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场地方面提供帮助外，还对这些社团给予支持和鼓励。据笔者所知，上海至少有10所左右的中学拥有学生自办的闭路电视台。至于学生自己拥有的局域网，更是不计其数了。一些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成立了大学生传媒中心，在校园的信息传播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生传媒中心，其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几乎达到了传媒业界的专业水平。
注释：①厉爱民.教育新视点———传媒教育.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9.（1卷.3）
然而，与国外学校展开的传媒素养教育相比，可以发现，中国学校的传媒素养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有不少差距，中国学校的传媒素养教育还仅仅处于起始阶段。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以来对学生进行传媒教育课程，这些课程旨在让学生加深对传媒的认识后，能了解传媒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和生活，并鼓励他们用批评的态度去分析传媒信息，提高辨别传媒节目优劣的能力。加拿大的传媒素养教育课程范围广泛，包括对电视、电影、电台、印刷媒介、流行音乐、摄影、广告、新闻等作全面的介绍及批判，并就一些专题如传媒暴力、传媒女性定型、媒体再现、文化认同等展开讨论。这些课程的最大特色是以“传媒建构现实”为整个课程的核心。安大略省的大部分传媒教科书都指出，大家在传媒看到的只是传媒建构出来的现实，与客观现实并不一样，提醒学生不要盲目相信“媒体再现”，同时告诉学生，传媒建构的“再现”，有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后果。这些教科书一方面敦促学生培养对传媒的批判能力，以能解构大众传媒，抗衡传媒的负面影响和不良消费意识；另一方面，认为传媒教育是发展学生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手段。教科书积极鼓励学生比较本土传媒产品及外来传媒产品特别是美国的传媒产品的异同，目的是协助学生采取加拿大视角观察事物，同时让学生了解到传媒再现蕴含的文化意义。例如其中一本教科书，就给学生指出加拿大的新闻节目和美国新闻节目的区别。这些教科书最终是希望学生成为有批判力及自主力的传媒消费者。安大略省的经验，提供了传媒素养教育的一个专案，可供各国参考。过去20多年来，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传媒素养教育逐步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不少西方先进国家已把传媒教育纳入它们的中小学及大学课程内。面对科技跃进及文化认同正在受到挑战的第三世界国家及亚洲国家，似乎也应该吸取加拿大经验，考虑把传媒教育课程引进学校课程里①。
二、社会传媒素养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教育社会，现代教育是一种终生教育。青年学生离开了学校，一旦从一个学校人变为社会人，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教育的继续。大众传媒素养教育也是如此，社会是实施大众传媒素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在这里，学校和社会两者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实施大众传媒素养教育的平台，只是教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而已。如果说，学校的大众传媒素养教育针对的是青年学生，那么，社会的传媒素养教育针对的则是所有的社会公民。
社会公民的传媒素养程度的参差不齐是一种客观现实。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传播强度和广度的急剧增加，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大众传媒信息的价值观的复杂化，大众传媒素养也应该与时俱进，得到同步提高。一些以前在学校里学习过的传媒知识往往会显得过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例如，一些几十年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老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的电脑网络技术比较生疏，他们的电脑知识也许不如他们的孙儿一辈。有些几十年接受计划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媒介宣传的人，可能会对目前日益泛滥的信息不知所措。这就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的基本原因。
目前媒介信息的复杂化有时候使人难以理解。各种媒介说法不一，现在已经并不罕见。如果缺乏一定的传媒素养水平，即使是成人，也会在接收媒介信息时造成某种障碍。例如，2004年11月1日，湖南省长沙县县委书记李振萼意外死亡，其死因在媒体上出现了两种不同说法。11月3日长沙出版的《三湘都市报》和《潇湘晨报》都报道了这次事故，但是对事实的陈述却不尽一致。《三湘都市报》称：“李振萼与几位来长沙县投资的企业家，在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境内的青竹湖高尔夫球俱乐部进行谈判。……谈判完成后，李振萼一行返回长沙县。不
