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素养，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一般公众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评判、批评和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大众传媒素养是大众对于传播媒体所从事的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诉求及基本看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个人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大众的传媒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社会体制及社会观念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传播体制及传播观念同样也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一些大众传媒素养中的核心问题，例如如何界定传播机制的价值，如何认知传播媒体的本质，如何解读传播信息的内容等，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便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因此，关注大众的传媒素养问题，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传媒生态的变化
大众传媒素养是社会文明的衡量标志，是社会进步的考察指标。就整体而言，大众传媒素养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适应的。当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大众传媒素养的程度必然不高；当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时，大众传媒素养的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当社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时，大众传媒素养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当社会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大众传媒素养必然会发生某些变化。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于大众传媒素养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要透彻地解析大众传媒素养的变化过程，需要首先分析一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传播媒体的生态环境。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探索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但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同步起始的，而是晚了近10年左右，理论的阐释和实际的发展之间形成了一个时间差。直至90年代初期，理论界才开始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学者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探索，目前，社会转型这一话语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①。
回顾一下我国理论界对于社会转型的探索，可以使我们看清在这一问题上理论建构的轨迹。早在1992年，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②。1994年，宋林飞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③。陆学艺、景天魁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④。邴正认为：“社会转型被描述成一种整体性发展和特殊的结构变动。”⑤。陈晏清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社会整体性变迁即结构性变迁。”⑥。李钢认为，中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各方面的“革命”①。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学者们的论述，我们就不一一引述了。
注释：①王雅林.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0（2）
②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5）
③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江海学刊，1994（2）
④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⑤邴正.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4）
⑥陈晏清.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98（4）
至今为止，我国的理论界对于社会转型的定义还没有非常权威的看法，学者们只是根据自己研究的结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转型进行阐释。尽管如此，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还是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所谓的社会转型，指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化，其基本特征为广泛性、复杂性、动态性。就一般意义来说，涉及社会体制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社会形态的变迁三种意义②。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来说，就是从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封闭性一元化文化形态向开放型多元文化形态过渡，亦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转型③。
2.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象描述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十几亿人民参与的伟大的社会活动，在当代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中外人士所感知，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近年来，对于当代中国的描述，似乎没有比“变化巨大”这一词语使用的频率更多的了。假如一个中国人多年侨居国外，几年未回国探亲，当他一踏上祖国土地时，首先感叹的就是变化巨大；假如一个外国人以前对于中国有所了解，但已多年未来中国，当他重访中国时，也一定会惊讶于中国的变化巨大；即使是一个本乡本土的中国人，也会对自己家乡的变化感到惊喜和自豪。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带来了广泛影响。
经济改革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在中国，“转型”一词首先被用于经济改革。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先导。邓小平曾经对此进行阐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积极性。”①。当时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②。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然后就迅速推广到城市。城市的经济体制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计划经济的因素日益减少，市场经济的因素日益增多，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充满了勃勃生气，开始起飞。从商品形态来看，中国脱离了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了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从社会资源来看，中国脱离了靠行政命令强行分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按照经济规律合理配置的时代；从经济体系来看，中国脱离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不断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时代。
注释：①李钢.中国社会转型与代价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00（1）
②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度量.江苏社会科学，2000（6）
③孔祥东.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转型.甘肃社会科学，2003（5）
政治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经济改革必然带动政治改革。早在1985年，邓小平指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③，这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所设定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政治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设定以后，曾经有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例如，党政分开，权利下放，精简机构，推行县以下政府领导的群众直选，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各级领导干部要进行经济收入的申报登记等等。和社会转型之前相比，中国的政治氛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宽松。
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倾向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众所周知，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中国的社会文化一直就是一种泛政治文化，即是一种处在政治架构下的文化形态。例如，当时的一切文艺形式，无不服从于政治宣传的具体任务，凡不符合政治宣传价值观念的所有文艺作品，都会遭到批评和指责。思想战线、道德领域、教育方面，乃至于社会风尚、社会习惯等，均打上了政治的标记，以是否能够满足政治需要为指归。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完成了由单一价值观念到多维价值取向的过渡。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各个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原有的文化形态相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已经基本形成。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间，社会文化的五光十色、杂然相陈俨然成了一道引人眼球的风景线。
注释：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页
但是，和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不平衡的。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国情决定了社会的转型不可能四平八稳，一夜成功。例如，农村的改革带动了城市的改革以后，但农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却停滞不前了，于是就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政治改革虽有宏观目标，但缺乏具体有力的部署，成效不大，腐败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文化的多元化倾向虽带来了繁荣，但落后腐朽的观念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垃圾沉渣泛起，毒害人们。不过，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分析
诚然，社会转型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社会变化的客观现象，但它绝不是一般的有关社会变化的客观现象，而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变化的客观现象。其实，世界万物没有绝对的静止状态，任何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动态之中。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社会，都可以得出结论说它都在向某一个方向发展，而且不可能完全遵循直线型的发展模式。不管发展的方向是正是负，它总是曲折地向前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处在一定的转型之中。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而是在历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转型。
探讨这一问题的语境转变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中国的理论界，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化的语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起先，人们用改革开放一词来描述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客观现象，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改用社会转型一词来描述同一种社会客观现象。如果说，用改革开放一词还只是停留在局部性的战术层次的话，那么，用社会转型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中国的变化，就达到了全局性的战略层次了。因此，无论从社会视角或是从历史视角，社会转型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也许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经历过好几次社会转型，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从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又转型为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意义不亚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转型。
分析社会转型的本质的主要依据是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解放。如果一种社会转型能够解放社会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转型就具有进步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应该被肯定；反之，如果一种社会转型不能够解放社会生产力，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种社会转型就具有退步的性质、反动的性质，应该被否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思想的禁锢和体制的束缚，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邓小平曾经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产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①。但自改革开放短短的二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力的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这是由于当代中国的这次社会转型冲破了原有的桎梏，极大地激发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达到1000美元，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6位，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中国的国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逆转，因为它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欢迎。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注释：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页
二、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
1.传媒生态的界定
近几年以来，传播学界对于传媒生态的研究日益注重，传媒生态学成为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传媒生态已经成为传媒研究中的热门名词，我国的传播研究学家在撰写传播学学术论文时也经常使用传媒生态这个概念。
生态学一词原先指的是对于生物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后来才逐渐被沿用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就像结构一词原先是建筑学上的特有概念，后来被沿用至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一样。所谓传媒生态，指的是传播媒介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所谓传媒生态研究，是指用系统论及控制论的方法来探求传媒和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传媒本身内部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家苏钥机先生认为，传媒生态学共有四个分析层次：同一个传播组织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及互动，同一种传媒类型中不同传播组织之间的关系及互动，不同类型的传媒之间的关系及互动，社会传媒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及互动①。国际上的传播学家赫希（P.Hirsch）对于传媒生态学的界定和苏钥机基本一致②。但在我国传播学家的视野中，比较着重于其中的第四个层次，即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传媒和社会其他系统以及社会总系统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