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玉琴
发表在2008年《西部华语文学》第8期上的《一九四八》是著名作家尤凤伟新近发表的一部以解放前夕农村“土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自“土改”事件发生以后，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并不少见。仅新时期以后，就有张炜的《古船》（1986）、刘震云的《做乡天下黄花》（1991）、苏童的《枫杨树故事》（1991）等先后出现，并已成为该类作品中的名篇。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下，尤凤伟把其笔触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这段历史往事中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况且早在80年代、90年代时他就发表过此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诺言》（1988）、《合欢》（1993）等。在我的感觉中，尤凤伟对“土改”感兴趣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始终对建国前后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保持着警觉。令我略感诧异的是他对这部小说的命名。
正如我们所知，“土地改革”始于1946年，基本完成于1951年，前后有5年的时间。在这5年之中，尤凤伟为何惟独取用“一九四八”，而不是其它年份，或者干脆像张炜等人那样在题目上不彰显时间？这个加以突现、强调的年份在其叙事语境中到底隐喻什么？他的一段话解开了这一谜底：“土改，我本人没有真正经历过，算沾了个边儿。对土改的初始认知则来自后来读到的一些写土改的书，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这些作品被视为反映土改的经典之作。经典总是会被人找来读的，且会‘想当然’地被接受。我即如此，认为土改也就是书上所写的那样：财主剥削有罪，消灭天经地义。但后来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个人阋历的增长，接触到社会，特别是农村，才发现许多事原本并不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于是就有了受到欺骗的感觉，同时加以质疑。”嘴感自己受到蒙蔽，是因为太过于相信《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认为“土改”就如这两部小说所描写的那般。然而，随着对中国历史和农村生活的理解，他发现这两部最早出版于1948年，也就是与“土改”相同步的经典作品竟与真实的状况存有距离。这个发现令其无法释怀，抅48便成为他重新清理历史和自我的一个玄机。
一、文学与复仇的文学
《一九四八》在题材上与《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完全重合的，都是以发生在“土改”中的那些“人”与“事”为讲述故事底本的。然而，由于《一九四八》的写作立场是建立在对后两部小说质疑基础之上的，因此出现了题材虽然相同，但叙事话语却截然相反的创作现象。对待同一题材，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发现与体悟是正常的，也是构成文学作品多样化的前提。但是，在同一题材之下，对待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事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评判准则是不太多见的，这可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政治时涨时驰、时隐时现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
《暴风骤雨》在艺术造诣上远远高于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还兼顾一定的叙事技巧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是完全用说教来替代创作，用故作粗俗来代替所谓的地方特色。尽管两部小说在艺术上有高低之分，可是所传达出的主题思想却是高度一致和统一的，都是通过借用对农村“土改”的描写来宣传天下是由“两家人”构成的思想：“天下两家人，穷人和富人，穷人要翻身，得打垮地主。”《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在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时所说的这番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新文学中的新的创作范式，即文学与阶层、阶级之间的利益匹配格局已正式确立了起来，作家头脑中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文学是阶级的文学，文学中的人是阶级的人。
