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拨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汽车给他私人使用。开始巴甫洛夫不想要——他自己有一辆，虽然是旧了一些。但这辆车使他折服了。司机把车开进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轻盈地向前滑动。巴甫洛夫也不能不为其造型和性能的完美而倾倒。
几天以后，他来到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病诊所，当他和同事们走下台阶来到等在那里的“林肯牌”的时候，他打开车门。
“女士们，女士们，请上车！”他发出邀请。
妇女们，像在所有这类场合下一样，愉快地喧闹着向汽车奔去。巴甫洛夫关了车门，汽车徐徐地开动了。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上车，巴甫洛夫同志！”
巴甫洛夫笑了笑，向她们挥了挥手，然后拄着拐杖，微跛着向涅瓦河方向走去。一小时以后他又坐在生理学研究所拆阅邮件了。
3 不老的老头
“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3次肺炎了。但他体质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85岁的高龄——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3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15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年5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100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
“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一生中共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
4 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他在1935年底抵达英国。刚到多佛尔，记者就蜂拥而来，一直到伦敦都没有放过他。到维多利亚车站，又有一批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和苏联侨民代表、朋友和熟人围了起来。记者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弄得他疲惫不堪，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终于，苏联大使迈斯基跑来解了围。他很快把巴甫洛夫送上汽车。他们才冲了出来。
“唉呀，现在我才得救了！可以稍微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巴甫洛夫说。旁边坐着的是陪同他来英国的大儿子。
“船上颠簸得不太厉害吧？”迈斯基问。
“噢，不，一切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不习惯乘船，但是我发明了一种和晕船作斗争的方法：在摇晃的时候把目光固定在某个不动的东西上，就好受多了。我躺在船舱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这样我就感觉不到晃动了……真的，我现在感到生活非常有意思！啊，我真希望能多活几年！我想，人类机体的活动曲线大致是这样的：35岁以前是急遽上升时期，35岁到60岁是平稳时期，60岁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人类机体固有的正常生命长度至少是100年。我们往往因放纵、生活无规律以及任意糟蹋身体而使这个正常限度大大缩短……我要争取活到100岁。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明年马德里要召开一个国际心理学家会议。我一定要去，我要和他们斗一斗！他们迷失了方向，总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谈生理学还有什么心理学！我想，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制定一个治疗神经分裂症的计划。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
“你过的是一种伟大而充实的生活”，迈斯基说，“据我所知，在列宁格勒市郊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生物站？”
“是的，在科尔图什。我对这项建议极其满意。病好之后我曾到那儿散步。那儿的环境都使我欣喜若狂。周围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开阔的地平线赏心悦目，天上有云雀歌唱。而附近是整整一座科学城！在这里可以进行任何重大的实验和研究，我现在很幸福，非常幸福！我还记得在1920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表示过怀疑。那时我就对他说：‘几年以后请你到我们这儿来吧，那时我们再看！’不久以前他到我们科尔图什来过。我对他提起了那次会面。我问他：你的‘黑暗的俄罗斯’哪里去了？”巴甫洛夫愉快地笑起来，他都张口结舌了，他的幻想力不够用了。
“但他到底还是回答了，”迈斯基说，“不久前他出了一本书，我特意去弄了一本来给你看。”他翻到所需要的一页，读起来：“‘列宁格勒郊区巴甫洛夫的新生理学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研究。巴甫洛夫的声誉大大增进了苏联的威望，因为苏联为他的科学工作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我觉得……’好，下面你自己读吧。”
“上面还写了些什么？”巴甫洛夫取出了眼镜。“还是你读吧，迈斯基。”
“‘我觉得，这老头子自我感觉特别好’，”迈斯基读道。“‘他脸色绯红，头发灰白——如果把萧伯纳的胡子剪短梳匀的话，要分清他们两人可就不容易了……’”
“哈，这个巫师！瞧他说的，把萧伯纳的胡子剪短，还要梳匀……也许，把我的胡子弄乱还更容易办到吧，是不是？”巴甫洛夫说着便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
“底下还有呢：‘巴甫洛夫的成果生动地证明了俄罗斯人民在科学方面具有何等巨大的创造力。’”
“这点威尔斯倒是说对了，”巴甫洛夫插话，“说得对极了。我们的确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在会上他做了题为《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变态方面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的报告。
他满载荣誉回到了祖国。
1935年4月9日在道利达宫召开了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的全体会议。52个国家的代表把大厅塞得满满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宫殿的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
11点整，巴甫洛夫从侧门出来走向主席台。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同时走上主席台的有生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希尔、法国最有名的学者拉皮克教授。
雷鸣般的掌声使巴甫洛夫的讲话久久不能开始。
在开始讲话之前，他习惯地卷卷袖子，好像要准备做手术。
“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现在开幕，”他的声音高昂清晰，好像不是他这样年龄的人发出来的，但与他那精力充沛的手势配合起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年轻人。
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每个人都能通过同声传译耳机听到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翻译。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来组织会议。
“我代表我国的生理学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亲爱的朋友们，并热烈地希望他们在这里过得愉快并有所收获。”巴甫洛夫继续说。“今天的第十五届生理学会议在我国召开还是第一次，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理学研究尚属年轻……我们应当认为谢切诺夫是我国生理学之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最优秀的著作和他的像章赠送给会议代表的原因。谢切诺夫是地球这块广阔土地上生理学的创始人……
显而易见，国际会议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只提当前具有特别意义的几点：
我们生理学家对所谓纲领性的问题，也就是引起特殊兴趣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已到。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科学活动家的这类会议对年轻的一代，也即对那些刚起步的科学家们的特殊影响问题……我们的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空前大量资金，吸引大批青年从事科学，与会代表进行世界性科学工作的情况一定会对年轻人产生巨大的鼓舞。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虽然国籍不同，但是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是好同志，在许多场合下我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感情。我们工作是为了人类最终的合理的联合。但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许多人就将互相对立，特别是在我们科学方面，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屡见不鲜的……解放战争是伟大的，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否认，战争本质上是一种用来解决迫切的难题的野蛮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具有无穷智慧的人类是一种耻辱。现在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都有避免战争的强烈愿望，而且可以说比以前的手段更为可靠了。”
巴甫洛夫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家起立向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祖国最忠诚的公民欢呼致敬。
沃尔特·肯农登上讲台。
“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他用低沉的声音说，“科学家应该有随时随地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
大厅里喧嚷起来。法西斯德国的代表表现出不满。瞧，他们已经有一个人登上了讲台。
“我们德国代表认为肯农的发言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我们要求他道歉，因为在这种类型的大会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不能受到谴责！”
“无论如何肯农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无可指责”，英国科学家希尔在发言中指出。“‘自由反射’，伟大的巴甫洛夫不正是这样说的吗？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科学家去取得伟大的成就，否则我们就会滑到中世纪的黑暗和恐怖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