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权重朝野的李鸿章逝世，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自1896年受命小站练兵以来，积极收罗党羽，扩充实力，但由于地位不高，经费不足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一直发迹不快。但通过出卖维新派和在山东等地残杀义和团，以及慈禧西逃回鸾时的“保驾”等“功绩”，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和信任，官阶扶摇直上，终于在1901年继承了李鸿章的地位。他一上台，就看准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财神爷。控制这两上据点，就可以为他扩大北洋实力提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源，所以他非把它们从盛宣怀手里夺归自己不可。1902年10月，盛宣怀之父盛康病死，他照例请开去本兼各职，以便安心“守制”⑨。清政府除保留他铁路督办一职外，其他都准予开缺。袁世凯乘机上书清政府，请将招、电二局归北洋督办。
盛宣怀心里明白招、电二局收归北洋管辖，是势在必行的。盛与袁的矛盾集中在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上，而这主要表现在电报局上。轮船招商局商办官督，收归北洋后只换一个督办，表面上看，盛、袁分歧不太大。至于电报局，袁世凯一定要收归官办，盛宣怀坚持商办，其理由是，当外敌入侵之时官线敌人必定派兵占领，商线则可以照常通电。其次，商办电报可以用商力抵制外国侵犯权利。1870年总理衙门奏准洋线可以由香港沿各海口设至天津。英国人就此规定于1882年设电线至福州口，并将设至上海，且另设陆线至广东。沙俄也企图越界设线。当时就是以“商力坚拒”，才避免了权利的旁落外人之手。
盛宣怀以商民代表和维护商民利益自居，说官办就是抢夺商利。20年来众商人竭尽全力创办的招商局的利益是不容轻夺的。前10年商业年息极底，后10年所赚余利又用作本钱致使商人们赢利更少。至此情况不同了，利高息厚，又用不着都拿来作本钱，此时若再给官府夺去，就是在抢夺商人的利益。如果袁世凯一定要收回官办，那必须以原利返还商人，即按股票市价另加利息给予补偿。
与郑观应一生利益联系最密切的人是盛宣怀，郑、盛二人利益联系最密切的主要就是这两个近代型企业，而尤其是轮船招商局。正当盛宣怀为招、电二局与袁世凯进行激烈争夺战的时候，郑观应到广西巡抚王之春那里做官去了。但在远离招商局的几年里，他还是时刻关心它的动态的，并积极参与了争夺战的最后较量。
电报局、招商局自1903年初被袁世凯控制以后，实际上变成了“商本官办”。盛宣怀不甘心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奉送，时时刻刻都梦想着夺回来。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靠逢迎慈禧起家的袁世凯被撵回河南老家“养疴”（养病之意）。被袁世凯撵走的盛宣怀，终于看到了袁世凯被清政府所抛弃。于是积极着手夺回招商局的权力，急召闲居在澳门的郑观应回来。1909年5月4日，郑观应乘船赴上海，又开始参与离开6年之久的招商局的工作，这时他已经67岁了。
他到上海之后几天，就献计献策，并付诸实践。首先设立了招商局股东挂号处于上海四马路，以挂号处名义刊登广告，请股东携股票或息折去挂号处登记，声明挂号的股票超过半数即召开股东大会，以便按照商律组织商办。挂号处实际上起到了了解情况争取支持的作用。不到两个月，上海一地股商持验票折挂号的人达24000余股，郑观应个人275股，亲友托他代为验票的达3000股之多。到1909年5月底止，已得全部股份的60%，超过了他的预期目标。众商人决定于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织商办章程，并作“注册立案”等事，会上选举了郑观应、盛宣怀、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9人为第一任董事。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招商局又成为商办之局了。
盛宣怀与郑观应力争将商局、电报局归为商办，本是出于谋求个人私利。但二局归为商办，不但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准备了一定的有利因素，保证民族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壮大的民族经济来抵御外国侵略，维持国家主权。中国封建王朝腐败没落，让官府来经营近代型企业，无疑是将其逼上绝路，夭折刚刚发展不久的民族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