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国粹有这么一条，对某些老或者根本不老的人称之为“老”，是为尊称；但窃心总以为，即使是真正上了年纪的人，从内心深处，也是不愿意被人看作老人的。
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就觉得萧乾先生也一定是这么想的。尤其是他现在仍日日笔耕不辍，就像要打胜仗的将军一样，不断向文学生涯的新起点发起冲击。因此，绝不愿称箫虼先生为“萧老”，只称“萧乾先生。
何况，萧乾先生70岁以后，已有14本新书问世。他每日除写作外，还骑健身车、养花、与文坛老友乃至文学青年坐而论道，活得精气神儿十足，活得比青年人还要青春，活得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萧乾已进入83岁……
题记
心里，早有一句沾想对萧乾先生说，可是又说不出门。那是数年前，有一次震荡之后，萧乾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对他不必“多虑”，因为他不久前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呢，当然一直从心底知道他是好人，从来就没有对他“顾虑”过，但是以我一个小小的普通编辑之身，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捧着信发傻，只有苦笑，只有沉默……
我想，睿智的萧乾先生当然也清楚这一切。不然，今天就不会又给我寄来这张“萧乾文学生涯60年展览”的请柬。
把请柬捧在手上，像捧着一张贺卡。请柬的设计也很像贺卡，硬纸，对折，整个基调是淡绿色与白色相间，上部中央是冰心先生的题签。于素朴之中更深刻地显示出书卷气的华贵。这几年文学很是浮躁，能于一片喧嚣之中得一个这样圣洁的展览，得一笺这样宁静的请柬，也箅是迷漫硝烟中的一方净土了。
我愿静静地朝拜这方净土。
便选择了一个独自的黄昏，去细细地寻觅萧乾。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当代中国气度最为恢宏的展览馆。庄严的大玻璃窗外，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天安门、金水桥、人民大会堂，也伸进来照耀着萧乾先生传奇的一生。
这位学者，曾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乃至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曾是团结了现代之学史上一大批最有名望作家的着名编辑，曾是二战期间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曾是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员骁将，曾拥有一大串重要的头衔而今又担任着中央文史馆馆长，曾先后创作了小说、散文、回忆录40余种，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登多种外国文学名着，曾多次代表中国登上世界文坛……然而，难以想象的是，萧乾却是一个蒙古族贫民的儿子。
我看到展览的第一张照片。那是一间旧平房的背影，墙皮已经剥落，窗棂也已倾斜，房脊上的一两穗野草在瑟瑟寒风中箫索。这就是萧乾的出生地，位于北京城的东北角。萧乾的父亲是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带着，寄居叔舅家艰难长大的。
当时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像他这样的穷孩子有着多少？萧乾出现其中的第一张照片，是站在一个羊圈前。总角之年的少年人，牵着一只小羊，凝望着我们。那是他的小学和中学时期，他织地毯、送羊奶、当学徒，半工半读。后来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乃至剑挢大学，他都是靠编辑、翻译挣出学费，全部靠自己的力最完成了学业。早有人评价说：“萧乾是半工半读模式的最早和最成功的实践者。”
艰苦的生活磨砺了萧乾的意志，也锻造出他终身笔耕不已的勤奋之手。在宽大的展厅里，3个硕大的书橱瓜摆满了他的旧着、新书、译作、手稿，悉心数一数，竞有100多本。这之中，有的已经历了时代风雨反复冲刷，像“晨光文学丛书”之中的一种《珍珠米》；又像繁体竖排的《落日》，白纸已变成的黄纸，封面的红色也已褪为喑褚，已是60个春秋飞渡、能把它们保存至今殊属不易。
能够显示出萧乾当年文学水平的一本书《活的中国》吸引了我。那是只有23岁的萧乾，作为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助手，帮助他们编选的一本体现当时中国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中短篇小说集。编者的眼光沉着地经受往了历史的检验，你看他选中的十几位作家--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林语堂、郁达夫、沈从文、巴金、丁玲、沙汀、张天翼等，后来哪一位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擘？
由此可见，编辑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面对浩浩历史，他们与作家同样肩负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展出的150多幅照片中，我最为醉心的是1986年摄于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一幅：大屋顶的教堂式建筑楼群下面，头戴黑色博士帽、身披黑色博士披风的萧乾正在漫步。这是40多年之后回转来的萧乾。剑桥大学为表示对自己学子的骄傲，特地给予他这样一个黑袍加身的荣誉。
这样的照片，显示着一位文化名人所达到的辉煌，挂满了一整间展厅。80年代以后，萧乾11次出访海外，为中外文化交流写下了杰出的章节，这些都是印证。
可是我还感觉不满足。
除了这些书籍、照片之外，我的心底还升起一种渴望，想要探究这位学者的内心深处，想要知道他的真实为人，想要去碰撞他心灵的火花--作为还原到最本真最素朴最不带任何色彩光环的人本来说，他究竟是怎样的？
于是，我再度细细寻觅……
我与萧乾先生不太熟，仅有过一面之交。
