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概述：奢、安之乱是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发动的反明战争（彝家称为“阿哲起兵”）。奢崇明系四川永宁宣抚使，安邦彦系贵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四川、贵州世袭大土司。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廷调水西及永宁兵赴辽东作战而激起奢、安反抗。战争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前后持续十七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大规模交战持续九年。战乱中，四川巡抚徐可求、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奢安军所杀，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亦兵败自刎。兵变最后被明末大将朱燮元平定。
将帅星数：★ 朱燮元
精彩星数：★★
政治影响星数：★★★★★
综合星数：2.5★★☆
战争类型：围战——中国历来的围城战，讲究“围师必阙（缺）”，不要把敌人逼入绝境，奢、安之乱中，奢安联军对成都、贵阳二重镇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围城战，最后却无功而返，证明了“围师必阙”在冷兵器时代围城战中的正确性。
战争深度解析：
改土归流，是明、清两代帝王在西南的终极政治梦想。
秦汉、两晋、唐、宋、明几代汉民族政权，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历来是西北烽烟战火不断，而西南的边塞则一直静悄悄。
作为西南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贵州是一只在历史舞台上安静而孤独的“夜狼”。
但是愤怒的“夜狼”偶尔也会嗜血。
从秦始皇修建五尺道，打通川、滇、黔三省联系，在西南设置夜郎县开始，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与中原封建王朝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松散的羁縻制度的统治下。少数民族政权和势力向中央政府称臣归顺，但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只是官名职位由中央政府设定，世袭的首领由中央政府授予称号。后来蒙古帝国的铁蹄横扫了亚洲大陆，但是对于以高原山地为主的西南地区，蒙古骑兵并不具备太多的优势，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蒙哥就在钓鱼城（今重庆合江境内）下折断了自己翅膀——欧洲人称“上帝的鞭子断了”。所以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元统治者不得不继续前朝施行的羁縻政策，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世袭官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朱元璋的明帝国建立后，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度。
奢、安之乱的发起者奢崇明是四川永宁大土司（今四川泸州地区），时任永宁宣抚使；安邦彦是贵州水西大土司（今贵州毕节地区），时任贵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世袭四川、贵州大土司。
水西安氏是贵州一带历史非常悠久的彝族少数民族势力，其先祖罗济在三国蜀汉时期曾助诸葛亮平南中，“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后被封为罗甸国王，开始了对水西的世袭统治。罗济之后，唐时阿佩、宋时普贵、元时阿画都在开国时纳土袭爵，持续执掌水西地区统治权，直到清朝的康熙时改土归流。在千余年的各朝各代更替中，水西安氏总是能率先纳土内附，足见其识时务及大局观，也促成了安氏一族统治水西地区时间长达一千三百七十，绝对堪称中国历史最长的少数民族地方统治政权。
而永宁奢氏亦系四川永宁（今四川泸州江安合江一带）土司，与水西安氏世代联姻，两族唇亡齿寒，一损皆损，一荣皆荣。
大明帝国与水西、永宁二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属于合作与防范并存的关系。
与对待前朝中原统治者一样，水西安氏的首领霭翠在洪武初年便率众归附，“贡马方物”，以表忠诚。朱元璋大喜，“以原官世袭，税听其输纳”，将水西、水东合并，设为贵州宣慰司，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位居贵州各宣慰使之上。
即便如此，对水西安氏，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始终抢着不信任和防范心理。后来霭翠曾请求发兵参加讨伐抗拒明政府的垅居部落，多疑的朱元璋竟不从，还令当地驻军慎守边境，加强军备。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当时西南最大威胁是一直拒不归顺的云南故元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
