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确定性，理所当然的确定性，实际上就是许多真理观的基础。直到今天，真理的概念常常就是立足在我们的确定性上———当我们看到对象呈现在眼前时，我们似乎感觉到的那种确定性。因此“观察”这一词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方法论的文献中。我们借助观察来认识这个世界，这也就发展出了各种验证有效性的特定形式、方法或程序，以确保观察的无偏误与可重复性。
在本书中，我之前已经删去不谈的那种严密的哲学立论是包含有现象学者与JacquesDerrida的后结构主义对于感官知觉的批判。我想，了解这些批判的要点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接着就来对他们的批判作一番解释。
古典现象学的异议
首先要谈的是现象学者所做的评论。我在这里所说的“现象学者”并不是指AlfredSchutz（1967）及那些受到他那具有浓厚社会学意味的现象学说法影响的人而言。其他方法学者在介绍“现象学研究”时，几乎总会提到这种准现象学。我的想法不同，在此我想介绍的乃是Schutz的老师———EdmundHusserl以及他的哲学现象学（1962，1970）。
Husserl以及承袭他正统思想的学生，时间上先于后结构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常会批判其他学派的哲学，同时也批判自然科学的假定。其中的一种方法是，指出人并不能用视觉感官看到整个物体，我们真正看到的只是对象的某一个角度：只是对象诸多面向的一面，而且常常也只是该单一面向中的一部分。因此，物体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经验中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要通过在意识中进行一种无意识的综合活动，将各种面向关联（connect）起来而成为一个整体。
再做一个实验，试着重新凝视一个对象。如果你仔细检视你的经验，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时刻，实际上你所看到的只有一个角度。而且在你的视野中，这个角度呈现的应该会有前景及作为背景的“视域”（horizon）。视域的作用在于统觉（aPPerceived）其他周边的事物，所谓统觉也就是和周边的事物一起共同形成感知。如果，我们绕着对象周旋，借助综合前景、背景，再加上默会预期一般情形下“会看到什么”等作用，对象就被这些综合活动给“摆放在一块”（Puttogether）而整合起来。如果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移动，而转换观看对象物的视线方向，那么我们的视域的统觉（除了综合当下的前景、背景与周围的细节之外），还会收纳进先前片刻中所保留下来的各个不同面向的痕迹。对象，乃是经由无意识的活动，而在我们的经验中被综合而成一个整体；或者，如同现象学家所言，对象乃是经由综合无意识的过程“形构”（constituted）而成的。
因此，我们甚至不能单凭感知对象就得以确定被感知的对象是否存在，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让我们能感知到对象的那些综合活动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对于对象存在的认知或知识，其实乃是经由某些无意识的活动之中介作用而形成的，因此并不是通过感官知觉而直接给定的。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有特定角度的经验，而该经验毋宁是现象，而非一个存在的客体。
现象学者强调，客体的存在，并非直接通过知觉即可了解。因此，他们抨击自然科学的核心假定。现象学家将存在的问题“放入括弧”存而不论，转而借由现象学方法来探索客体建构的完整理论，等到建构理论发展完整之后，再来谈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又是现象学的方法呢？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方法乃是出自于一种渴望，渴望要找到具有确定基础的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客体形构（objectconstitution）的理论，以及其他可由此推衍而出的事项。在主流的科学中，真理的“确定”基础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所感知到客体的经验中，那种理所当然的确定性。我们看到一个对象，然后觉得很确定这对象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事实的根据，而现象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批判（如前所述）。但是，他们却找到另一个类似的观点：当一个现象，而非一个存在的客体，在经验中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有确定的感觉。顺便一提的是，现象也包括非感官的对象，例如观念（ideas）、心像（mentalimagery）等。
