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因地方财力紧张，任由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倾塌以及西方建筑艺术对于中国近代建筑业的影响与冲击导致古建筑大量被毁外，更重要的是“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著名建筑学家童寯亦指出，“宋、明至清初园林，今仅存遗址。兵劫、火焚及营园材料的易损，致使众多历史名园湮废，太平天国为最后一击，今所见者仅昔日余晖。自玻璃和水泥推广，中国园中极美的特征……渐已消失。今有甚者，竟企图以水泥仿石垒山。这就是艺术与商业精神的冲突。因耗费巨大而难于维持的中国园林，在地产改造中渐临湮灭之灾。时代进步的悲剧在于消灭人类珍贵艺术成就之一的园林”童寯：《中国园林》，见其《园论》第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市政施工及地产事业的改进，都促使优美古老的园林加速毁灭。（南京）城南刘园残迹，最近因修筑铁路，已夷为平地矣。童寯：《中国园林》，见其《园论》第1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因此，梁思成感慨道：“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致于消灭的现象”。并呼吁“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可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具体见序）。
（三）保护古建筑成为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旅游业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时人已认识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于丰富的中国文物资源在发展文化旅游业方面的意义也有专著论述，指出中国地大物博，尤其是“黄河流域，乃历代建都之地，文物建筑既极宏壮，宗教文化尤其考究；他若察绥北平及东北各省，均各有其特殊风趣，如长城为世界著名之古代大建筑物，故宫为明清二朝之历史遗迹，外宾来游，既可饱览中华民族伟大之建设性能，而其淳厚古风，尤可使于一游之后，增加无限趣味。”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也提出了见解，“可游之地，我国极多，惟以时局多故，未加建设，历时既久，古迹湮没，……今后为保存国家文化，诱致外客游览计，宜由各路当局，文化团体，地方机关等分工合作，除就所及者施以修缮补葺外，并注意植木移花，以期人工风景之养成”刘德明：《国际观光事业与国际文化事业论》，著者自刊，1936年。。
国民政府官方在利用文物古建筑开展游览事业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1929年4月，北平市开放中南海公园供公众游览，同年，辽宁省政府将沈阳清福陵（东陵）辟为公园，划入沈阳市区并对外开放；1934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会同西京筹备委员会将陕西茂陵辟为公共游览场所，等等。1933年，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后，鉴于北平为元、明、清历朝以来之都城，宫阙、殿宇、苑囿、坛庙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所萃，集东方艺术之大成，借鉴欧美各国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与文物保护经验，着手制定了《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拟将北平规划建设成为旅游胜地，使北平成为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在某种程度上，文物古建筑的保护维修与游览区建设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开展文物古建筑的调查、保护与研究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建筑业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和借鉴作用。“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是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具体见序）。此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批专攻建筑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学成归国，1923年，刘敦祯创办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系，1927年，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28年刘福寿创办中央大学建筑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建筑专业教育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建筑业》，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研究事业提供了人才保障。他们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古建筑保护维修事业的首批开拓者，如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社员、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卢树森和刘敦祯曾主持维修了南京栖霞山栖霞寺舍利塔，“照式补制，恢复旧观”。全部重修工作，“除塔刹形制或有可疑外，至为谨慎精审，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27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二、官方开展的文物保护维修工作
（一）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开展的文物调查与保护维修工作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于1928年至1933年开展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主要者有：保护古代陵墓和古建筑庙宇，如对昌平西山麓车儿营石佛寺及北魏石造像、北平五塔寺明代佛像建筑、北平天庆寺古代浴室、北平法源寺、故宫文渊阁等古刹古迹进行了保护修缮，对报国寺、善果寺、怀柔法藏寺等进行了调查登记；保护古树名木，禁止奸商军阀随意砍伐；保护古物及古书版石刻，如对北平柏林寺所藏清刻《大藏经》经版、山西云冈及天龙山石窟、陕西凤翔出土之三代铜器、河北邢台出土之唐刻道德经、山东诸城之宋大观圣作碑等文物都妥善加以保护。与此同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还积极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先后有阻止日本东亚考古协会在大连擅自进行考古发掘，与其他学术机关共同呼吁禁止斯坦因继续在新疆地区进行所谓考古活动，扣留美国自然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在内蒙地区所采集文物标本，防止其全数运往美国等举。
1934年11月，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发起，联合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市社会局、南京古物陈列所等单位组织了“南京古迹调查委员会”，按照城郭宫殿、寺庙陵墓等文物类型，分三组以测绘、摄影、摹拓等手段对南京近郊之栖霞山、青龙山和江苏丹阳等处的六朝陵墓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编印为《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1935年4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成立后，即对耀县、华阴、礼泉等县文物古迹保存情况进行了调查。1936年1月，又先后对户县、周至、咸阳等地的碑刻、造像等进行了调查统计，共登记有北周造像碑1座、唐碑8座、宋碑11座、金碑2座、元碑41座、明碑25座、清碑23座等。同年3月，对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各县及渭惠渠沿线之古迹古物保存状况进行了调查，共登记有古寺观18处，古迹遗址2处，古塔6座，古墓4座及历代碑石128座，古物多件。此后，西安办事处还对陕北彬县大佛寺、延安清凉山石佛等处文物古迹做了调查。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自古以来享有盛名，虽经历代修葺，及至民国已长期失修。1936年9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会同陕西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主持西安碑林的整理修缮工程。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拟具整理计划及经费预算，聘请梁思成设计指导。工程经费由南京国民政府拨款5万元，陕西省政府捐资2万元。工程于1937年4月动工，1938年3月竣工。主要项目包括翻修改建碑林的全部房屋建筑，重建碑林大门、走廊和碑亭；勘清碑林界址，修筑围墙，基本形成了西安碑林现在的规模格局；调整了碑石排列，调整后分为石经、唐碑、法帖等七大类，分室陈列；修补校对残碑及新发现之碑石等。国民政府高层对该工程亦相当重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奠基石题词，竣工后于右任题书了“西京碑林”之门额，同时还成立了以邵力子、杨虎城为首的“陕西金石书画学会”，专门研究碑林的碑石墓志。