朱元璋拉开平南大幕的时候，贵州的政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动，霭翠逝世，其妻奢香（四川蔺州宣抚使、彝族恒部扯勒君长奢氏之女）代袭贵州宣慰使职，年仅二十岁。同年，贵州宣慰同知、水东大土司宋钦同样逝世，其妻刘淑贞代袭宣慰同知。贵州的行政大权落到了两个年轻的少数民族女人手中。
当时西南的政局复杂，元蒙梁王势力、段氏势力在西南到处拉拢各土酋势力，以抗拒明帝国的南征大军。而贵州尤其是地处川、黔、滇交界的水西是明军进入云南的必经要塞，成为了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其地方势力成为双方最想争取的力量。
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奢香选择投向明王朝的阵营。她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贡马一万匹、毡一万领、牛羊一万以及军需若干，支持明军经水西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晓以利害，为明政府充当说客，鼓动云、贵、川各少数民族势力支持明政府。最后，明军通过水西顺利进入云南，一举消灭元守军，梁王自缢而死。又挥师攻克大理，土酋段氏就擒，从此结束云南割据势力的统治，使明王朝完成了对西南的统一。
但是，在征南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奢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在朱元璋和他的明帝国眼中，水西安氏永宁奢氏这种边远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无论如何尽忠和示诚，都无法改变明政府决意将其消灭、收大权于手中的念头。
从朱元璋建立明帝国的那天起，在西南，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改土归流”，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明政府的手中，平南胜利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平南大军在归途中在安氏水西势力范围内的毕节、赤水、七星关、黑张（赫章）、瓦店等地纷纷设卫，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称“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方可定也”。
而发生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奢香事件，更是朱元璋对水西安氏的第一次试探。
洪武十七年，明王朝派驻贵州的封疆大吏——都指挥使马晔，执大汉族主义偏见，视奢香为“鬼方蛮女”，对其摄贵州宣慰使职政绩卓著忌恨不满。马晔好事贪功，企图以打击彝族各部头领为突破口，一举消灭贵州少数民族地方势力。
他下令将奢香扣押贵阳，用彝族最忌讳的侮辱人格的手段，“叱壮士裸香衣而笞其背”。一时贵州各部群怒集起，战争阴云密布。
“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明史》记载的奢香事件很是不可思议，一个二品的贵州都指挥使，竟然敢公开扣押并“叱壮士裸香衣而笞其背”。裸笞当时贵州的最高女统治者——贵州宣慰使奢香，是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胆子？
对于时任贵州都指挥使的流官马晔历史资料上没有过多的记载，只是他有一个显赫的背景，他是马皇后的侄儿。
“尽灭诸罗，代以流官”，一个地方的指挥长官是没有这么大的理想的，这恐怕是朱元璋的理想，而马晔是皇亲国戚，自然得到了姑父皇帝的诸多指示。
面对明帝国公然的挑衅，水西、水东两位年轻的女政治家极为冷静。奢香被马晔关押期间，宣慰同知刘淑贞四处走动，在安抚深觉受辱而欲起兵的水西及其他彝族各部的同时，亲自赴京上访，向朱元璋为奢香讨个说法。
朱元璋看水西、水东各部未被激怒，而自己明显也太过理亏，于是先召奢香进京，后召马晔进京治罪，罪名是“开边衅，擅辱命妇”。当然，治什么罪，明史上没有交待，估计是另外换个地方做官罢。
朱元璋与被召进京的奢香的谈话，可谓别有一番深意。
朱元璋：“马晔无理扣押和鞭挞你，让你受了很多苦。我准备干掉他为你出气，你拿什么回报我呢？”（朱重八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杀小弟，惩罚犯了错的小弟还向人家要报酬，可能是史上破天荒第一次。）
奢香：“我会世世代代约束部属，保持地方安宁。”（回答得很漂亮，奢本人是水西地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为朱打工其实也是为自己干活。）
朱元璋：“那是你的职责，怎么能说得上是报答呢？”（老朱精明着呢，他想听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些。）
奢香抬起头看了看这位大明国的开国皇帝，感觉到了他那隐藏很深的杀气。
奢香：“贵州与四川的道路久已梗塞，我愿为陛下凿山通道，开设驿站，以供往来，加强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我们是愿意服从政府监管的！并无二心，心甘情愿让中央政府加强对我水西地区的监控力度。）
朱元璋这才满意，下令给奢香以厚赐，并马晔还京“问罪”。