你是否曾听过“存在先于本质”的说法？这已经是存在主义者，比如Sartre的招牌了。他们这些存在主义者深受Husserl现象学的影响，然而却也对现象学一些核心立论提出批判（Sartre1956；Husserl1962，1970），存在的知识就是其中之一。“存在先于本质”同时涉及Husserl的放入括弧，以及Hegel的客观观念论（objectiveidealism）（Hegel是将存在的“范畴”列为次于本质的“范畴”）。Sartre的存在主义、Heidegger的存有学（ontologyofbeing），以及其他20世纪的哲学运动都深受Hus-serl的影响，他们大量借用Husserl的看法，可是却又偏离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例如将存在置入括弧的观念。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异议
Husserl的现象学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包括JacquesDerrida。Derrida最早发迹是起于他发表两份研究Husserl现象学的名作：EdmundHusserl"s“OriginofGeometry”：AnIntroduction（1962），以及SpeechandPhenomena：AndOtherEssaysonHusserl"sTheoryofSigns（1973）。这些作品对于现在所谓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扮演了十足重要的角色。
Derrida在SpeechandPhenomena这本书里，以及在其他许多的论述中，特别提出一个观念：真理无法由感知现象所带来的确定感所确证。这个看法的提出，乃是建立在他对Husserl的作品进行十分严谨的讨论之基础上：也就是说，Derrida首先同意接受Husserl基本的论调、架构与逻辑，就是为了要凸显若是完全照着Husserl所说的方向推到极致的话，其立论终将会自我颠覆或内爆而瓦解。这就是当前如日中天的解构策略，即是先选定某位作者的作品，从头到尾都依循着作者的逻辑走，然后再从中颠覆这位作者的作品，就像是一个病毒进入寄生的细胞中，然后就借用此细胞原生的基因密码DNA来瓦解宿主细胞一样。
在解构Husserl的作品时，Derrida相当仔细地研究现象学对于时间的论述，从中非常巧妙地指出：要在当下同时意识到某物的呈现与知道某物呈现是不可能的。当下（Presence）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是无从触及的。
想要明白这背后的基本含义，就请你再一次盯着某个东西看。当你的感官知觉转变成知识的那一刻（就是你已经准备好要思考或是要说出：“这个对象现在就在我眼前”的那一刻），早已经不是你单单只看到该物体存在的那一刻了。当你认知到你知道对象在你面前的时候，原先知觉对象存在的那一瞬间早已永远消失了。就好像你的注意力从单纯的察觉，转换到察觉自己正在察觉的过程一样，这两项经验乃是永远无法同时并存的。
你会不禁来来回回地尝试去转换你的察觉，从单纯的察觉到察觉自己正在察觉，这就是在进行注意力的“摆动”（vibration），一种介于注视（对象）与注意到（对象在那里）的摆荡（oscillation）。这种摆荡是极有可能的；这是我们用来检验一些印象，以决定该印象是不是幻觉的方法。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用这样的摆荡来强化客体知觉的确定性。但是，当下不可能直接触及的这种逻辑，就足以摧毁立足于当下而来的绝对确定性的真理观。我们不能在同一时刻里，既是单纯察觉，又能察觉到自己正在察觉，所以知觉无法成为知识的确定性基础。“知道”的那一刻，也就是察觉到自己正在察觉的当下，我们最多只有在察觉的那一瞬间，察觉到对象给予我们的大概意象或痕迹。当下无法给予我们确定的知识，真理观都相信当下，但与其说当下是一个确定性，还不如说只是一个信念。可是，当下这个概念却是现象学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许多西方真理观的基础。
Derrida后来的著作主要就在揭露传统理论对于当下信念的依赖，这也就是许多不同的真理观中所持的一种所谓“当下的形上学”（请参见Kamuf在1991年的代表性精选集）。在Derrida的作品中，或许最有影响力的是他揭示了立足在当下信念的真理观，其运作方式就像是符号与记号在语言中的运作一样。就Husserl而言，他十分严谨地探求我们对于记号的一般想法，并以其现象学的架构来强化这些想法。他认为“记号”是“代表”（standfor）在当下被给予的对象。“白色”（white）就是代表当“白”（whiteness）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的那一个当下，我们所感知到的颜色。因为客体乃是可以由当下知觉框架所建构而呈现的“同样的东西”，所以“白色”与所有其他的记号，都可以无限次地重复来代表这种“同样的东西”。
