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倒是不慌不忙。为了节省子弹，他要求部队近距离射击，并命令妇女独立团和兵工厂全部上阵，主要用大刀和石头打击敌人。战斗进入最紧张时刻，秦基伟指挥人员将土炸弹运上城头。他命令战士们停止射击，待敌人爬上云梯半腰时，他和几名战士拎着一串土炸弹，打向正在爬梯子的马家军，一打一个准，一炸一小堆。警卫连的战士守在薄弱环节上，看见敌人架云梯，等敌人靠近了，一齐出动，用椽子顶住云梯，发一声喊，同时掀翻。妇女独立团女兵们手中的石头和土炸弹也随之倾泻而下。
红军在临泽坚守了三天，攻城的马家军由猖狂到泄气。他们简直闹不明白，小小的临泽城，里面多是勤杂人员，在常人看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居然攻不下来。秦基伟心里却很明白。“那当然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临泽保卫战，我们抱死战的决心，打死拉到，打不死就继续拼，那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打了几天之后，西路军总部来了指示，命令他们弃城突围。当天夜里，月黑风高，能见度和能听度都很差。三更时分，秦基伟登城瞭望，但见狂风呼啸，大雪漫卷，心中窃喜：天助我也！当即传下命令，把所有骡马的蹄子包上棉花，留下一个班在城内诈唬，弄出声响，迷惑敌人。大部队却像箭一样钻进苍茫的夜色中，一路疾进，待马家军发觉，已经进至南沙滩。秦基伟率一个班殿后，且战且退，与追敌周旋了一阵子，终于将其摆脱，赶到了倪家营子。
（三）
倪家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在此地发生过悲壮惨烈、空前绝后的血战而彪炳史册。
秦基伟等人突围赶到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在张掖西洞堡与敌人激战，歼灭了马步芳的一个宪兵团，缴获了一千多支枪和一批军用物资。按说，此时应该乘胜东进，向河东策应部队靠拢，但是因为没有接到命令，总部主要领导人陈昌浩顾虑重重，不敢东进，突围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倪家营子。就在返回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又围攻上来，方圆十几里的黄沙地带马蹄声碎，烟尘蔽日。马家军的骑兵部队高举马刀，像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袭向红军阵地。
总部眼看部队将被马家铁骑斩尽杀绝，终于下了决心，组织剩余的部队再次突围。突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喘气尚未均匀，大批马家军又蜂拥而至。近八千名红军被分割围困在三道柳沟里。敌军采用“狼驱羊群”的战术，轮番进攻。连续几日，金戈铁马，纵横奔突，硝烟弥漫，日月无光。红军在这里难以立足，再次突围。秦基伟是最后一批离开三道柳沟的。
部队突围出来，才到祁连山口，又有噩讯传来，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战死。天幕低垂，乌云翻滚，松涛怒嚎，血泪飘洒。
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的最后时刻来到了。根据郑义斋指示，秦基伟把供给部机关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准备在梨园口摆开阵势再跟马家军拼上一场。阵势刚摆好，马家军便策马而来。秦基伟的“杂牌军”大多使用手枪，手枪打马，既打不准，也打不远，即使打中了，那马还是纵身向前。打了一阵，部队就全被敌人冲散了。
这时，整个西路军全垮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有了建制，也没有了指挥员，真的成了散兵游勇。秦基伟一行人进到山口，正碰上李先念在收容队伍。秦基伟曾在红三十军当过一段时间的粮秣处长，认识李先念。李先念一见到秦基伟就喊：“秦基伟，总部首长都走了，所有人员归我指挥，你跟我进祁连山吧！”秦基伟问：“我们是单另走，还是跟你一起走？”李先念想了一下说：“你们先进吧，把同志们都找到一起，向东走。”就这一句话，决定了秦基伟的行动又多了一番曲折。
进山后没走多远，就遇上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宣传部长刘瑞龙等人，除了他们，还有一批伤员。人都是政工干部，再加上跟着一堆伤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正犯愁间，送上门来一个百战不死的秦基伟，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几个人一合计，由张琴秋出面，把秦基伟和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叫到一起。张琴秋说：“现在有二十几个伤员，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组织一支游击队，由秦基伟同志任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负责保护他们，设法摆脱敌人，回陕北去。”
