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但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1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400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400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1万多倭奴军全都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踪。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臣服了中华天朝。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1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绩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176城、69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2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900年，唐军主师李绩时年80。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公元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 ，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经过了数年，出来一个 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公元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之母。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1000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对抗。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北宋王朝第一血案
血溅田舍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登州地界某村，长相奇丑、只有几亩薄田的老光棍韦大用几担子粮食当聘礼，从邻村换回来一个13岁的水嫩媳妇，过几天媳妇就能进门了……，韦大想着美事，渐渐的鼾声大作。月黑风高，四野只有蟋蟀的低吟，和夜猫子时而恐怖的啼叫，突然，一个瘦小的黑影出现在了韦大的田舍门前，轻轻的推开了虚掩的柴门，摸索着靠近了熟睡中的韦大，静默片刻，黑影突然拔出了一把柴刀，稍一犹豫，便狠命地向韦大的全身乱砍下去，韦大从梦中惊醒，他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傻了，几乎搞不清楚是梦魇还是现实，他下意识的用手阻挡，突然他手指的钻心剧痛让他痛苦的发出了一声长嚎，黑影倒退几步，转身冲出了田舍，消失在了如漆的黑夜中。
天刚亮，该县主管治安工作的县尉，就赶到韦家勘察现场侦破案情，韦大身中10多刀，但大多是不致命的轻伤，唯一的重伤处是他在挡刀时，手指和刀刃相碰，被砍掉了一个手指，县尉询问了韦大和周围的邻居，得知韦大因相貌丑陋，极少有人愿意与其来往，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仇家。再勘察现场，从门前的脚印和出刀的力量上，县尉判断凶手是一个年幼的女人，女人？和这个老光棍有瓜葛的女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韦大的未婚妻，那个13岁的女孩——阿云！
县尉让手下人将犯罪嫌疑人阿云传讯到了县衙，县尉对这个年纪尚幼楚楚可怜的女孩说，说说吧，昨晚你干了什么，撒谎的话，小心大刑伺候。父母双亡，被叔叔用几担粮食的聘礼就卖给了别人的阿云，此时已经万念俱灰，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作案经过叙述了一遍。一起杀人未遂案件仅用了几个小时就侦破了，县尉等人不由得弹冠相庆，很快县令就依照宋朝的律例《宋刑统》做了判决，阿云弑夫的罪行，属于十恶大罪，是所谓十恶不赦，这是要判死刑的。接下来，便是认罪签字画押，但是，宋代的法律还规定，死刑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执行的，要逐级上报，并得到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的批准，绝不草菅人命，这一规定可以说非常的超前，近些年，我们当代的政府才出台了这一法律制度，因此，历史上有种说法“宋代似今”。按照规定，判决书首先呈送到了地区最高一级的长官，登州知州——许遵的手里。
清官判案
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对优秀的官员评价只有一个字：清。所谓的清官并不光指清廉，而且还指这个官员的思维清晰且执行能力强，否则他即使清廉的人，也不过是个庸官。而许遵这个人，应当就是老百姓说的清官。他是个从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派到地方挂职锻炼的官员，这样的人一般到地方镀镀金，即使不做什么政绩，只要四平八稳地度过短暂的挂职期，回到中央就会得到升迁，许遵不是那样的庸官，他没有按照程序把案宗往上级一交了事，他看到了这个案子，在同情阿云不幸的遭遇的同时，以他多年办案的经验和司法干部专业的思维认为，阿云罪不该死。他在向大理寺报告案件的同时，对这起案件作出了改判。