不过，Derrida却推翻了当下，因此也就颠覆了一般对记号的了解，从而说明反而是这种记号本身的无限次重复，才建构成其所代表的对象客体。而不是对象客体的恒常存在，才赋予记号无限次重复代表的可能性。更进一步来说，符号可以无限次地重复使用，不单指重复字的可能性（像是可以不断重复“白色”这个词），而且这也更显示出其自身在前符号（Presymbolic）经验更为原初的层次。当我们凝视着某物，然后注意我们已经感知此物，接着再一次继续盯着此物看，借着如此反复的视线转移历程，我们可以如此唤醒注意力的“摆荡”。因为我们从未能够自觉地“只是看到”（justsee）对象，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注意力的摆荡历程乃是一种痕迹的重复呈现，而客体存在的意象应该是真实的对象物（或是现象）在我们脑海中所留下不断重复的痕迹。正是这些不断重复的痕迹才“产生”（Produce）或带来了真实客体存在的观念（idea）。就经验自身而言，呈现于意识的对象只能被趋近（Pointedtoward）或延迟追赶（deferredto）。基于这个道理，所以对象作为经验的有效性基础，实际上是无法在经验上即时而直接地被触摸到的。因此，在我们开始使用语言文字（来代表对象物）之前，痕迹（traces）、记忆（retentions）、意象（images）就已经“代表”了经验自身无法即时而直接触及的客体。经验具有一种“记号结构”（signstructure），因为印象就“代表”着纯粹当下的瞬间，这每一当下的瞬间从未被自觉（self-conscious）的方式经验到。“代表”乃是记号与符号的本质。恰恰是记号（或“痕迹”）的这种无限重复，才给予我们恒存对象物的观念；而非恒存对象物给予记号有无限重复的可能性。
Derrida上述颠覆当下的观点用来检视或挑战传统真理观的“一致性”（identity），也就是某物体总是保持“同一”（thesame）的想法时，其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对于客体对象呈现于意识中的观念之基础仅仅只是记号的重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那么就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标准，可借以主张每一次重复的痕迹与记号确实都是“同一”的。Derrida表示，随着每一回的重复，记号可能会“复写”（iterate）而有些微的改变。由于“实在”的概念乃仰赖于一致性，亦即保持“同一”的观念，所以由此看来，“实在”已变成了一个过时且陈腐的概念。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方法学理论
Derrida后来的研究涵盖很多其他的事物，扩充在各种不同领域中对于当下的批判，例如对自我的理论，科学与逻辑的理论，传统对知识、权力与欲望的分离等。Derrida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一些领域，现今又影响着方法学理论的研究；没有实在也没有真理的观念吸引了一些学者，他们的影响力在后现代主义达到巅峰。有些学者强调诠释有无限的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来判断不同诠释的高下，他们“解构”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方法论、新闻节目及学校教育，而他们乐于攻击所谓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不过，其他方法学的学者很快就注意到，若照单全收而缺乏批判（uncritical）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路来发展的话，将会产生虚无的危机。纯粹的后现代主义（或是像Kinchloe和McLaren称之为“游戏人间的后现代主义”：ludicPostmodernism［1994］）将会颠覆之前所讨论批判研究的价值取向。如果说，根本没有可靠的判断基础，可资主张某一项活动或行为是可欲的、道德的、美好的或正确的，那么又有何理由要进行研究去帮助弱势者呢？如果说，所有社会结构与权力的理论都是可解构的，那么研究压迫现象又有何意义呢？少数的批判研究者会想要说单纯地主张自己的价值观是随心所欲的，没有合理的论证以说服他人接受；也有少数的研究者会想要说自己对社会的描述只是一种个人的解释，使别人信服要通过权力的运用（或是说服力），而非论证。对于他们而言，最后“论证”不是变成“说服力”，就是成为“修辞学”（rhetoric）。
有鉴于此，当代许多批判研究者于是尝试在使用后现代观点的同时，仍保留对真理的概念，以及一些衡度有效性论证的标准，Kinchloe和McLaren就是属于这种学派的。相对于“游戏人间”的后现代主义而言，他们另行提倡所谓“批判”、“反抗”的后现代主义，把后现代主义的洞见融入不流于虚无主义的知识论论述与应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