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传播学术界提出研究和分析传媒素养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提高大众传媒素养水平，造就现代社会的优质公民，使大众传媒真正成为人类的良师、公众的好友，以建构大众和传媒之间正常的、和谐的、有效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中国当代社会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于传媒理论界、实务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要提高中国大众传媒的素养水平，首先要分析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现状。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总体水平和一般状况，是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不过，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并且拥有13亿人口，各地的经济条件差距不小，文化教育差异很大，大众传播事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了大众传媒素养水平的复杂多样。要真正掌握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基于科学方法上的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对调查得出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唯有这样，才能得出有关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素养水平的客观的、正确的结论。显然，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不是一两个学者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在此对于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现状仅仅作一个大致的分析，还只是一个尝试而已，得出的也许还只是初步的、肤浅的、不成熟的结论。我们这样做意在抛砖引玉，求得更多的学者从事这项工作，以便使大众传媒素养研究获得更多的重视。
§§§第一节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作为个人的一种内在精神特质，大众传媒素养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虽然人的传媒素养的形成要以人的先天自然条件作为基础，但促成传媒素养的形成，却是社会因素。具体而言，人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经历是传媒素养形成的主要条件。特别是社会的体制，对于人的内在精神有着重大影响力。大众传媒素养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有什么特点，传媒素养就有什么特点；社会的特点，就是传媒素养的特点。而且，除了在个人层面上分析大众传媒素养问题，把传媒素养仅仅作为个人的特质来对待以外，我们还要在社会层面上分析大众传媒素养问题，把大众传媒素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否则就缺乏普遍意义。因此，分析大众传媒素养，应该从分析社会的特点开始。
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
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是指我国目前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反差。目前的中国，城市基本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农村还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无论就物质条件和思想观念来说，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鸿沟。我国建国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我国实行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两重制度，把全国所有的人口分成两类，一类是具有城镇户口的人，称为城镇居民；一类是具有农村户口的人，称为农民。两者之间的身份不可随便变化，一般条件下，农民不能转化为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当然也不会到农村去当农民。而且，城镇居民的后代就是城镇居民，农民的后代就是农民，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享受到国家的各种待遇，而具有农村户口的人相对于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则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而且，国家由于工业化的需要，从农民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城市建设，使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这句话虽然有点极端，但是不无道理。这就是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基本含义。
1.特殊的国家工业化道路导致城乡差距
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的：农业社会到了后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经济资源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在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农业剩余资本由农业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形成工业化发展的初始动力。同时为了满足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份额，包括产值份额和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非农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上升，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从相对减少到绝对减少，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共有规律。我国的工业化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的，实施了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两个发展阶段，当时以资本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能力弱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按照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而出现合理调整，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一方面强制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扩张提供巨额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人为地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样使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被压缩在狭小的土地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以致工业化进程推行了近50年后的今天，农业产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为15.2%，而农业劳动力份额和农村人口份额仍高达50%和6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按户籍计算的农村人口比重为73.2%），城市化水平仅36%，造成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2.城乡差距形成两种社会形态和两大利益群体城市和农村的区域存在以及有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分，是世界各国固有的普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转变不存在制度上的限制，只不过是居住地点和职业分工的不同而已。而中国自1958年起实行户籍管理，加上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等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将我国公民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民与市民泾渭分明的两大社会群体。两大群体在社会身份和待遇上迥然不同，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难以逾越的鸿沟，市民成为了事实上的一等公民，而农民则成了二等公民。城市居民由于其地位身份较高，受国家保护，不但享受国家低价供应粮油、副食品，提供低租金住房，而且国家还负责安排市民子女就学、就业，并享受各种福利待遇（如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养老）和补贴。而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民长期以来被禁锢在已经严重超载的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和进城，生产、生活等一切都由农民自己或农村集体来解决。农民丧失了公平的就业竞争机会以及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城乡之间形成两大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等各方面存在许多尖锐的矛盾。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形成二元结构的一些制度有所松动和改革，农民可以从事非农活动了，而且能较自由地进城务工和经商。但尽管进城农民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与周围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仍被称为农民或农民工，在城市仍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在子女上学、招工、住房以及福利待遇方面与城市居民之间巨大的差异和不平等性问题仍然严重存在，歧视农民、排斥农民的现象远未绝迹。这使广大农民的流动和积极性的发挥仍受很大影响。
