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正义、道德与楷模，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以介入社会与政治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此，如果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完全与农民、工人等普通民众脱节，对他们的生活疾苦漠然不知，必然陷入狭隘的圈子，难有大的作为。适当的接触体验与社会实践，无疑能够拓宽他们的视野与研究领域，在一种提升与超拔中，进入新的境界，“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骄四气”。特别是对一些在京城挨整的人来说，来到向阳湖不啻为一种解脱。这里虽然也有运动，毕竟偏远，不像京城动真格的，而是雷声大，雨点小。臧克家来咸宁“五七干校”后，不仅挨整比过去少，还可与家人团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改造，臧克家的饭量有所增加，失眠症没有了；过去只与少数的几个领导联系，来干校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了普通干部之间的了解，融洽了相互间的关系。据萧乾回忆，咸宁的农民朴实勤劳，对下放干部不仅不欺生不歧视，而是非常热情，在感受到普通百姓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疾苦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国情与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我个人体会，住到农村才真正谈得上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又说：“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与友情。”还有不少人说，有向阳湖这碗酒的垫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经历了干校生活，其他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许多年过去，不少下放文人回首向阳湖，忆及当年，抛却一些空洞的观念与概念，总能在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中感到一股少有的温暖慰藉与精神支撑。据李城外《向阳湖畔丛桂香》一文所记，著名学者王利器谈及昔日干校的人和事时，十分动情，“初到向阳湖，干校人没有房子住，老乡就一户户腾；干校人不会干农活，老乡便手把手教。就连有的老乡子女结婚，也会提前通知干校人，当‘上宾’请吃喜酒。”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地农民对军管干部斗人、整人看不过去，在一种纯朴感情的支配下打抱不平，竟主动前来制止。
著名画家秦岭云下放咸宁时年龄偏大，照顾他在湖边看水泵。进入眼帘的是荡漾的碧波与展翅的天鹅，闻到的是荷花的飘香与泥土的芬芳，听取的是蛙声蝉鸣与大自然的天籁……他陶醉于向阳湖的美景，忘却了心中的压抑与痛苦，将苦难化作力量与酵母，绘出了一幅幅表现向阳湖风光的优秀国画作品。他不仅在当时偷偷地画，返京后仍常画向阳湖不止，在对向阳湖美景与神韵的勾勒中，艺术水平与精神境界得到了质的飞跃。
著名画家张广也认为向阳湖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道：“这以后我的努力、奋斗，都得力于干校的磨练。一个画家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专门研究一种动物的习性、形神，恐怕在全国为数不多。我今天之所以画牛取得一点成绩，是在向阳湖打下的坚实基础。”
王世襄在一次买鱼时认识了当地渔民韩祖祥，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此后，王世襄常随他下湖捕鱼，并赋诗为证：“专家湾下是渔家，半住茅庐半泛槎。多谢打鱼将我去，顿时欢喜放心花。”在长期的接触交往中，王世襄与韩祖祥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返京后，王世襄撰文纪念，还将当年创作的《观渔十首并序》用毛笔誊抄，寄给韩家父子，预约重返向阳湖一叙旧情。
虽处困境，遭受磨难，但是，干校学员只要提及向阳湖，无不怀有一股温情，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说向阳湖庇护、抚慰过苦难，这里的空气比北京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那么和谐，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更认为向阳湖是一个难得的避难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干校学员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帮助、作用与影响也是双向的，互动的。比如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吴雪特邀指导当地文工团排演阳新现代采茶戏《石头岭》，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指导与排练，《石头岭》大获成功，不仅在咸宁、阳新巡回演出，作为一个业余文艺团队，还参加了湖北省专业剧团的剧目会演。更重要的是，吴雪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对演员的严格要求感染了当地的文艺工作者，那点石成金的艺术见解更是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艺术水准。此外，干校还安排画家为当地筹办咸宁农业展览，刘炳森为当地阶级教育展览撰写解说词，范曾等人帮助咸宁火车站画毛泽东像、写语录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然而，干校学员劳动在自成体系的向阳湖新垦区，居住在相对独立的新建连队宿舍，也就是说，6000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与当地普通农民（时称“公社社员”）各各分离，无论劳动生产，还是生活学习，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别说难以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即使一般交往，也少之又少。即如王世襄与渔民韩祖祥一家的接触，也是王世襄利用星期天及其他休息时间离开干校外出，在长期的买鱼、观渔、聊天过程中，才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这种交往在学员与农民之间并不多见。
