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斯辞职
2006年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向全校师生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7月1日辞职。顿时，这一消息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头条新闻。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文章评论萨默斯辞职一事，其中提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的一桩轶事。
艾森豪威尔二战以后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次，他和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以色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见面，祝贺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在科研领域里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拉比博士为校长的这一说法深感不快，他回话说：“校长先生，这里，教授并不是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大学本身（原文为“ Mr.President，the faculty is the university”）。文章还紧接着评论道，虽然这一小插曲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但是同样的观念和态度一直在资深教授中延续。虽然高等教育体系内发生了很多变更和重组，但是这种理念依然根深蒂固。同一文章认为，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辞职一事再次证明，教授在高等学府中举足轻重，扮演着裁决校方重大决策的角色。不管行政系统多么强大无比，如果缺乏教授的默认和支持，任何政策都难以兑现。即使是萨默斯，虽具有强大的政治履历和学术背景，但在文理学院教授的谴责和反对声中，只得以辞职来平息风波。
萨默斯辞职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2001年，他上任哈佛校长不久，就和美国非裔研究中心教授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发生冲突。萨默斯在和韦斯特教授的一次私下会面中，明确指出韦斯特给学生成绩过高，同时认为他更多的是个政治活动家，由于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而耽搁了自己的课时和学术研究。更有甚者，萨默斯说，韦斯特既然冠有“大学教授”的头衔，他得不时向校长报告自己学术研究的进展。此后，连连发生萨默斯和哈佛文理总院资深教授意见不和的事件。各方的报道诸多，在此不需重复，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和校方行政人员的关系问题。当然作为一校之长，他和教授的直接关系是行政体系和教学、科研人员之间关系的浓缩。如果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学、科研人员的关系处不好，很难想象他（她）能有效地领导一所高等院校。
从另一方面来讲，像哈佛这样的高等院校，校长本身就是一位资深学者。行政职位可以授予和卸任，但是只有学术职位是永久的。萨默斯不再是美国财政部长，也不再是哈佛校长，但他依然是堂堂正正的哈佛教授，而且一离校，校方即授予他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的荣誉。
对大学校长的角色，中国早年的教育家，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前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都做过论述。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可以在如下描述中管窥一二：“1917年，蔡元培曾在北京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评议员、教授代表，这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荐两人”，而且“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此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这和哈佛教授在直属校长管理的文理总院内的功能类似。更为形象地描述教授在一所大学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莫过于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走马上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从19世纪中叶纽曼笔下的塑造人格的传统大学到21世纪多功能的现代高等学府，大学历经了几次巨大的变迁。“教授的大学”这一理念的形成来自教授在美国研究型的重点院校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教授是大学决策的实体，教学的骨干，经费的来源，吸引优秀学生的重要因素。教授的这一系列重要角色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发展到今天的结果。
从精英大学到综合大学的发展
本书第一部分已经提到纽曼对大学的人文理念的理解和阐述。纽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大学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意在拓宽受教育者的视域，转变他们的心态，铸成独特的思维方式，使其能掌握基本的社交能力。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自然科学突破了中世纪的禁锢，科学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传统大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德国率先出现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的新型高等院校。
德国的大学理念来源于洪堡。产业部门、大学和国家紧紧连在一起，教学与研究的互动关系带来产业价值，而且受控于政府。洪堡认为，大学教育是为了铸造社会所需的人格。大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给牛津、剑桥的传统贵族式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美国集英国和德国的大成，既有重视人文教育的小型人文学院，又有重科研的研究性大学；既有在财政上完全受控于国家的公立大学，又有私立大学。
美国当然并不完全陷入这种框架，也并不拒斥英国牛津、剑桥的模式。两者的结合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其文化多元特征一样，适应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管理上也是各种特色共存，沿循不同的发展之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多种传统的融合。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相当于德国传统强调的研究和教学齐头并进的风格，而小型的人文学院则更多地接纳了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贵族式的精英教育，少而精。
哈佛前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早就意识到外国教育传统在本土扎根的重要性。他曾写道：
一所大学不是依赖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它不是数目的简单积累，也不是靠金钱就可以催熟的东西。……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也不会是一株温室的幼苗。它是自然而然逐渐成长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各阶层所共享的目标和志向。美国的大学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美国的大学具有本身的原创性。对以人文精神为主的通识教育的冲击，早在19世纪初叶就已经显而易见。
耶鲁大学的1828年报告旨在强调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把纽曼的人文精神在耶鲁加深加固，使19世纪的耶鲁依然保持浓重的人文学风。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红册子》（The Redbook），这本书曾经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识教育的基调。许多高校纷纷仿效《红册子》中的理念来设计、规划和实施大学的通识教育。《红册子》虽然没有在哈佛得到切实的践行，但后来哈佛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屡屡沿用《红册子》论述的事实表明，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项最为顽固的磐石，谁都无法彻底推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高教制度确实在本土扎下了根。
