票，不仍是这种行为的表现吗？自己穷，又不想用苦力去挣钱，就偷盗抢劫，想立马致二，而他人是否也有珍贵的生命，是否也要尊重，又是全然不顾的，这难道不仍是这种德性的显露吗？许多煤矿发生责任事故，许多建筑工程发生坍塌事故，那些领导不管民工的死活，却为了保官，隐瞒事故真相，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是送钱送物，买通上司、媒体，瞒上欺下，这不也是这种品行的表演吗？当前种种的恶行劣迹，正是我们中国人丑陋的大暴露大表演。如果再不对我们的劣根性大喝一声，开几次刀，做几次手术，恐怕虽经济上富裕了，但精神文明上不去问：您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在文艺思想上给中囯百年带来的影响？五四对中国酱缸文化是主观上的整合，还是客观上的无可奈何？
柏杨：我和五四运动有时间上的亲密感，因为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1920年我就奉天承运，降生人间。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向酱缸文化发动的挑战，是一种叛逆性的思想解放，使我们古老民族感觉到重新建设新文化的迫切。可是，人家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华文化的幽暗素质暴力与说谎，依然固若金汤。中华文化不但没有得救，反而更加沉沦，沉沦到我们每一次回顾，都忍不住一次羞惭。
五四运动追求的目标是民主和科学，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专业与人文。而酱缸文化最缺少的基因，正是对专业的诚实和尊重。西洋人说知识即权力，我们则权力即知识，也就是官大学问大，历史上的大人物，如身为皇帝的石虎、完颜亮之类，他们分别在黄河及长江建桥。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技术，于是他们把工匠拖到岸边，一一击杀。直到21世纪的现在，台北发生盗窃，大人物之类仍然下令限期破案。
有时候我会忽然想到：中国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会不会更好？或会不会更坏？我不是说先贤推动五四运动错了，而是叹息它的永续性太短，结果，除了白话文外，其他全都大败，即使白话文，直到50年代，台北仍然有大师之类的人物，出刊物、组帮派，誓死反对。好像出生不久的婴儿，刚改变一个细胞就受到重创，使五四运动成为一尊修炼不成的神，徒供后人凭吊唏嘘。
问：我注意到您想从孩童、家庭的改变中，完成中国社会自下而上和文明启蒙。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联邦党人对美国的建国方略、人权保障、自由维护等重要概念，是由上层知识分子、律师、农场主等自上而下预设制订，并经过200年不断改善，发展至今。这项成功的实践和您的预计仿佛有根本性的区别，您怎么看这一点？
柏杨：我想你问到了要害。中国人一直认为美国文化只有200年，事实上他们移民以前已有很高的文化水准：散居、选举、清教徒的反抗和严格的自律精神，是一套完整的自有思想，所以美国一开国就实行全世界羡慕的三权分立政府。
而当美国建国时，正是中国清王朝十全老人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当皇帝，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就在美国开国当年0776年，弘历把新疆反抗军首领押到北京、寸磔于市。第二年，一个作家在他的着作上开列玄烨康熙、弘历的大名，被剖棺毁尸。比一比两个同时代的元首：华盛顿和弘历，一个像曽星，一个不过腐败的老汉，起步时已有这么大的落差。
五四运动开创了民间觉醒的一线生机，可是短短9年后，国民党北伐成功，蒋中正当权，先行统一思想，要全国大学教授研究知难行易。胡适写了一本小册子《知难行亦不易》质疑，国民党发动围剿，几乎把他逮捕入狱。参与五四的精英太少，靠几个留学生，在广大而交通不便的中国，根本起不了作用，而堕落力量又如此顽强，文明思想想要从上而下，自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