因此，尽管知识分子数量庞大，时间也不是太短，比如牛汉在向阳湖就呆了五年零四个月，而他们对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影响简直微乎其微。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当年与“五七干校”类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群城市中学生下到偏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农民按解放前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划为地主、富家、中农、下中农、贫农等五种成份，贫农、下中农合称为贫下中农，属农村中的贫困阶层）的改造。知识青年虽然是一群中学生，掌握的知识有限，但他们分居各村、各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且充满理想，富于激情，为数众多，对农村的文化改造要远远超过下放的干校学员……
看完咸宁“五七干校”机关旧址，一行人前往向阳湖。小车在一条土路上颠簸而行，原来这条相对宽敞的土路，就是干校学员留下的“真迹”——当年的“五七大道”。有一首向阳湖干校歌曲，其中一句唱的就是“五七道上迈大步”。“五七干校”对基础建设十分重视，“安居”才能“乐业”，首先是建房，然后是修路建桥、加固围堤。围堤依然耸立，昔日的五七桥、红旗桥犹存，特别是红旗桥，可算得上中国建桥史上一座最为别致的桥梁了——数十个双层大号水泥管子一个接一个地拼在一起，贯通淦河两岸，上铺岩石水泥供人行走，洪水时节，暴涨的雨水可从一个个口径粗大的涵管快速通过。我在一张旧照片上见到了当年这座名叫红旗桥，实为涵洞桥的“盛况”，为确保安全，桥的左右两边，用树木、棍棒架设了简易栏杆，约有20多位干校学员头戴斗笠，脚挽裤管，排成一字形长队，正从桥面通过，打头的举着一面红旗（可见红旗桥名不虚传），一群人似乎都显得神圣而庄严。
据不少文化人回忆，当年他们也觉得不可能重返北京，确实动了在此扎根落户的念头，要将自己“彻底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将向阳湖建成一座世外桃源。对此，当地百姓又给他们编了一段多少带点解构意味的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穿的破，吃的好，手上戴着大手表；五七宝，五七宝，种的多，收的少，想回北京回不了。”“宝”，即宝贝，当地农民称呼自己的小孩时，喜欢在名字后附缀一个“宝”字以示爱怜之意；“种的多，收得少”，干校学员虽用力甚多，但对农事稼穑并不懂行，说的也是实情；而“想回北京回不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干校的热潮涌过，6000多名文化干部全部离开向阳湖。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可他们当中，因在农村有了婚配，组成了新的家庭，毕竟有人一辈子扎根农村了。而向阳湖干校学员，除了那些不幸亡故者，活着的则走得一个不剩。那热气腾腾的农业生产，轰轰烈烈的你批我斗，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仿佛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终于来到了向阳湖边，车停十字路口，我走上右边的湖堤，信步向前，但见堤坝两边的斜坡满是枯黄的野草，湖中残荷败草斜斜地浮现在冬日浅浅的水面。突然，一股打旋的风儿卷着尘埃、枯叶刮过，我稍稍侧身躲避，而内心深处感到的却是寂静，一种喧嚣过后的静得不能再静的寂静！
“水过地皮湿”，这时，我的心头突然涌出这么一句民谚。是的，“五七干校”潮水似地涌过之后，给向阳湖，给咸宁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
路口的一边，临湖搭着一间简陋的鸭棚，一群鸭子嘎嘎嘎欢快地叫着，将一塘池水搅得一片浑浊。陈白尘当年就是一名专业鸭倌，与鸭群为伍，苦中作乐，感受一段别致而苍凉的人生。他在《忆鸭群》中写道：“三年半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如果朋友们不见怪，我要回答：是鸭子。”当然，此鸭非彼鸭，如今这座鸭棚，这群鸭子，与当年的“五七干校”，与陈白尘，已无半点因缘。分散在方圆十多里的干校住房多已拆除，堤外良田成为牧场，堤内垦区退耕还湖，剩下的，唯有加固过的湖堤，红旗桥，五七桥，五七大道，干校机关旧址及其他房舍，还有五七窑厂留下的高高耸立的烟囱，这当年的壮观之物，孤寂地立在晚风的夕阳之中，默默地见证着世间的浮华流转，在我眼中，显出一种格外的悲寂与苍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淘洗，崔颢《登黄鹤楼》一诗的意境同样适宜于我的向阳湖之行。干校停办，学员归去，一切又回到了它所固有的原始与本真。如今的向阳湖区，与鄂东南地区乃至荆楚大地的任何一片湖区，实在看不出它们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与独特之处。
对此，我不得不遗憾地写道，就短期效应而言，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层面，咸宁“五七干校”对当地的影响实在微弱。
然而，如果我们以长时段的历史观视之，“五七干校”作为一种特殊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对向阳湖乃至咸宁的未来发展，当起到不容忽视的潜在而巨大的作用、影响与改观。
只是这种长时段的影响，最后还得由当地人来牵头施行，来做足“文章”。
