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3日，当上海64中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潘蘅生向父亲告别，要去上山下乡时，这位坐在永康路兴顺南里一间弄堂前楼窗下画宫灯的先生，慢慢抬起头，转过了身。
“爹爹，我走了。”儿子说。
“哦，在外要当心。”父亲说。
然后，他又回转身去，埋头画他的画。他始终没离开身下的凳子。
儿子要行远，而且是个很远的地方，黑龙江北大荒一个很偏避的农场。对这位先生来说，这还算远吗！几乎在和儿子一样年龄时，他已走向了世界，历时七年，独步环球八万里，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用双脚环绕地球一周的第一人。他就是中国现代的“徐霞客”、伟大的旅行家潘德明。
我们的故事还是要从潘德明先生说起。他1908年生于浙江湖州，父亲是位勤劳的裁缝，专给教会的外国人做衣服，从小德明出入他们的私宅，也学会了一口外语，因此对外部世界产生强烈兴趣。他从小喜欢游泳、跑步和探险，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和勇敢无畏的性格。在南洋高等商校毕业后，他在南京开了一家西餐馆，因为精通英语，又善交朋友，生意不错。1930年春天，潘德明从上海《申报》上看到有8位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马上关掉自己的餐厅，前去参加。他赶到上海时，他们已出发，他就追到杭州入队。他们一起走到广州时，只剩下三个，再到越南清化时，只剩下潘德明一人。他买了一辆英国自行车独行，过越南，经金边，横穿柬埔寨进入泰国。然后又去马来亚、新加坡。在此地，他受到当地华人的隆重欢迎，因各界名人题词很多，他请人制作了一本重四公斤的《名人留墨集》，潘德明在扉页上自述其志：
“余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月夜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
当时南洋的华侨巨商、“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其上题词：“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题词是：“万里壮游”。这之后，他又到了印度，4月22日，他拜见了大文豪泰戈尔，诗人与这位非凡的中国年青人合影，并对他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的国家站立起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是一个伟大的将来――我们都将分享这个将来给我们带来的快乐。”7月，他还在新德里分别接受了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接见，甘地赠送他自制的土布和签名的照片。
在以后的行程中，潘德明遭受了更多的艰险，从伊朗到阿拉伯要穿越过千里大沙漠，他用自己的饮水救了一个迷路者，自己因太干渴昏倒于大漠之中，所幸在奄奄奄一息时被一支骆驼商队所救。在叙利亚到巴勒斯坦的路上，又被土匪抢劫，路费和自行车都被抢走。但是在圣城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宗教的各色建筑奇迹中，他兴奋得流连忘返。他又渡海到了希腊首都雅典，被首相尼各罗斯接见，并给他的壮行很高的评价：“潘先生，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东方古国的觉醒。”但是，就是在这里他听说中国因财政困难，不派运动员参加第十届世界奥运会。在参观奥林匹亚遗址时，他用中文和英文，在石头上写下了：“中国人潘德明步行到此。”接着他又奋然登上奥林匹斯山。他相信，有一天中国人不仅参加奥运会，而且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奥运会！
接着潘德明又步行到土耳其、保加利亚、瑞士，都受到这些国家的要员的接见，在保加亚利首都索非亚，他染了传染病，被市长安排住院治病，在休养期间，他还钻研了摄影的制作技术。1933年7月，他进入法国，受到总统莱伯朗和总理达拉第的接见，总统热情洋溢地对他说：“潘先生，对于你的壮举，我想用法国之雄拿破仑的一句话奉送你：中国是一个多病沉睡的大国，但是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会震动。”更让潘德明难忘的是7月29日，在中国驻法国公使顾维钧陪同下，他拜访了在巴黎养病的张学良将军，他为潘德明写了“壮游”两个字，后来还资助了他从英国到美国的船票。
