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原非专为后来的美学研究者而作，所以单从美学角度对《庄子》进行分析，必然导致文本理解的破碎和片面。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近年来开始跨越学科界限，以会通的方式直接面对《庄子》文本本身。其中涉及的美学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是一组以“札记”形式出现的文章，如晁福林的《读〈庄子·寓言〉札记》、《读〈庄子·徐无鬼〉札记》、《读〈庄子·外物〉札记》，何九盈的《〈庄子〉札记》等。晁福林认为，言与意的关系是《庄子·寓言》所论及的主要问题。今天的美学研究者多注意其中“罔两问景”一节，并以此作为审美意象生成的哲学依据，但晁福林通过与《齐物论》中“罔两问景”的比较指出，《寓言》篇的“罔两问景”是“齐物”思想的深化，以讲言意关系为旨归。至于其中阳子居见老聃一节，也是通篇所讲言意关系的旁证或陪衬。关于《庄子·徐无鬼》，晁福林认为，这篇文章重在阐发庄子的“道通为一”、“以心复心”、“无意则止于分”以及赤子之德和彼此是非等思想，对《齐物论》中的“道枢”理论也有重要的发挥。关于《庄子·外物》，晁福林认为，相对主义理论、对复古思想的批判、顺其自然的教育观念是这篇文章需要重视的三个方面。另外，何九盈的《〈庄子〉札记》是一篇考据文章，但其中关于《庄子》中一些字句的释读，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饰小说以干县令”等，对美学研究者长期望文生义的误读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第二，对《齐物论》的释读是近年《庄子》文本解读者的重点，也是最能为庄子美学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的工作。其中，陈少明在《自我、他人与世界》一文中，从现象学的角度阐释《齐物论》知物、知人、知己的本体论性质，认为“齐物”三义可变成世界、他人、自我这三个现象学式的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有新看法，认为“齐物”三义包括齐“物论”，齐万物，齐物我。齐“物论”是对当时的各种思想学说进行哲学批判；齐万物要求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放弃任何自我中心的态度，把是非问题化成有无问题，具有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过渡的意味；齐物我涉及心物关系上的丧我和无为，从认识论走向了生存论。朱怀江则讨论了庄子“物论”的意向本质，他认为，庄子物论所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动的价值评判，是对主体生存方式的一种确证。
第三，也有一些学者对《庄子》中一些重要的美学范畴和论辩进行了讨论。其中陈静认为，解读《齐物论》的关键是“吾丧我”。其中的“我”是形态的，它处于与外物的纠缠之中，展示了人作为物存在的状态；同时它也是情态的，在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中存在，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这样，“吾丧我”就是让人摆脱为物所役、为他人所役的状态，使本真的我得到呈现。梁徐宁对《庄子》的“物化”概念进行了解析，他认为，“物化”包括四个层面的意义，即幻化，死亡，自化，观化。其中，“物化”发生于梦中，出现于觉后，所以它是幻化；“物化”意味着人向自然的生成和现实生命的终结，所以它是死亡；“化”是万物自身的本性，所以“物化”不是他化或化他，而是自身的生命运动。另外，人既是生命变化的参与者，又是变化的观照者，由此，“观化”是人的精神之维中达观超然的智慧。
边家珍对《庄子》中“卮言”这一范畴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庄子》的“卮言”是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它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另有两篇文章论及庄子和惠施关于“鱼之乐”是否可知的辩论。及乃涛认为，濠梁之辩没有赢家。虽然历代评注者通常站在庄子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鱼的快乐是可知的，但他们都忽视了事实判断与移情判断的区别。在作者看来，庄子“知鱼之乐”的结论是通过非理性的直觉和内省“悟”出来的，这显然无法满足对认知判断真实性的必然性证明的要求。陈少明认为，对鱼是否快乐的判定，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信念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庄子知鱼之乐并不具有必然性，但作为一种信念，它却可以唤醒众生热爱生命、尊重他物，珍视生活的态度。
《庄子》与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被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又有一批新的成果出现，范围涉及现象学、语言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等诸多方面。其中，包兆会从现象学视域分析了《庄子》文风和语义朦胧和晦涩的原因。他认为，《庄子》在建构和生成意义过程中明显存在着意向行为不明和意识对象不清的倾向，忽视知性在建构意义中的作用，以神秘的内心直觉把握本体，这是造成他文风和语义晦涩、朦胧的原因。张松、燕宏远用西方解释学理论对庄子的语言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们认为，庄子的“得意忘言”之论包含着一种有待分析的语言存在论思想的底蕴，在思维中摆脱语言的做法并不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后果。他设定的语言——世界模式使人的整体性生存即世界都得到了一种特定方式的展开和实现，真理本身也得到了一种特定的但并不排斥其他特定方式的源始敞开。另外，刘颖倩对庄子的“言意”说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说进行了辨异式的比较。她认为，庄子“言意”说的提出是基于对道之本性的体悟，索绪尔则是一种基于语言事实和理发思维的研究。由于庄子之言指向言外之道，这就使他的言论呈现出自内而外的追求和意象性；索绪尔则是先在划定了语言研究的边界，由此他的研究是追求一种自外而内的确定性。