（二）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1．缘起与沿革
1933年6月，袁良任北平市长后，鉴于市内文物建筑实有进行系统维护修缮的必要，同时也为了实现建设北平游览区计划，使北平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都市，借此遏制日本在华北地区之蚕食侵略势头，开始着手规划北平文物古建筑之整理修缮事宜并逐步开展相关工作，同年10月，北平市工务局曾实地测量了圆明园遗址，并绘制出比例尺为二千分之一的《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1934年冬，北平市政府制定了北平市文物整理计划，并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核准。1935年1月11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以及所颁布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正式宣告成立，隶属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935年1月15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将整理修缮北平文物古迹事宜委托北平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但在文物整理修缮工程实施之前，须拟具完整的计划提会核定，工程竣工时仍报请派员组织验收。北平市政府为执行北平文物整理修缮事宜，于1935年1月16日设置了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隶属于北平市政府，其正、副处长分别由北平市长及北平市工务局局长兼任，主要负责办理关于北平市内文物整理的各项设计、工程及其他关系文物的编辑宣传事务，并负责筹拨专款，编拟计划，分期实施各项修缮工程等。1935年末，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移设南京，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1936年3月，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改组为“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直属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对于其职责、编制等均做了详细规定。
2．所实施的主要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先后实施了两期文物整理工程，均聘请中国营造学社为技术顾问，具体施工力量主要为北平市工务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北平各私立营造厂商的古建营造匠师。
第一期文物整理工程于1935年5月开工，1936年10月竣工。所修缮的古建筑主要包括天坛、西直门箭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四（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西安门、地安门、颐和园内之桥梁、先农坛西墙、明长陵、新华门、皇城角楼等。上述工程以抢救维修历史和艺术价值较高、亟待维修的古建筑为主，工程质量较高，并借此培养了一批古建筑维修技术人才。第二期文物整理工程于1936年10月开工，至1938年4月移交伪建设总署为止。期间实施的主要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有碧云寺中路佛殿、妙应寺白塔、文丞相（文天祥）祠、历史博物馆午门城楼、古物陈列所协和门朝房及南薰殿、大高殿牌坊、隆福寺毗卢殿等。
除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外，这一时期，使用和管理文物古建筑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南海公园等机构也多方筹措资金对相关古建筑进行了保养和修缮，由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技术上给予协助指导。
三、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及业绩
中国营造学社由曾在北京政府担任过要职的朱启钤发起，朱氏曾于1918年在南京图书馆中寻得宋代《营造法式》钞本，后经多方校补，于1925年刊行于世，“海内学子始渐知我国古代营造之学。”后朱氏又潜心于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整理研究，至1929年夏，“以研究范围日广，深感个人独立工作之不易”，遂发起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广揽人才，由孤立的私人兴趣转向专业的学术团体。1930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内设干事会负责规划社务，审查预决算及筹集款项诸事，有干事12人。学社成立之初研究范围侧重于建筑古籍的整理及外文书籍之译述，1931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改组为文献、法式两组，文献组主要任务为建筑史料之搜集，主任初由朱启钤兼任，1932年7月后以刘敦桢为主任；法式组侧重古代建筑实物的测绘调查及营造则例之整理，以梁思成为主任；编纂工作则由梁启雄和单士元负责。学社全年经费3万元，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15000元／年，其余由学社自筹。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展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及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自1931年起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营造学社在前期深入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基础上，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献部主任刘敦桢领衔，“每岁春秋二季，社员分组出发调查”，研究重点转向对古建筑实物的调查和测绘，先后进行大型野外调查20余次，总计2700余处，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纸2000余张，写出各种论著、报告80余篇，并附有大量测绘图版及珍贵照片，涉及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等省市，基本涵盖了此区域内的主要建筑遗址与遗迹，其主要者有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河北正定龙兴寺、河北赵县安济桥（赵州桥）、天津宝坻县辽代广济寺三大士殿、西安大雁塔、曲阜孔庙、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山西太原晋祠、赵城广胜寺（上、下寺）、苏州园林、江苏吴县灵岩寺虎丘塔等。1937年4月，学社还测绘了北平故宫古建筑群，5月，梁思成远赴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并根据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壁画内容，在山西省五台县调查发现了唐代佛光寺。中国营造学社抢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调查并整理了一大批古建筑原始资料，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资料至今依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基本和必要的基础素材，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也由此为世人所逐步知晓并得到重视。
在开展大规模古建筑调查测绘的同时，中国营造学社还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及浙江省建设厅、青岛市工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委托，相继编制了故宫文渊阁楼面、故宫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复原、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赵县大石桥（安济桥）、河北正定龙兴寺宋代壁画塑像、登封周公庙古观星台、长安小雁塔、青岛湛山寺塔等文物保护维修计划，但均因“战事骤起，未克实现。”此外，梁思成和莫宗江还设计了南昌滕王阁复原草图，是为中国近代古建筑研究史上“推想古代原状重建之尝试计划”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5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制定文物古建筑维修计划的同时，还前瞻性地就古建筑保护维修的准则、方法等提出了“修旧如旧”、“保持原状”、“延年益寿”等概念，在今日之古建筑保护领域仍有相当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