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芳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是青年的良师益友。
多年来，不论其芳同志多么忙，身体多么不好，文学研究所的同志或是外单位的同志，特别是青年人，请他修改文章，或者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热情接待，从来没有拒绝过，而且也从来没有敷衍应付。譬如，我所在的文艺理论组的青年同志写的文章或小册子，每次送给他，他都改得极其认真仔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一次，一个同志把稿子送去了，他实在忙，就同这个同志商量：准备什么时候要？急不急？如果急，就晚上加加班，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把稿子看出来；如果不急，得排着队来，先看另外几份稿子，并约好同你相谈的日期。他同你商量的意思，决不是拒绝看稿子，而是请你宽限一些时间，好像是向你请假，等你批准。如果你的稿子要得急，他即使牺牲宝贵的午睡也要给你看出来；如果不急，他会告诉你一个时间，一般说，他总是提前“完成任务”，把看好的稿子放在那里等着你。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绝不会草率马虎。
在我请他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有两次给我的印象极深。有一次，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了，他的爱人牟决鸣同志很抱歉的告诉我：“他刚刚从医院拔了牙回来，不能讲话……”请我改天再来。这时其芳同志从里屋赶出来，一只手用沾着血的手帕捂着嘴，另一只手一把拉住我，把我按在沙发上坐下，然后，拿一张白纸铺在我们两人之间，又取两支铅笔，一支给我，一支他拿着，他写道。“咱们用笔谈。”就这样，他写一句，我写一句，我们俩笔谈了半个多小时。
另一次，是一个中午，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我后悔不该来--其芳同志摇晃着身子来接待我。我看见他几乎要倒在沙发里。看得出来，他有些头昏。他先是非常遗憾地告诉我：“糟糕！我把你的稿子忘在家里，没带到办公室来，咱们到我家里去谈吧……”我赶忙提醒他：现在正是在他家里。他略定一定神，看看周围，恍然大悟：是在家里。我说，以后再约个时间谈吧。他哪里肯！他说：“你坐着，过几分钟我就会好一些。”我们默默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谈他的意见，谈得很详细，并且事先已经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写了许多批语。除了谈对这篇稿子的一些具体意见，还针对我的问题，谈了如何写文章、如何做学问的一般的意见。
“你的文章好处是有热情，能感人，但是，能不能把语汇搞得再丰富一点儿？写文章不能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词儿，要想法丰富自己的语言，要下点苦工夫。你看那些艺术大师们，譬如像托尔斯泰，还有一些大理论家，语言多么丰富，多么富有表现力，真是妙极了！……”
“我刚刚学着写点东西，对那些艺术大师们，当然是望尘莫及。我们这一代年轻一点的人，业务已经荒废多年了，无论如何是不行了，完了。”
他马上批评我：“不能这样没信心，这样自暴自弃，不能这样想。好好努力，下点工夫，总还可以做点事情嘛。也不要这样想：那些艺术大师们、大理论家们的水平是达不到了，就算了，或不敢再写点什么了，不能这样！文章还是要多写，敢写！”他想了一想，说：“好象是俄国的哪个作家说过，不要看大狗叫得响，小狗就不敢叫了，也还应该叫几声的。这是谁说的，我一时记不起了，但是，有道理。”
“我觉得自己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不行，技巧更谈不上，有时候想着有那么一点意思，可是等写出来，很平常。我老觉得自己太笨，怎么有的人就能把文章写得那么巧妙呢？”
“当然，写文章不能不注意技巧，不能不注意形式上的问题；但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在内容上下功夫，看你能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关键，把问题看得深一点儿，抓得准一点儿。要锻炼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多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真读懂可不容易呀，要学习他们是怎样抓问题，怎样看问题，怎样分析问题的。至于形式上的问题，对了，我还想起你们有些同志文章的一个通病：缺少波澜，太平。文章总得有点起伏嘛，一个高潮，再一个高潮，这样，文章就好看了。”
然后，他问我：“你是学美学专业的，那些文艺理论方面的名着，西方的，中国的，你读了什么？”
我说了读过的有限的一些。
“还要多读点才好，理论是把握艺术的规律的，要看看前人掌握了些什么样的规律，我们今天如何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艺术的规律。文学名着你读了些什么？……唔，唔，不够，不够，能找到的尽量多读，如果认真读上几百本，那就不一样了……”
我看他已经十分疲惫，所以一个问题也不敢再提，企图尽量缩短这次谈话的时间。但是，他却坚持把意见详细讲完。
临别，看到他送我时的摇晃的身影，我心里十分激动。那身影久久停留在我的眼前，并且至今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可是，我没有想到，那竟是其芳同志最后一次为我修改文章。
其芳同志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的形象，将永留我的心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
（原载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往事与哀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劳动已成为第一需要
--悼念其芳同志
在我书桌的玻璃板下面，放着何其芳同志的三张照片。对于这位为文艺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和聪明才智的人，我怀着深深的敬意。他的逝世使我怎样的难过啊……
那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傍晚，当我听到噩耗赶往医院时，天色悲伤地阴沉下来。