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比较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彭富春的《什么是物的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庄子和海德格尔都对物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物的意义就是其无用性。庄子将物的意义确定为自然，即合于道；海德格尔将物的意义规定为世界，即在天地人神四元相互游戏意义上的聚集。以此为基点，庄子和海德格尔对物，一个是道的态度，一个是诗意的态度，这两种态度有一个相似的视点，即让物作为物存在，回到它自身。
《庄子》的美学研究成为新时期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有上百篇专题论文，而且出版了几部专著，如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陶东风的《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等。一些院校也已把《庄子》美学作为硕士、博士的学位选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庄子》美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但《庄子》美学研究不尽如人意。从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部分章节论述《庄子》美学思想开始，途径李泽厚、刘纲纪、叶朗等人，学界研究《庄子》美学如今已有20多年，涉及以下六个方面：美学范畴，如“天地之大美”、“自然美”和“丑”；文艺的社会作用，或否定之或肯定之；文艺创作心理特征，即“心斋”和“虚静”；审美的感应方式，即以物观物；审美境界，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审美传达，即得意忘言和言不尽意。以上这些研究明显存在着误区。在先秦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美学、文学批评甚至文学还远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们仅有素朴的美的意识，但还没有上升到用美的范畴辨析美学问题，用美的范畴分析《庄子》美学思想并不合适；《庄子》是从人生而不是从文学艺术角度论述美学，因此有关《庄子》论述文艺社会功能和艺术创作心理特征的言论也不恰当；另外，《庄子》论述“以物观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得意忘言”都是从道的层面而不是从审美的层面，虽然审美的层面已暗含在里面，但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不过本期《庄子》美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此书值得关注的原因不仅它是大陆第一部庄子美学专著，更主要在于刘氏对《庄子》美学的理解有自己独到的定位和合乎情理的阐释。刘氏还清理了《庄子》纯艺术精神与中国山水诗、山水画美学追求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联，回答了后世文学艺术精神“不期然而然地回归”庄子思想的原因，尽管这种回答和梳理粗糙而简单，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武断。遗憾的是，刘氏已注意到从庄子的“情感层”和“理论层”两个层面分析庄子的情感历程和哲学运思对中国后世美学风格的影响，它们分别引发了感染时世、忧郁悲愤的“缘情”理论和恬和冲淡的自然审美观，但刘氏没有把这一分析方法运用于庄子美学的构成上，仅取一面，即以人生为基点——从庄子的情感心理逻辑出发，谈论和建构庄子美学，而忽略了以庄子哲学建构庄子美学的另一思想进程。
以上，我们对近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从中可以看出，《庄子》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关于它的基础理论研究、影响研究，除了在个别问题上有深化外，基本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整体态势。而关于《庄子》美学的比较研究、当代价值研究、对《庄子》文本的重新释读等，由于有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的参照，有时代性的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提出，倒是经常可以让人一方面看到《庄子》美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为一些“旧瓶”里所装的“新酒”而震荡学术的神经。所以，未来《庄子》美学研究的突破，最简捷的途径可能依然表现在与时代的对接，与西方哲学、美学的会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