秦基伟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这二十几个伤员中，有几个认识的，其中有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此人也是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战将。另外还有几名团级干部，身上都缠着绷带。他心里不禁敲起了暗鼓，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个游击法？往哪里游，去击谁，能不能游得出去，全是未知数。转念一想，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再苦再难，也不能丢下伤员不管啊。张琴秋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同意！”秦基伟说，转过头又问何柱成：“你呢？”何柱成看了看秦基伟，又看了看张琴秋，张了张嘴：“那好吧！”
进了祁连山，情况就更糟了，地上两尺多厚的积雪，树上三尺多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战斗时又跑又跳，根本不觉得冷，战斗一停下来，浑身就冻得发抖，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住了，再拿下来就得粘掉一层皮。深山老林里，根本见不着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又没有地图，更谈不上指北针，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秦基伟和何柱成领着三十多个缺胳膊少腿的“游击队员”，不仅空着肚子，还几乎光着膀子。在雪山里东游西荡，转了一个礼拜，转得骨头发软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找到了一点大米，连忙添水架火煮稀饭，想以此哄哄肚子。
不多一会，水就开了，雪白的米花随着沸腾的开水上下翻滚，米香弥漫了小屋。好香啊，好暖啊！连日来，他们又累又乏，又饿又冷，终于有了一间屋子，终于有了一锅稀饭，简直像是登上了天堂。大家眼巴巴地看着那锅热气直冒的稀饭。“稀饭好了，大家拿缸子来！”何柱成很高兴的准备给大家分稀饭。
突然，一丝轻微而异常的响声拨动了秦基伟的神经，他猛地起来，双枪早已擎在手中，快慢机大嘴张开。“老何，有情况！准备战斗！”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枪支子弹都上了膛。秦基伟说：“大家先不要动，我先出门探探，如果有情况，肯定被包围了，哪里敌人多我朝哪里打，我把敌人引开，老何你领着伤员从左山垭口撤出去。”说完，秦基伟手一挥，带上去几个人猫着腰走出门外。
门外一片漆黑。秦基伟几个人顺着石壁摸去，在一个石坎前停下来。他拣起一个石子扔了过去，没有回声。又拣起了一块稍大的石子扔过去，敌人的枪响了。事实证明，他的敏感是可靠的，潜伏哨显然已经被敌人杀害了，寺院已经被包围了。他迅速做出反应，向跟上来的几个人交代一番，兵分两路，一路做掩护，他带一路准备吸引敌人的火力。
枪声，给寺庙内的伤员带来了骚动。身负重伤的熊厚发侧耳听了听，对何柱成说：“老秦他们正在吸引敌人，我们得赶快撤！”何柱成看看一锅雪白的稀饭，心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一跺脚，骂了句：“狗日的马家军，连口稀饭都不让吃！”飞起一脚，将锅踢翻，大刀一拔，喊了一声：“走！”二十几个人鱼贯离开了小屋。
山的南面，枪声如豆。好在夜黑路险，马家军的士兵也不敢贸然行动；而打游击对于秦基伟来说，则是如鱼得水。他们上蹿下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交替掩护，不仅使何柱成等人得以脱险，他们自己最后也撤出了包围圈。这一仗下来。刚刚成立的游击队又被打散了，秦基伟的身边只剩了三个人。
（四）
秦基伟和他的三名游击队员在祁连山中与敌周旋了几天，冻饿交加。一天下午，他们走下山，寻着一户牧民，买了一只羊煮了，几个人尽情地饱餐一通。吃完羊肉，他们便围着那堆通红的干牛粪火塘，东倒西歪地进入了梦乡。他们委实太困太乏了，现在吃饱羊肉之后，他们唯一的需要就是睡觉。这一觉好香啊！第二天凌晨，他们几乎是被一阵喊声惊醒的。这几个红军好大的瞌睡，前来捕捉他们的马家军把枪从他们的怀里拽出来，他们还不知道。
秦基伟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几个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们的脑门。他心中骤然一紧：糟糕，当俘虏了！再一个意念袭过来：“当俘虏还行？拼他娘的！”于是，一个鹞子翻身，伸手夺枪，岂料双臂已被敌军士兵反扭过去，哪容得半点松动。既然动弹不得，无奈中只有破口大骂的份：“狗日的马家军，有种你砍了老子的头，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敌人理着绳子，捆绑了他们的手脚。
胜败乃兵家常事，生擒活俘也是交战双方经常遇到的事。生与死，都是无所谓的事，重要的是，如果死了，算不算“革命到底了”，最后一滴血是不是为革命而流？如果活着，会不会损害革命，怎样才能接上继续革命的茬？那一夜，他时昏时醒，想得好苦好苦。投身革命七八年了，脑子里装的全是“革命”二字，对于受过特殊教育的红军战士来说，革命高于一切。