我站在其芳同志的遗体前，竭力吞咽着痛苦，不使自己哭出声来。热泪灼烧着我的双颊。透过泪水，在惨白的灯光下我看到其芳同志静静地躺在那里。那平时总是藏在深度近视眼镜下面的智慧的双眼，已经不再闪耀光辉。那宽阔的前额下十分勤奋、十分活跃的大脑，已经永远休息。那几十年来握着笔不知疲倦的劳作的手，摊放在病床上……
但是，其芳同志的嘴却还微微张着，像是喃喃说着什么。
莫非他还有什么话要嘱咐？莫非他还惦记着手头没有做完或者准备要做的工作？
仅仅在三天以前，我们到医院来看他，他还谈起那篇正在排印的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稿子。他似乎忘记自己是在医院，还像平时在办公室那样，向他身边的同志询问：
“清样来了没有？拿给我，我要校对一下……”
当时，他的声音已经十分微弱。他躺在病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给他输液的管子刚刚拔去，而为了挽救他的生命，还有三只管子同时插在他的身上。但这时他想的仍然是文章，是工作。我们的喉咙被痛苦堵塞着，无法回答他的问话，只是躲在一旁，偷偷流泪。
仅仅在七天以前，当他住院开刀后的第三天，我们到医院来看他，他还不时谈起“要工作”。那时，他的体温经常在摄氏三十九度以上，脸烧得红红的，呼吸急促。他的头上放着冰袋，他的女儿不断用酒精擦着他的皮肤。医生告诉我们，为了止住他胃部突然的大出血，已经给他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通过化验，确诊为胃癌，而且，已经广泛扩散转移。知道了这情况，一种无可挽回的将要失去亲人的感觉撕裂着我们的心。
但是他却对我们说：
“过几天我就出院，我要回家，可以在家里打针吗，在家，我还可以工作。一个人不工作怎么行……”
仅仅在十一天以前，当他突然发病的那一天，他还伏案工作到凌晨一点；不久，使他致命的癌症大出血就发生了。而如果不是发病，他会像平时那样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或五点。
对其芳同志来说，工作就是一切。几个月前，他写信给天津的一位老友说：“这些年来，我这个人一天不做事情是难过的，过不惯，好像是劳动已成为第一需要了……”。疾病的疼痛他能战胜，死亡的威胁他可以等闲视之，而不能工作的痛苦却难以忍受。
其芳同志在延安写的《夜歌和白天的歌》中说：
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
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
……
我想我是在攻打着一座城堡，
我想我是在黑夜放哨，
我想我不应该片刻的松懈，
因为在我的队伍中一个兵士
有一个兵士的重要。
他参加革命近四十年来，正是在忠实履行着他诗中所说的话。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职守，没有“片刻的松懈”。他是那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劳动着，战斗着。
犹如工业或农业战线上的许多重体力劳动者一样，其芳同志是思想站线上的一个重脑力劳动者，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劳动时间长。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不分什么白天和黑夜。
抗战期间在延安的那些光荣而艰苦的日子里，其芳同志“白天总是在忙碌中过去”，而晚上，“由于当时的物质生活的困难，每天只能发很少一点灯油”。在缺少灯油照明的情况下，他也不肯休息，而是躺在床上，用他热爱光明、热爱生活的心，唱着《夜歌》，赞美着延安的《黎明》，高歌《生活是多么广阔》，呼喊着《革命--向旧世界进军》，用诗号召和鼓舞人们，跟着党“为历史的正常前进而战斗”，“以战争去扑灭战争”，“向快要崩溃的阶级社会进军”！
一九三八年冬至次年夏，他跟随贺龙同志的一二0师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平原，打击日本侵略者。频繁而紧张的夜行军，艰苦的战争生活，给他以血和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他抓紧行军后的每一分钟时间，写下自己的亲身感受，咀嚼着、吮吸着贺龙同志和八路军英雄们给他滋养精神的食品。
其芳同志一生总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着、前进着。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重庆，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又做文艺工作。他在革命熔炉中成长着，成熟着。他一丝不苟地遵照党的指示，广泛团结革命的同情者，揭露敌人的一个个阴谋。那时，他度过了多少战斗的不眠之夜啊！解放后，党把繁重的文学研究工作和领导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他身兼数职，简直要把一个人分成几个人才够用。但是，他坚强地、认真地把担子挑起来，夜以继日地拼命把工作做好。多少年来，他有几天是在夜间十二点以前休息的呢？
活一分钟，就要工作六十秒--这就是其芳同志的性格。
去世前不久，其芳同志曾经写过一首七律，其中有一句是“积劳成疾入心服”。用它了描述其芳同志自己，非常恰当。他已经重病在身了。但是仍然挣扎着坚持工作。当不得不住院治疗的时候，动手术十一天后，竟与我们永别了。对于他的死，人们从内心感到悲痛。举行追悼会那天，郭沫若同志、王震同志、沈雁冰（茅盾）同志、康克清同志、胡乔木同志、朱穆之同志、薛明同志……赶来参加， 表示深切哀悼。王震同志说：“他的记贺龙同志的文章，我读过，写得好，要整理出版。”文艺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同志，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都赶来同其芳同志告别。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站满了人，礼堂外边空地上也站满了人，对失去这位为文艺事业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的着名文学理论家和诗人，表示极大的惋惜。当我随人群从其芳同志遗体前走过时，我们的泪珠一起滚落在地上。
我的玻璃板下其芳同志的三张照片，伴随着我学习、工作。当我疲倦的时候，看着这位不知疲倦的人，我又焕发了力量。当我懒散的时候，看着这位勤奋的人，我又拿起了笔。我要用他的形象当作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己是否对人民和事业忠诚无私，是否在困难如重山包围时也能奋然而前行。我要努力像其芳同志那样，为祖国、为文艺和学术事业“打一辈子的仗”。
1977年9月
（原载 《四川文艺》197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