20世纪60年代，加州伯克莱分校校长克尔的名著曾纷纷被人引用，也引起不少异议。不少人认为，他过于强调大学的社会功用，而忽略了人格培养的角色。其实，如果把他的论述放到历史的场景中，我们不难认识到，克尔其实并没有全力赞赏这种“巨型大学或综合大学”（Multiversity）的角色，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出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的演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他认为大学应该和周围的社会保持一致。同时，他并没有忽略大学对永恒真理的探究、传播和保存，对新知识的求索，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追求，而且他认为，这些角色都是现代社会中其他部门所无法比拟的。谈到大学教育理念，对于从纽曼和洪堡的经验的融合到克尔的“综合大学”和“社会服务站”概念的形成，金耀基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曾做过很好的概述。到了21世纪，我们无可否认，大学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纽曼阐述的人格的塑造功能。大学多方面的功能，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克尔的“综合大学”到当今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考上大学就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说，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学的功能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
大学的功能
笔者在《人文学和高等教育》一文中，曾对高等学府的一些主要功能做了阐述。通识教育、基础研究、社会批判和文化传承的职责等等构成了大学独有的功能，使大学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机构。可是，在现在的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面临挑战，文化传承面临危机，学生的基本道德和人格教育很难反映在课程设置之中。相比之下，作为一股社会批判力量，高校发挥着其他社会机构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这不能不和“教授的大学”无关，教授在高等院校内的重要角色注定了大学很多突出的功能。
社会批判力量
2006年夏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举办的中美学生夏令营上，我给高中生介绍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时，提到大学承担着社会批判的功能，很多高中生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也觉得颇为迷惑。对大学功能的这种阐述改变了他们原有对大学的看法。
把大学喻为“象牙塔”是由来已久的说法，但是对其内涵我们需要做一新的理解。如果说19世纪纽曼笔下牛津的贵族式精英大学是曲高和寡、游离于社会世俗现实的场所，那么今天的“象牙塔”则是独立于社会的一股批判力量和精神指南，诚然这种独立的特性是由于大学本身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可以从学术自由、社会前沿、学生角色和储聚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来阐述。
学术自由
大学还具有批判社会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其他部门难能多得的。在国内，学术界总是为学术自由付出诸多努力，而且学术研究深受政治干扰之苦，从而易于敬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并过于牵强地把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紧紧联上。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高校内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和民主的政治体制不可分离，但是学术自由并不是随着民主政治而现成得到的。
美国实行的终身教授制度出于诸多考虑，其中之一就是保护教授行使教职的自由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使其不受任何外来政治势力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除了显而易见的承担基础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功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还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批判中心。大学具备的这种齐全的察视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是政府、企业或是社会的其他部门及其运作机制所没有的。高校内社会批判力量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不分学科，但是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的最大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的批判中心，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完全从负面来暴露一个社会或一个政体或某一政策的缺点，而是通过长期察视政府、社会而得知其策略上的弊病，从而引起政界的关注而谋取改进。
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批判功能的形成和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大学教育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脱离政治和其他外界因素施加的影响。美国的私立大学通常相对独立于政府或任何其他政治机构和党派的干涉。
美国政府通常并不干预教育政策。它对教育采取下放政策，尤其是对私立学校的教育而言更是如此。因而真正具有社会影响，教育质量高的是私立大学。教育的生机一定得来自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独立是具体的，能落实到师资的选择、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研究项目的规划和制定、学术课题的设置、教职人员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准的评估等。在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干预大学聘任教授的决定，也不能干涉教授的教学理念和内容。不过，在一些州立大学，政府以某种形式干涉和介入大学的办学方向，于是政治化的需要和议题自然而然随之介入，这正是目前美国许多州立大学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最突出的一例是目前麻州州立大学所面临的资金、裁员和教学质量的困境。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教育体制陷入困境，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的介入，资金的短缺，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城市居民的（“innercity”，市内，相对于称为“suburbanarea”的郊区而言）人口结构都极大地影响到教育质量。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制度甚至会导致教育制度步入死角。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是传统的贵族高校，但是近年来接受不少来自政府的经费，其办学理念和运转的机制不得不受之影响而失去原有的独立性。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由此得到许多公立大学得不到的优势。英国的大学，包括牛津和剑桥，由于得到政府的过于资助而受到牵制。当80年代撒切尔夫人裁减教育经费之后，牛津和剑桥大学深受影响，高教的好多方面直接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