把文学阶级化的直接后果是，文学的主题以及人物都只能沿着既定的轨迹前行：一部分人要向另一部分人讨还过往的冤屈与血债。这也是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为何要鼓动穷人起来“报仇”，并在报仇的火焰点燃后发出如下感慨的缘由：“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染火。”把“报仇”与“新的社会”诞生联系在一起，即“报仇”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一般说来，不管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语境中，“报仇”这种意识都算不上是一种高尚、理智的行为，至少是不值得提倡和讴歌的。可是，当“报仇”这个词超出了世俗化意义上的个人恩怨纠纷，也不是传统武打小说中所惯常描写的门派之争，而是与特定的阶层、阶级，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略部署整合到一起时，其意义就不一样了。
丁玲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阅历的女性作家，她原本应该有着反对，至少是回避残暴武力的天然本性，但是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她的女性化一面完全被阶级性所湮灭了。面对被众人殴打的钱文贵，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往死里打，打得越狠越好，而这一切仅仅因为钱文贵是地主。作家们，尤其本身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丁玲为何会与地主有着如此不共戴天之仇？
地主拥有财富，而财富是罪恶的象征；农民拥有贫穷，而贫穷则是高尚的代名词。高尚消灭罪恶，农民消灭地主是一件天经地义、崇高而正义的事业，这是关乎到新的社会能否诞生的大问题。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认可与接受，深为知识分子的周立波，特别是还曾亲历过“五四”风暴洗礼的丁玲才能用欣赏、讴歌式的笔调来抒写那些血腥、惨烈的场景：“这时钱文贵又爬起来了，跪在地上给大家磕头，右眼被打肿了，眼显得更小，嘴唇破了，血又沾上许多泥，两撇胡子稀脏的下垂着，简直不像个样子。他向大家道谢，声音也不再响亮了，结结巴巴地道：‘好爷儿们！咱给爷儿们磕头啦，谢谢爷儿们的恩典！”如果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相信不管钱文贵这个人本身曾经有多坏，他跪在地上给人磕头求饶的惨相都令人不忍目睹，但是在这里，人作为人的最本质东西，如怜悯、同情、悲悯等情感都被柚空了，只剩下了坏人就该被殴打和侮辱的单向思维。
在《一九四八》中，反对暴力的尤凤伟并没有回避血腥的场面，相反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诸如用棒子打、剁手指以及割生殖器等更为刺激的场景描写，但是这种描写绝非是出于“报复”、“复仇”的快意，而是对“报复”、“复仇”本身的反感。《一九四八》在故事的展开上承接了上述两部小说中的“天下两家人”思想：“现在全国的解放区都在搞土改，搞清算，这是革命，是穷人革富人的命。”作者借土改工作队的杨队长之口点明了“土改”就是一场“穷人”革“富人的命”的工作。显然，尤凤伟的创作依然是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作为聚焦点的，但是在对二者的关系处理上却彻底颠覆了周立波、丁玲的“报仇”式的叙事模式。
尤凤伟是一位情感较为内敛的作家，故而对“报仇”式创作模式的解构并不是通过声嘶力竭式的批判来完成的，而是用细节和心理描写来达到与此相分裂的目的的。如同样是面对被打得皮开肉绽、满地打滚的地主，丁玲的情感波澜是“恨不能吃了他”，周立波的反应是“非把他横拉竖割，不能解恨呀。”而尤凤伟面对此情此景想到的却是名贵补药阿胶--活活打死一头驴子，让驴子的血缓慢地渗透到驴皮中的工艺制作过程p看似作者有些冷酷无情，实则是借反讽来表达内心的颤栗：“易远方心头不由一阵颤栗，他有生头一次见这般不顾死活地打人场面。”由解恨般的快意转向心头阵阵地疼痛，转换的绝非是一种创作技巧，而是价值观念上的分野。具体说，在周立波和丁玲的小说中，“穷”还是“富”并非是实际生活状态的指称，而是指一个人精神品质的好坏：“封建大地主都是靠剥削起家，还有不坏的？”“他家里穷得那样子，老婆连件上衣也没有，这样的人也靠不住？”生活的贫穷还是富裕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想通过出身来给人排定座次。
到了尤凤伟的《一九四八》中，出身决定人之好坏的做法遭到了全盘质疑和否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土改积极分子都无一例外是老实、肯干、有觉悟、一心为公的“新人”，但是《一九四八》中的人物则没有这种必然的逻辑性了。该小说中的民兵队长李恩宽出身于长工家庭，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比任何人表现得都积极，按照上述两部小说的逻辑，他是属于天生好人、革命者行列中的一员，可在尤凤伟的小说中他却是一个赤裸裸的“恶人”性情凶狠、好色，经常强奸、轮奸地主家的女人：“狗地主光玩我们的女人，就不兴我们玩他们的？地主女人也是我们的胜利果实，是果实就该归我们享受。”除了把地主家的女人视为是发泄工具外，他还异常地贪财，经常利用手中职权把已没收的地主财物拿回家中。小说中更为荒唐的人物是掌管生杀大权的贫农主席沈富贵。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能登上贫农主席宝座的人，必定会有一个过硬、可靠的身世。然而，沈富贵的身世则有些耐人寻味：在“土改”的前三年，他还是一个拥有三十亩良田，需要常年雇佣长工的殷实富户。只不过由于老婆不断与人通奸，他被迫要替老婆向村长兼地主的李裕川缴付罚款，其家业才在“土改”前夕典当给了李裕川，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不料想，他竟因祸得福。在随后而来的划分成份的风潮中，由富贵而沦落成贫穷的他根据政策被定为了贫农。加之，在清算地主李裕川时，他有着异常凶猛的表现，从而被大家推举为贫农主席。无疑，这个人物的阴差阳错、荒谬结局是对出身论的无情嘲弄与解构。