料在下山途中，李的座车突然翻滚到路侧10多米深的低谷下。李振萼头部严重受伤，当场昏倒……因伤势太重，最终殉职。”而《潇湘晨报》则报道：“当日下午3时许，李振萼到达球场。工作人员为其准备了电瓶车，李振萼先上了电瓶车……电瓶车不知何故已快速开动……翻下高坡，车上的李振萼当场受伤倒地。……李振萼因伤势过重终告不治。”①《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后续报道说，11月4日下午3时，在李振萼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关方面对李振萼的死因有了明确说法———因公殉职，并公布了这一不幸事件发生时的具体细节”②。李振萼所领导的湖南长沙县是全国百强县之一，这个县的民众对他的死深感惋惜。但是这样一件事情经过媒介断章取义的报道以后，读上去完全变了味道，致使民众对其“因公殉职”产生怀疑，甚至把他打入了“腐败分子”行列。媒介报道的矛盾不乏例子。在呼吁媒介本身应该提高报道水平，还新闻本来面目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高大众传媒素养的水平。只有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在面对这种报道的时候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至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公众媒介素养的高低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媒介提供的内容的理解，影响到对经媒体报道的社会事件的态度。当媒介态度与公众态度基本一致的时候，公众媒介素养的表现也许并不明显；但是当媒介的报道有误或者并不详尽的时候，这些纰漏是否能被受众发现，并且是否他们能够判断媒介提供的信息的真伪，从而决定自己的立场时，公众媒介素养的高低也就会一目了然了。特别是在当前的我国社会，一些媒介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本身也有待提高的时候，作为社会大众传媒素养的提高就更为重要。
注释：①李月莲.外来媒体再现激发文化认同危机———加拿大传媒教育运动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素养的水平，还体现在如何对待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上。当一些突发性事件影响到社会的安危时，就更有必要对媒介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实、分析的评估。2003年5月份的非典风波过去以后，恐怕留给人们的教训之一就是要媒介更多地担任社会责任，发挥社会守望功能。信息之于公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媒体不应只照发政府发布的信息，也应及时发布公众急需了解的信息，特别是一些事关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信息。从法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保证公众知情权的有效途径。对一些突发事件，媒体的及时报道有利于政府应对危机，改进工作，从而树立高效、透明和负责的政府形象。在此意义上，媒体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理性、健康发展。事实证明，大道新闻发不出，小道消息满天飞，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更容易使公众恐慌，谣言四起，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作为受众来说，对于小道消息的可靠性必须加以考证才可以相信。不可靠的消息不要轻易相信，当你自己并没有确认消息渠道的时候更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将其进一步传播出去，否则消息只会越传播越离谱，最终将引起社会恐慌。在这个时候，最能衡量个人媒介素养的水平。
注释：①均见所引两报，2004.11.3
②北京青年报，2004.11.5
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群集合，因此，并没有一个固定适用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教育方法来提高大众的传媒素养。对于同一国家的社会来说，即使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民族的共同特征，还有亚文化的区别。抹杀这种区别，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必然会导致失败。和通过学校教育来提高公众传媒素养的方法相比，通过社会教育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无疑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人群的个性差异要远远大于学校人群，第二，社会范围要远远大于学校范围。因此，通过社会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的方法应该要丰富得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对社会大众进行传媒素养教育时要更多地采用良性互动的方法，不能采取一味灌输的方法。学校的教育方法更多的是单向的“灌输”，这是由我国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教学模式决定的，而在社会大众传媒素养教育的方法中，如果照搬这种灌输模式的话，可能会造成教育的失败。因为成年人是社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先前几十年的教育，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相对固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通过单纯的灌输说教难以打动他们从而使他们接受大众传媒素养教育，所以应该寻求更合适更有效的方法。
要通过社会教育的途径提高公众媒介的素养，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媒介本身，都有许多工作可做。就政府来说，官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公众取得联系，对政府官员和一般大众传媒素养的提高均有好处。我国的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为各级官员树立了榜样。每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包括国务院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都会参加一些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国际国内的问题。中央政府高官参加的记者招待会通过直播的形式向全国展示，无疑使大众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一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管官员通过广播电台直接和大众对话，同样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素养的提高。