奢香返回贵州后，信守了对朱的承诺，修建了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乌撒、乌蒙，一条经草塘、陆广、谷里，抵毕节，沿设九个驿站（史称“龙场九驿”）。驿道的修建加强了贵州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后世所称颂。
奢香的忍辱负重，朱元璋的小心谨慎（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对手越是谦和退让，他越是小心，不肯出手），避免了明帝国统一西南来该地区第一起政治危机。
但是明帝国派出的官吏公然裸笞当时西南彝家的精神及政治领袖，无疑在奢、安两氏人民心里烙下耻辱的印记，仇恨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
到了明代中后期，明帝国吏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而在西南，明统治者无论是与广大少数民族百姓，还是与土司阶层，矛盾都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中央政府所派出的流官不但鱼肉百姓，苛收重赋，对当地的土司们也是苛责打骂，视为贱民，常常以改土归流这把刀子举在土司们的头上。（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书载：“官兵鱼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而对长期以来的世袭的土司制度，流官们也横加干涉以获取私利，凡世袭者必向流官上私纳黄金已为不成文之陋规。如天启初年，水西安位继承祖父职位，光是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一人就向安氏“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两三千金”。如而不纳金者，“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与水西安氏世代为姻亲的永宁奢氏是为例。万历年间奢氏首领奢效忠死后，奢氏陷入了奢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而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出兵趁火打劫，将“奢氏九世积财，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官却以“行勘未定”为由（估计是奢氏财产被掠，又经战乱，纳金数量上满足不了流官们的胃口），拒绝承认，并多次向朝廷议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天启元年（1621年），明政府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一方面，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本应发放的四十万两饷银也只给了四万两；另一方面，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
奢崇明以此为机，扯起了反旗，率领二万徐可求所说的“老弱病残”永宁军攻占了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他官员二十余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后来还围攻成都达一百多天。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号大梁王。
奢、安两氏虽然也有利益冲突（之前奢崇明之子奢寅与安尧臣就有领土之争），但其世代联姻，整体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刚死，其子安位年幼，尧臣妻奢社辉（奢崇明的亲妹妹）摄事，水西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手中，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后，没有过多的犹豫，也举起了反旗，迅速占领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
在西南水西安氏的影响力量是巨大的，此次战乱因为安氏的加入而升级，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兵马包围了贵阳，将贵阳围了整整一年之久，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饿死几尽，仅剩余二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围城战之一，恐怕只有唐代安史之乱时的睢阳之围可以与之相比了。）
天启三年（1623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与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战。期间，奢安军借助川、黔边界有利地形，屡屡取胜，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死，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战死。奢安苦心经营，在川、黔两地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崇祯元年（1628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头功的朱燮元，总督云、贵、川、粤、湖、五省。朱燮元花了七年的时间，集五省之兵力，才于崇祯七年天杀奢崇明、奢社辉、安邦彦于水西永宁，再后来，年轻的安位归降。奢、安之乱基本结束。