天亮了，看守送来一钵子青稞稀粥，他伸出舌头舔舔，他娘的，还有盐。喝完粥，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放风。天哪，那么多熟人，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有干部，有战士，有男的，有女的，有伤的，有残的。这一下，他激动了。他原以为就他们三个人不幸落入敌手，万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患难的战友。他心里顿时一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么多人，只要活着找机会逃出去，编一个营没问题。再说，长征开始的时候，上级就讲了，如果打散了，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红军就有这个能耐，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个火种，一个火种就能燃起一片燎原之火。
秦基伟在凉州坐了40多大牢，又被押送到兰州，交给中央军关押。这期间，原西路军总医院政委徐立清等人，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成员有卜盛光、徐立清、秦基伟、方强等人。支部的工作很明确，一是教育全体被俘的红军官兵，保持革命气节，誓死不当叛徒，如果被敌人杀害，要喊口号，让群众听到红军的声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敌人杀了多少红军，待以后红军的队伍来了报仇；二是做好暴动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组织大家逃跑，能跑多少跑多少，跑出去后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然后向东寻找红军主力。
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在抗日的大局下起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在押的红军战俘具有意义。虽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根本愿望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政治犯们的待遇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红军也不是清一色的英雄好汉，也有懦夫。一个叛徒认出了秦基伟，对敌军军官说：“他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这一下，秦基伟的知名度大大地提高了。谁不知道徐向前呀？在徐向前手下当参谋，那是高参啦，可了不得。这之后，徐向前的高参被俘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敌人很重视这么一个大人物，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万一国共合作成功，徐向前要他的高参，好歹得有个交代。这以后，他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每天有了两大钵子青稞面盐巴粥。
不久，中共中央派代表张文彬来兰州，看望狱中的同志，给大家讲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他告诉大家，已经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在押的红军官兵一律放出去参加抗日，目前正在办理手续，让大家耐心等待。但等了十多天还不见动静，那颗心就耐不住了，用秦基伟的话说——“那真是度日如年！”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有了动静。等到弄明真相，被俘的红军不是送往延安，而是要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秦基伟等人一分析，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毕竟是国共合作了，仇恨的目光共同地注视着猖狂侵略的日本鬼子，笼罩在国民党官兵尤其是下层士兵中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敌意，也明显地淡薄了，对押送的这批红军战俘，也没有那么戒备森严了。夜晚宿营，大家乘机跑了，终于回到了陕甘根据地。
录自徐贵祥所著《秦基伟上将》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因篇幅过长，收入本书时做了删减。《秦基伟上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秦基伟历任主要职务为太行军区参谋长、司令员，第十五军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