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当时的老板是美国人，头脑相当灵光。他一见杨乃武，就感到此人大有利用价值，因这场官司轰动全国，使得杨乃武极具新闻价值，若能将他留在报馆，必定奇货可居。于是，那美国老板便力邀杨乃武加盟报馆，充当新闻编辑。杨乃武历经磨难，本不想再抛头露面，无奈盛情难却，只得勉强答应了下来。
这杨乃武本是举人出身，又长期帮人家打官司，文笔相当不错，在报馆里不到半个月便可独当一面，深得主笔欣赏。加上这“杨乃武”三字的广告效益，使得《申报》的发行量成倍猛增，喜得那美国老板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可哪里晓得，不出3个月，杨乃武便闯下了一桩大祸。
这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那天，杨乃武收到一份英国报纸的记者写来的文章，说是大清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伦敦请人画像时丑态百出，要求画师将他官帽后的花翎画入。杨乃武看到后，也是一时开心，竟大笔一挥将此文编发见报。可哪里晓得，这篇文章竟是英国一小报记者愚人节时瞎造的，完全没有这一回事。偏偏登这篇文章的那份《申报》给郭嵩焘本人看到了，这下好了，合该杨乃武倒霉，那郭嵩焘见报勃然大怒，当即从英国请了一位著名的律师，专程赶往上海，要与《申报》打官司，要报馆交出编辑和作者。
这一下，《申报》的美国老板慌了，他与杨乃武私交不错，况且杨乃武是自己聘用的，若是将杨乃武交出，不但对杨乃武不利，就是对自己也不利。于是，他连夜找杨乃武，给了他300元光洋，要他连夜逃出上海。杨乃武本是惊弓之鸟，闻听此事不由得魂飞魄散，连随身行李都顾不上收拾，便匆匆忙忙逃出《申报》馆，回余杭老家去了。
第二天，那美国老板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报上刊登了大幅致歉启事，承认报道失实，诚意向郭嵩焘认错；另一方面又花重金请来了英国驻上海的领事，要他出面说情。那郭嵩焘见报考馆已登报认错，编辑已吓得逃之夭夭，见自己目的已经达到，便看在英国领事的面上，放弃了这场诉讼。
杨乃武惊了一场，真是百感交集。事后，虽然报馆数次来函邀他回去重操旧业，可是，杨乃武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再也不愿意踏是非之地了。
夺竹山重进牢房
在杨乃武蒙冤期间，余杭县城有几个无赖总认为此次铁案难翻，杨乃武必死无疑。于是，几个人一商量，竟将杨家的十几亩毛竹山统统霸占了去。杨乃武回到家乡，发觉自家的山地被无赖霸占，心中大怒。但经历了漫长的官司及《申报》风波的他性情大为改变，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便托人出面去要回山地，言语十分婉转。可哪晓得那几个无赖见杨乃武自己没有出面，误认为杨乃武吃官司吃怕了，已经软弱可欺。于是便串通一气反咬杨乃武恶语伤人，并扬言要去衙门告他。杨乃武火了，他想息事宁人，谁知道人家却要爬到他头上来拉屎了，这口气他怎么忍得下去。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即提笔写了状纸，告到了县衙门。
新上任的余杭知县看了状纸颇感为难，因为双方都不是好对付之人，他沉思良久，想出了一个主意，将此桩案子移至杭州知府处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再说那个杭州知府也是新上任的，他一见“杨乃武”的名字就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的几位官场友好均因杨乃武一案遭到了革职。如今，杨乃武落到了他的手上，他存心要好好地刁难一番，为革职的朋友出一口恶气。当然，这知府也晓得杨乃武并非等闲之辈，所以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细细盘问了一通，然后便以“事实不清，收案待审”为由，将杨乃武关进监狱。
杨乃武重入牢房，心中气愤异常，但又无法可想，那知府用的是“软刀子”，那“收案待审”说得堂堂皇皇，毫无空子可抓，无奈，只得强忍火气等候审理。可哪里晓得，一连3天过去了却丝毫动静也没有，杨乃武晓得不对了，这知府一定是在刁难他了。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主意，买通了看守他的狱卒，托那狱卒每天早上去买一根油条。买来的油条杨乃武并不去吃它，而是将油条偷偷地放在干燥的墙角头，上面还用一些破棉花胎盖好。就这样，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那十几根油条全部变得十分干燥，那些盖在油条上的破棉花也变得油渍斑斑。
这天晚上，机会来了。一个狱卒坐在杨乃武的牢房前吸旱烟，吸完后，他将烟锅中的烟灰“笃笃笃”地敲在地上，自己掸掸屁股走了。杨乃武一看，烟灰中尚还有不少火星，故待狱卒一走，他当即将火星挑进了牢房，放到那油渍斑斑的棉花胎上，“呼呼……”地轻轻吹了起来。火很快被引着了，杨乃武马上拿出了那十余根干燥的油条，一根根地点着，并把它们抛到栅栏四周，不一会，大火便烧断了栅栏。等到狱卒们发现起火匆匆赶来，那大火早已透天，狱中的犯人逃得踪影全无。闻讯赶来的杭州知府急得双脚直跳，当即下令兵分两路，一路去捕捉犯人，一路留下来救火。两路兵马七手八脚地忙了一夜，那大火总算扑灭。可是，逃走的犯人却连一个都未能抓到。
第二天，那杭州知府不由望着那被大火夷为平地的监狱发呆。这下完了，这是杭州唯一的一所监狱呀，如今烧了监狱跑了犯人，如何向上面交代呀？
正在这时，有衙役来报，说是杨乃武投案来了。那知府顿感奇怪，人家逃脱牢笼巴不得走得远远，可这杨乃武为何会来投案？他理不出头绪，当即召见杨乃武，询问实情。他疑虑地问道：“杨乃武，人家都远走高飞，你为何重投罗网？”杨乃武一听，不由哈哈大笑：“大人差矣，乃武并无犯罪，无非是遵大人所命等候审理。若是我真的远走高飞，不是没罪也变成有罪了吗。”
那知府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又问道：“杨乃武，那昨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
杨乃武双手一拱：“禀大人，昨夜乃武从睡梦中惊醒，见一帮江洋大盗放火劫狱，救他们的几个喽罗。因大火逼人，生死关头我不得不离开监狱，今天火灭了，我重新回来等候大人审理我那件案子。”
那知府听后一言不发，暗暗佩服这杨乃武果然厉害，说得全都带刺，看来不好再难为他了。再说，自己只得按照杨乃武的说法上报，反正这监狱中是关有几个强盗。想到这里，那知府便将这场大火推到了江洋大盗身上，然后，重新审理乃武的那场官司。这一次，知府处理得十分爽快，将那十几亩毛竹山重新判回给杨乃武，而那几个无赖，却每人挨到了五十大板。
就这样，杨乃武再次赢得了官司。
中国最会做官的人——从穷书生做到大总统
从晚清进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但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