例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栏目，举行过多次市长和市民的对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市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官员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使市民利用媒介的能力大大提高。还有，我国各级政府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大众传媒素养教育的形式。我国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一般都会定期举行，一般都采取电视直播的形式，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媒介，直接聆听政府的有关信息，对公众来说，无疑认识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对于社会的作用。这种直观的传媒素养教育，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能使更多的政府官员通过媒体直接地接触大众，那么对于大众来说，对于传媒的认识还会继续深化。就社会团体来说，同样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如举办学习班，成立联谊会，召开研讨会，组织演讲会，乃至进行传媒知识比赛等等。广东省佛山市成立了小记者学会，每年组织小记者到北京、上海等地举行采访活动，并且由小记者主编了自己的报纸，使这些小学生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认识比一般同龄人要高得多。就媒介本身来说，更有义务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除了通过媒介自身介绍媒介特点以外，还可以和社会合作，进行互动，以宣传大众传媒素养。现在，由于竞争激烈，媒介为了要争夺市场份额，千方百计地成立一些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大众传媒素养的提高。例如，一些报纸成立读者联谊会，经常举行一些活动，加强了与读者的互动，使读者更加理解报纸这一传媒；一些报纸招聘兼职记者，使更多的人投身于传媒事业，也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媒体的功能及本质；一些广播电台设有音乐爱好者协会，通过媒介使乐迷们互相交流，同时也对广播这一媒介有了亲身体验；一些电视台举办小荧星少年艺术团，使青少年从小就熟知电视这种媒介类型。一些拥有巨大财力的媒体集团还出资组建文艺团体和体育团队，使媒介的辐射面更为宽广，也使更多的人理解大众传媒，提升传媒素养。当然，如果媒介能够更多地从社会效益的角度，主动地、自觉地配合政府部门，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大众传媒素养教育，那就更好了。
三、自我传媒素养教育
大众传媒素养教育，除了上述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外，自我教育也是一条途径。这一途径，其重要性不亚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比，大众传媒素养的自我教育有其一系列的特点。
首先，自我教育的动机要强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果说，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还带有某些强制教育色彩的话，那么，自我教育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主动教育，即大众自己为了提高传媒素养而主动、积极、努力地学习某些知识。尽管各人自我的教育具体动机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学习动机的积极性和持久性还是非常一致的。一般来说，自我教育的动机来自于强烈的兴趣，强烈的兴趣来自于个人的禀性、家庭的熏陶和社会的影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对某一事物一旦有了浓厚的兴趣，学习就有了强劲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自学成才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中的共同点就是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动机。郭沫若如果对文学创作不感兴趣，他就不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华罗庚如果对数学研究不感兴趣，他就不会在数学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大众传媒素养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在最近几年报考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队伍里，非本专业的考生占据了很大比例，而且一些非本专业的考生成绩超过了本专业考生。这里原因就在于自我教育的动机要强于学校教育。
其次，自我教育的形式要多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由于自我教育是以个人为主的教育类型，因此它完全可以采取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自我教育可以以书本为老师，可以以媒介为老师，可以以他人为老师，也可以以整个社会为老师。自我教育可以在家庭进行，可以在单位进行，可以在学校进行，也可以在公共场所进行。自我教育可以采取读书的方式，可以采取交谈的方式，可以采取听讲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提问的方式。自我教育可以利用报纸、可以利用广播、可以利用电视，也可以利用网络。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获得媒介信息的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大众传媒素养的自我教育同样也可以做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是对于传媒知识有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动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大众传媒素养的自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