然而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奢、安之乱历时十七年，波及黔、川全省。两地巡抚均死于战祸，省府贵阳、成都均长期被困，牵制了明政府西南五省的兵力。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战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的开销为例，一向极为重视北方战事的明政府不得不将最重视的辽东战事的支出由七百七十万两减少到六百八十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四百万两增加到五百万两。十七年的奢安之乱花掉了老朱家多少银子，大家可以估算一下。这样的军费开销对明政府来说，可算是不能承受之重负。
战争人物命运走向
安氏：
奢安之乱让明政府见识了水西安氏在贵州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虽然取得战事胜利，通过此战，水西安氏的实力也大打折扣，但明政府并没有直接将水西地区改土归流，而是无奈地让安氏继续统治水西。朱元璋开创的明帝国最终没有完成在水西改土归流的历史使命，就沉入了历史海洋。
清兵入关建立大清王朝后，水西安氏识时务地归降了清王朝，安坤被任命为贵州宣慰使。
同时伴随的是吴三桂入主西南，这将统治一千三百七十多年的水西安氏送上了未路。从入主西南第一天起，吴三桂就认定了水西“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是他今后称霸天下必争的地盘，他必须吃下。
据说吴三桂灭水西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安坤的爱妾陇氏。陇氏“极有姿色，美而体香”，吴三桂见之，念念不忘，想据为己有。
公元1664年，吴三桂以安坤谋逆反清为由，发起了对水西的战争。三月，吴三桂率二万大军与十万水西兵决战于果勇底（今贵州织金县）。安坤率军佯败引吴军掩杀而截其后路，将吴军围困于果勇底，并断其粮草。吴三桂两万大军被围果勇底二月有余，只可惜安坤听信了被吴三桂收买的手下大将叉戛那的奸计，对汉军只围不攻，错失最好战机。吴三桂因为援军粮草到达而元气恢复，三路大军内外夹击水西军。安坤的优柔寡断竟使十万水西军陷于失败，全军覆没。安坤被吴三桂俘获杀死。
吴三桂开始对水西为时三年野蛮而残酷的种族灭绝性屠杀，“凡经过处步步肃清”，“以炮击之，焚其村寨，掠掳烧杀”。连清政府也感慨“水西剿绝，无可追征”，在平吴三桂之乱后很长时间不对水西地区进行赋税征纳。据方志所载。在水西居住了上千年的水西彝民，时剩三十八户。
不得不提及的是吴三桂所垂涎三尺的彝家美人陇氏，果勇底之战失利后，陇氏组织残部潜入深山，不断袭击吴三桂部，让吴三桂非常头痛，不得不对这个曾经他非常想得到的女人下达了必杀令。陇氏最后在与吴三桂部作战中被围遇难。
与中原在儒家传统熏陶下温良淑德、三从四德的汉族女子相比，从奢香到刘淑贞，再到陇氏，西南彝家的女人们显得如此的英姿飒爽，在美丽的外表后面总拥有着一颗勇敢的心，让人敬佩。
奢氏：
永宁奢氏的根基远不如水西安氏这样牢固。奢崇明兵变失败被杀后，奢氏一族大多死于战乱。明政府趁机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幸免于难的奢崇明二子隐姓埋名（改名余保善）于毕节大屯。奢（余）氏后世在清朝和民国期间人才辈出，在政治、商业、文化各方面均有涉猎。余家十一代苦心经营，为后世留下了西南土司文化的象征性建筑物——大屯土司庄园。
战争猜想：
对于大明帝国的灭亡之因，众说纷纭，历来的史学家在提到其直接原因时，都会提及明末农民起义和长年与北方后金边境的战事，而发生在西南川黔地区的奢、安之乱，则极少被史学家们重视。
当你真正翻开这页历史，你会发现，这场历时十七年（从天启元年到崇祯七年）波及川、黔两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兵变，不折不扣的是大明帝国最后一块落井石。
其实，长期以来，贵州四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力与中原政府的关系还是比较和睦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该地区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所以大规模的战事和叛乱极少。但在明末，该地区却连接发生了播州杨应龙之乱（万历朝三大战事之一）和奢、安之乱，不能不说与明政府从立朝开始就想把西南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直接统治、力倡改土归流的高压方针有关。加之后期的吏治腐败和大汉族思想抬头，使得原本温驯的西南土司们，在大明帝国最危难的时候，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国投去了最后的一块落井石。
这样的后果，是当初朱元璋玩弄权术，指使亲信侮辱屡屡向他伸出友善之手的奢香夫人的时候，所能想到的吗？
假设大明帝国的统治者们，在重重危机之下，俯下文明强势者高昂的头，在北事逼紧、中原农民起义不断的情况下放宽对西南的民族统治政策，让没有任何扩张意念而仅想自保安定的西南土司们不去拖扯明帝国的后腿，大明帝国没有西南战事的拖扯，可否会在风雨飘摇中实现自我的救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