最初熟悉这个名字是在几年前，承蒙同行李辉君的馈赠，得到他的着作《浪迹天涯--萧乾传》，始对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认知。而后几年匆匆忙忙的编辑生涯过去，留下的几许记忆中，又有着萧乾，是文学界和新闻界中的老老少少许多人，都曾对我说过：这是一个好老头。”
后来，在一次约稿的通佶中，我自己也夼了切身的体验。他不仅寄来了稿件，还教给我一条如何做好编辑的诀窍广：“一定要自己也写，多写，才能跟作者对上话，才能拿到好稿子，我当年在《大公报》搞副刊时就是这么做的。”
据说，萧乾先生并不是对我特殊友爱。他喜欢交青年朋友，总是尽可能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教他们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平坦些更快些。曾有不止一个靑年朋友告诉过我，某一日，他怎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到萧乾先生那间略嫌零乱的书房中，而萧乾先生又是如何笑眯眯地倾听着他，最后出门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早已全无了拘束一一这些朋友，全是不知名的小人物。
所以，在你与萧乾先生的交往之中，当你通过一笺信纸、一个电话，听到萧乾先生对你的一两个忠告时，你用不着千恩万谢，只要用心记下并身体力行，就是了。
可是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他是而别人就不是呢？
就在此时，我忽然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年轻时代的萧乾，几乎所有照片上，面容里流露出来的都有羞赧之色；而在进入暮年之后，又几乎全都是一张笑眯眯的脸！
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激动起来！
褪去纁色的光环，作为一个普通人，萧乾年轻时曾是个很自卑的小伙子。这是因为他皮肤既黑，个子又矮，貌不惊人。虽然男人不以貌美取胜，但身材矮小的男人，总不比一座长城来得辉煌夺目。加上出身低微，又没有什么“背景”，萧乾那时遭受过多少冷遇、白眼、轻慢，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下成名的人，一般会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世--心胸狭隘之人，会把自己昔日所受到的熬煎作为弹簧，加倍地施与别人，来求得对自己所失又所得的精神补偿；而心灵高贵的人，则会用白己高大起来的身躯，做为盾牌，挡住刀枪剑戟的进逼，让身后的年轻人跃马扬鞭千骑卷平冈。萧乾先生就是后一种人，当他那张因超脱了凡俗而不再迷失的脸对着我微笑时，我听见他说：
“现在我当然不在乎黑不黑、矮不矮了，不是因为我成为名人，而是因为懂得了为人最重要的是内心的高贵。不过，我依然很理解年轻人的心，因为我没有忘记自己当年曾那么痛苦过。所以，我懂得平等地对待一切人，特别愿意帮助和我当年一样怀着自卑心理的年轻人……”
还曾有人告诉过我，萧乾先牛还有一个人生特色，就是有写字瘾。
他的笔就像喷泉似的，只要动起来，就洋洋洒洒地收不住。“文化大革命”时，萧乾的写字权利被剥夺，于是就连写“检查”也成为一种乐趣。后来，每“检查”不以为足，又没有别的什么可写，竟引伸到去刷油漆，手发痒时就操起一把大刷子，一遍又一遍地油漆墙壁。
我被逗得直想笑，但心里又沉甸甸地笑不起来。
这就是知识分子，一代中国的老知识分子！
文学的生涯：其实是人间最苦的生涯。稍稍粗通一点儿文墨的人都知道，人生识字忧患始，以写字为业，就意味着终身不停地在炼狱中苦熬。这是精神的炼狱，灵魂赤裸着。一任社会和人生的巨锤重力击打，从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在这一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痛苦着，欢乐的时光很短暂，只不过一忽而过。就这样行行复行行，岁月的皱纹苍老了脸颊，心灵的挣扎催白了头发，回头一望，除了一堆文字，家徒四壁。若赶上乱世，还要以身相殉……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有萧乾这样的“写痴”呢？那时艰难闲苦、不见一丝希望的曙光之中，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呢？
呵，是了！我忽然在萧乾参与翻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的扉页上，读见这么一些话：
“1973年由咸宁干校回京探亲，就靠懂点外文，滞留下来。先是参加人文的《战争风云》翻译工作，后来就参加了一个什么都搞的翻译组。我译过《麦克米信回忆录》，核过或重译过一些，如《肯尼迪在白宫一千天》、《美闻海军史》等书。(有一次毛主席突然要看《拿破仑传》，我们几个人曾用3天时间把它突击出来。）后期我主要负责审定可供翻译的原书。当时觉得能干点比刨沟播秧更胜任的工作，自是感激涕零，经常在家干到深夜，审书报告动辄写上一两万字。”
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全明白了。
萧乾先生前不久曾说过这么一席话：我仍坚信历史--这个世界，只会向前，不会倒退。国家--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到合理。我坚信祖国前途伟大。我骄傲在文字的岗位上，做一个忠诚的中国人。”
终究其实，大而为义，而成为作家，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文学这片阳光给予我们的，归根结底还是应该如萧乾先生所言，是为了推动世界的前进，而不一是个人现世的好处。纵观今日之文坛，作家何等众众，声名何等喧嚣。如我辈年轻一代人，固然不能像萧乾先生那一辈人一样，不带地图而羁旅四方；但是就整体水平与思想力量来说，我们不是更没达达到前辈们的高度？
这是最重要的差距！
走出历史博物馆那沉重的历史之门，面对的是沸腾的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人流滚滚，天高地阔，涌动着一种森森的历史楮神。我快步地加入到他们中间，喃喃着萧乾先生的话：
“我骄傲在文字的岗位上，做一个忠诚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