就学员与当地的互动关系而言，向阳湖对文化干部所起的作用，占有的份量，要远远超过他们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
数千名下放文化干部中，绝大多数认为咸宁“五七干校”在人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严文井就曾经说过，我的人生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个在延安，另一个是在向阳湖。
我曾对咸宁干校学员、原厦门市图书馆副馆长、研究员江林宣作过一次采访。1970年5月，身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他，作为第二批学员下放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当时的他，28岁，未婚，在所有干校学员中要算年轻的了，没有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必担心挨整批斗；从小生长在南方农村（福建永定县），对鄂南的生活环境，对插秧、割谷、挑担、扬场、种麦等农活十分熟稔；四年多干校光阴于他来说，其实过得相当轻松而快活。他以一种矛盾的心态看待向阳湖“五七干校”，一方面厌倦反感当年的批斗，动不动就是学习、整人，除了劳动外无所事事，没有图书室，没有书可读，白白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另一方面，又十分怀念那段日子，正是在那里，对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对向阳湖的美好风光，对那儿的皮蛋、咸蛋、桂花糖、莲藕、鳜鱼、武昌鱼等特产更是赞不绝口。他说，一定要找个机会旧地重游。
数千名下放文人虽同属知识分子范畴，相互间其实存在着诸多差异：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与生活阅历，文化层次参差不一，年龄可分为老中青三等，身体素质有别，特别是思想认识、世界观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们对干校的态度，置身其中的表现，锻炼改造的结果等等，其实各各有别。当我查找过去的资料，阅读当事人的回忆性文章，采访相关人员时，让我感到万分惊诧的是，除冯雪峰、牛汉等个别人心怀不满暗中对抗之外，大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原罪”意识与道德自卑感，认为自己的过去是肮脏的，思想是错误的，无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怀有崇拜感激之情，决心以昂扬的激情和斗志，投身体力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一位社会主义新人。
郭小川得知自己即将下放咸宁“五七干校”，赋诗一首《赠友人》：“我们能够/能够改造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韦君宜对此也深有同感：“我们是按着毛主席的指示，怀着锻炼、学习的心情去的，小川同志的诗代表我们这群人诉说了当时的心情。”
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对此记载得最为详细，颇具代表性，不妨摘抄几则如下：
1970年元旦晚上随班里革命同志到老贫农军属谭家听谭大娘讲家史，处处是今昔对比，句句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听了很受教育。
1970年6月22日下午在饭厅参加全连大批判会……尖锐批判了《黄河大合唱》歌词，还有《在绿星旗下》、《保卫大武汉》歌词，并涉及我的其他罪行，我服服帖帖地诚恳接受对我的批判，认为是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
1971年4月12日今天是作协第一批下放咸宁的两周年纪念日，连部安排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动员全连人员翻沼泽地边的八亩生荒地，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湖后先在场院开会，请大队李详同志讲三五九旅当年在南泥湾开荒情况。讲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翻地时候，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劲十足。语录声、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伏。上午休息时还开了赛诗会。
1971年11月15日我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党犯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可是党和革命群众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我。文化大革命使我猛醒，五七道路使我认清今后怎么办。这次让我参加整党学习（原来没有想到），是对我的继续审查、教育和挽救。最后表明了决心。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谈时仍然热泪盈眶，不断夺眶而出！是感激又是惭愧！
在阅读《向阳日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张光年很少使用感叹号，而在以上1971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却一连用了两个。对毛泽东，他更是怀着一股特殊的崇拜之情，他“想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故居，利用“早上‘天天读’时间学习《实践论》”。在一次思想汇报中，他说“运动初期，抗拒很大，不止一次地想到叛党自杀。主席著作挽救了自己，但思想上一直有委屈情绪”。其他人也有“领袖崇拜情结”，如冰心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郭小川将周恩来视若神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