许遵认为，阿云在母亲守丧期未满的情况下，被叔叔嫁到了韦家，按照法律规定，守丧期内的婚约不仅无效，而且违法，不仅当事人而且媒人都要被判处3年徒刑。但这样同时也说明了，阿云的身份并不是韦大的媳妇，她对于韦大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样就不存在杀夫这样不赦的死罪。
案宗呈到了审刑院和大理寺，而这两个高等司法机构，却又在法律中找出了，“杀人以伤者绞”这样的条文，说阿云即使不是韦大的媳妇是个普通人，但是这样的谋杀未遂但伤人的罪一样是死罪，要判阿云绞刑。
阿云不知前世修得什么因果，与她素昧平生的官员许遵已经铁了心为她作法律援助，作她的律师，为她把这个官司打到底。许遵在翻找法律条文的时候，发现了就在阿云案件发生不久，朝廷就以皇帝敕书的形式下发过一个法律补充条文“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也就是说，谋杀未遂但伤人的案犯如果自首，谋杀罪就减二等，这几乎就是为阿云案量身定做的敕书。如果案件适用这一敕书条文，阿云最多是几十年的有期徒刑。
案件升级
许遵继续向最高级的司法部门——刑部上诉，但是刑部同样维持原判，就在此时，许遵得到了升迁令，他被升任为大理寺卿，这样许遵以职务之便即可改判，阿云的生命似乎出现了转机。但是，很快作为纪检部门的御史台，以许遵借职务之便枉法的名义，弹劾许遵，要求其引咎辞职，许遵不服，在朝堂上向宋神宗阐述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并奏请把这个案例下发，让翰林士们讨论，皇帝也是凡人，而且宋神宗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与妇人之手”的人，这样人的性格往往比较软弱，但比较容易有恻隐之心，从事情以后的发展来看，宋神宗此时肯定也在怜悯阿云的遭遇，他采纳了许遵的建议，让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著名的翰林士负责讨论这一案件。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就此悄然升级。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见上是死对头，在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的讨论中竟也是水火不容，王安石赞同许遵的判决，而司马光赞同刑部的判决，一时针锋相对，朝堂上两个人为了自己的观点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实在是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争吵辩论，他让翰林院和几个相关部门组成一个临时专案组，由吕公着等官员重新组织讨论判决，最终的讨论结果是支持王安石，也就是许遵的判决。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为这个事情又御批了一个字，“可”事情似乎结束了，但是第二天，分管司法的齐恢等几名官员又联名上奏，请皇帝收回成命，他们要和王安石继续辩论，皇帝无法，只得同意，一时间阿云这个卑微的女孩的名字，不断回响在金碧辉煌的朝堂中，她的生死竟一时成为了帝王臣公们最热心的事情。
那些老爷们关心的真的是她的生死么，非也。这只是朝中两种势力的对决，案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阿云是否算自首，再进一步她自首后的量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还是皇帝敕书的规定，如果是法律为大，那么法律要求自首后，只是不追究产生伤人的原因罪行，比如入室盗窃被户主发现，盗贼伤害了户主，盗贼如果自首，只是免除他的盗窃罪，而阿云是为了谋杀而伤人，没有原因罪，也就无罪可以赦免减刑。
而王安石认为，既然皇帝有敕书说，伤了人的罪犯只要自首，就可以减刑。敕书对自首的条文新的解释说明的效力，王安石们是以皇权为尊敕书为大，皇帝的命令就是金口玉言，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皇帝可以对任何一项法令作出制定与废除，并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而司马光一派认为，法律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皇帝想改变法律，也要和士大夫阶层商议，不能干罡独断，任意更改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这就是所谓的“律敕之争”。猛地一看，司马光等这些人貌似很有点现代的法律精神，但也并非如此，他所要维护的是守旧派士大夫阶层的势力，他所鼓吹的法律不可更改的进一步，就是制度不能改革，他想借此来限制王安石准备推行的改革，这又是所谓的“党争”。同时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个案子是涉嫌谋杀亲夫，这种和杀父弑君一样的忤逆大罪，是他们这样卫道士所不能容忍的。
争论还在继续，枢密院和中书省也被搅了进来，也就是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都卷入这场争论，在这期间，宋神宗一度想对犯罪嫌疑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重新作出解释，诏书从翰林院刚交到中书省，就被以这样内容的诏书不合法为名打了回来。谁说中国人对皇权唯命是从，谁说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谁又说中国人自古没有法律意识？说这样话的人，都是仅仅看到了清朝而已。
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