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但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不久王氏怀了孕，被晋封为美人。在汉朝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之入骨，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愤怒难遏，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宦官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因而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宦官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此时也显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欲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灵帝到来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忽必烈东征日本为何失败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要求或许是最苛烦的，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4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9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他们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作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忽必烈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
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1.5万人的军队和6000~8000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7000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的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300艘大船和四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岛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岛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岛东岸的博德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德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1.3万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着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了。
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
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当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论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日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图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各支文化的精神营养。那么，他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