如果说李恩宽和沈富贵在小说中还属于是一种潜在的颠覆力量，那么小说中真正向出身论发起挑战的是李朵与妇女主任王留花的对峙与较量。李朵是地主的女儿，但是她却美丽、善良、纯洁、知书达理，在小说中是文化、教养的象征。王留花则是一位从小卖给人当童养媳，受尽了种种虐待，身世比黄连还苦的女人。苦难的身世使她天生具有革命的动力，但是她的愚昧、无知预示了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先迸者。二人的交锋始于一场“挖浮财”的批斗大会，从外地求学归来的李朵陪同母亲批斗，由于保护生病的母亲而惹怒了王留花。本来就对在“溜墙根”时意外看到李朵临睡前还要清洗“臊跨子”之事而感到义愤填膺的她，终于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她先是从发髻上抽下一根针，嘴里一边骂着“就扎你，老娘知道你的小X痒痒了，要不干嘛天天黑下洗？老娘给你扎几下，叫你舒服舒服，过过瘾”，一边去掀李朵旗袍的下摆。这时的李朵有两个选择：或者忍受屈辱，像钱文贵那样跪地求饶；或者奋起反抗，即便是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人格的尊严。
这与其说是考验人物，不如说是考验作者。尤凤伟选择了让李朵狠狠地给下流的王留花一个大耳光。这个耳光不是一记普通的耳光，“那是怎样的一掌，至今仍使全村人感到羞怒难当，也感到震惊而迷惘。斗争对象在斗争会上打村干部的耳光，这样的事情在整个解放区也属空前。”确实，这不是普通的一掌，而是对以往历史说“不”的一掌。正如作者所说：“无论从法制还是人性角度看，土改中‘乱打乱杀’草菅人命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能赞同的。”尤凤伟在此的最大追问是：有土地、有房屋、有财产的人就是坏人吗？越贫穷、越无知的人就是好人吗？“三辈子要饭”能成为革命可靠的资本吗？《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终点成为了《一九四八》所探究的起点。
二、法治、人性以及阶级与爱情
“法治”和“人性”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基本处于盲点地带，打死地主老财、分割其土地、财物本身就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根本没有什么商量、探讨的余地。至于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地主的土地、财产是如何来的，来得是否合法以及根据财产的多寡来划分好人、坏人是否合理等，就不在他们思考、追问的范畴之内了。但是在《一九四八》中，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都变成了亟须弄清的问题。在《新民兵胡顺》的一章中，作者通过土改队的杨队长等人与农民胡发的一段对话，展开了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拷问：
“胡发同志，你知道你为什么受穷么？”
“知道。”胡发说。
“说说。”
“因为残废不能劳动。”胡发说。
杨队长怔了一怔，接着摇起头，说：“不对呀，胡发同志，你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呀，封建制度和反动派是罪魁祸首啊。”
“富人剥削俺们穷人？”胡发疑惑地问，“他们咋剥削？”
“他们把土地租给穷人，让穷人拿地租，还有，雇农民给他耕种这就是剥削呀。”杨队长说。
“要是地主不租地给穷人，穷人没地种，那咋办哩？”胡发问。
“不租他的地，分他的地。”小陈说。
“分地？那不是抢么？”胡发问。
“不是抢，是剥夺，土地本来是人民的，被他们强占了去。”杨队长开导说，“现在我们闹土改，就是土地还家。”
地是人家花钱买的，有地契……”胡发还是不太清楚涂改的做法。
“地契算个啥，是一张纸，烧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小陈说，声音里透出不满，他是恨铁不成钢。
“胡发，你想不想分地呀！”胡顺质问说。
胡发想了半天后摇了摇头，说句：“俺不要不义之财。”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其耕种。这一认知在《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既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也是剥夺、没收其土地的主要依据。可是在《一九四八》中，不容置疑的真理变成了一个有待考证的命题：农民本人并不认可这种剥削，相反认为是地主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另外，农民认为地主花钱买来的土地，即拥有地契的土地就是合法的土地，任何人都不应该窥伺。否则，就是不义之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