由于农民进城不能取得合法身份，他们大都只把城市当作打工挣钱的驿站，大多数农民只好仍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活动，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生育观念等都与城里人有很大的差异，如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农业先进技术难以推广；他们消费观念较滞后，消费水平低，无法为城市工业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们生育观念较为传统，多子多女就是福的想法使已经不堪人口重负的中国增添更多的人口包袱。因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给中国带来了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3.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迅速发展，城乡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城乡对立有所缓和。但由于农村经济起点较低，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生产率较低，因此，从总体上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地区差别也有扩大之势.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由改革初期的缩小到1985年后重新扩大。1978～1985年，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得到较大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985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61.2%，年均增长14.7%，比改革开放前的增长速度提高了12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1.6%，年均增长7.1%。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比城镇快1倍多，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2.4下降到1985年的1∶1.80。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带动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1985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消费水平提高了94.2%，年均增长9.9%，而同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47.4%，年均增长仅5.7%，相应地，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明显缩小，1985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802元，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347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由1978年的1∶2.93缩小到1985年的1∶2.31。但是1985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又开始扩大。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连年递减。到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为2.9倍，比1985年拉大1.1倍，扩大了61.1%，年均以3.1%的速度扩大，消费水平差距（2000年）为3.6倍，比1985年的2.3倍扩大了1.3倍。农民收入低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扩大，使得启动农村市场以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难以奏效。二、中国社会的人口分布在分析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时候，除了对中国社会的二元特点要有所理解以外，还必须对中国社会的人口分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主要特点以及未来趋势等等，均和大众传媒素养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度。1.中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及成因中国人口分布依然是不均衡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东密西疏。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73.9人，中部地区为每平方公里154.44人，而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50.12人，只是中部地区的1／3、东部地区的1／7弱，东密西疏的特点十分明显。
从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先生发现中国人口分布的著名的胡焕庸线，即指从黑龙江瑗辉到云南腾冲的近似分割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和西部稀疏区的直线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70余年，但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宏观格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从表4也可看出，解放以来，西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变化很小。1953年这一比重为23.27%；尽管1953～1964年这段时期西部地区除了四川（包括重庆）、贵州为人口净迁出外，其他省份都为人口净迁入，但由于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中东部，所以1964年西部人口比重降为22.00%；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前半期，由于“三线建设”和支边，西部地区有较大的人口净迁入（70年代末这些西迁人口开始回流，西部地区转为人口净迁出），所以到1982年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增加到23.11%；从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和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地区为人口净迁出，所以到1990年西部地区人口比重下降到22.85%；90年代以后，主要是因为西部人口自然增长较快，西部地区人口比重稍稍有所回升，1995年为22.98%。从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变动的原因来说，50年代以人口自然变动为主，60～80年代以人口迁移为主，90年代又变为以人口自然变动为主。不过相对于中东部的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90年代与50年代完全相反：50年代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低于中东部，90年代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高于中东部。原因是50年代未实行计划生育，中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西部，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西部地区；90年代则是因为中东部地区的计划生育水平高于西部地区，所以中东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
实际上，50年来西部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是很不明显的。如果考虑统计数据的误差，即使假设数据的精度较高，误差在6%以内，上述22%～23.3%的数据变化幅度仍可以认为仅仅是误差造成的，也即没
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
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稳定的宏观格局是有深刻的地理背景的。由于西部地区大多为高原、荒漠，土地可垦殖率低，而且远离沿海，在经济的全球组织中处于边缘腹地的地位，所以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比中东部地区低得多。尽管西部地区人口密度比中东部低很多，但西部地区人口对环境的相对压力已经大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生理密度（以每公顷耕地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已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经济密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负担的人口）不仅高于中部地区，而且高于东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出的幅度达50%以上。正是由于西部地区人口相对压力已大于中东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环境灾害要比中东部地区严重得多。因此从人口承载力与人口压力的对比关系来说，尽管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很低，但西部地区人口超载更加严重。所以，西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不仅不能增加，相反应该降低。总之，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密集、西部地区人口稀疏的格局，是完全合乎生态系统承载力的自然规律和经济空间组织的社会规律的，是不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改变的。从协调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说，为了改善处于我国江河源头和风沙源头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不仅不能再增加，反而应该有所降低。
2.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有了很大提高。1999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达到30.89%。但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较低，仍然有近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大大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