潘德明又经过比利时、荷兰进入了德国，在正处于战争狂热的柏林，意外受到希特勒和戈倍尔的接见，对全世界充满野心的的希特勒竟和他谈了两天，详细地了解各国各地风物，这个蹩脚的画家还为潘德明画了一幅画像。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拜见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时，他深有感触地对中国旅行家说：“我们英国的句谚语；经历是智慧之母。世界像一部百科全书，不外出旅行，就像只读了那部书的一章一节。”
就是拿着张学良将军赠给的船票，潘德明从英国利物浦登上了“欧罗巴”邮轮，1934年1月4日，到了美国的纽约港，开始对这个大国为时一年的徒步游历。在华盛顿，他又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他赔送一块金牌以资鼓励，他说：“潘先生，这是美国人民赠送你的，你应该享有这种光荣，荣誉永远属于有奋斗精神的人。”
潘德明又经檀香山、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1937年7月6日，终于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本来他想把日本当作他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但是在得知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中国的东北时，他愤然取消了日本之行以示抗议。在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七七事件”爆发了，他把一路华侨给他捐助的路费十万美元，全部捐给全民抗日。当时中国画坛巨擘徐悲鸿为他题词：“丈夫壮志”。李宗仁先生也为他词题：“有志者事竟成。”
可惜，抗日的烽火湮没了潘德明的伟大壮举，而在以后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时期，也无人给这位为祖国争得巨大荣誉的英雄以应有的尊重。1949年，当潘蘅生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成为失业者。后来，为了生计，满腹经纶的潘先生只好在弄堂口摆了个烫衣摊，他钉制了一个比写字桌长些的厢车，安上了四个轮子，再铺上块白布，作为烫衣台。而对当时的情景，潘蘅生却有着美好的回忆：
“台边生了个煤球炉，炉上烧着熨斗，烧得差不多时，父亲用棉垫抓起烫斗柄，在脸盆的清水里蘸一下，哧出一股浓浓的蒸气。他用手指试试烫斗底，嘴里含着清水，‘噗’的一下，往台上铺着衣物的上空，喷出千百个小水珠，均匀地落在待熨的衣物上。若阳光正照着，会显出一弯美妙的彩虹。”
后来小蘅生成了爸爸的小助手，熨好的衣服，有时他去送，老客户，几弄几号，熟门熟路。到了门口，按电铃，主人开门时，他双手把衣服捧上，遇到好心人，还可能给他一二分钱的“小费”。他拿着这几分钱会跑到福音堂旁的小人书摊，二三分钱可以看好几本小人书，这时，将军、武士、侠客、海盗、战马、飞车、宝剑、大刀、关公、哪吒、武松、孙悟空、鲁滨逊、阿里巴巴……会把他带了迷人的世界。这就是他小时的文化和艺术的启蒙。
再后来，住在亭子间里的画宫灯的王先生忙不过来，生意又挺好，就让我们的大旅行家潘先生也和他一起画，这样已经五十岁的潘德明，又成了一位“画家”。到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小蘅生又成了他的助手。在父亲的指点下，到上中学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相当出色的小画家了。
到现在，潘蘅生还真诚地感谢毛主席，因为当时到处都要挂他老人家的画像，使他大有用武之地了。他从学校画到街道，又画到和平大饭店，还画到了驻沪的空军部队。他为工人文化宫举行的“一月风暴展览”画的一幅《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在许多报纸上登过。也不是白画，在街道画时，他可以得到剩余的颜料和用过的画笔，那笔到现在，他还在用；在和平饭店画那幅四米高的大画像时，他每天能吃面包喝紫菜汤，那时，他才知道有这么好喝的汤。在空军部队就更好了，画了好几个月的领袖像，天天吃空军灶，他都胖了。因为才艺出众，后来空军首长要把他调到部队创作组，可一外调麻烦了，他父亲的历史搞不清，当年他走遍世界，见了那么多大人物，谁能调查清楚？比如，他还见过希特勒，在一起呆了两天，谁能给打证言！再说，他把那么多别人的捐款给了蒋介石政府，为什么不给人民！这些事，蘅生自然也说不清，可他心里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父亲总没工作。因为没有人信任他，尽管当年他是那样的声名远扬。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非凡的父亲，在相当长的时间成了他沉重的政治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