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归来的中国人，无法忍受古老城市的束缚，他们选中了澳门内港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开始筑造防波堤和疏浚工程，以建造一个海港。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排水沟，漂亮的店铺，寺院，警察局，消防局和消防设施，自来水厂，图书馆，公园，绿地，商业局，电车轨道，电力和燃气，医院，学校，戏院，带花园的房子，汽艇和蒸汽机工作线，还有一个自由的港口，——一切都规划好了。
可惜好景不长，宣统皇帝虽然下诏承认香洲为“钦定自由港”，但管理章程始终没有制定出台，“免税”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再加上接替张人骏职务的继任两广总督袁树勋认为香洲局面太小，难与香港竞争，对自由港的有关事务并不热衷，最终导致侨商纷纷撤资。
进入近代以来，开放一直是中国的梦想，广东的梦想，香山（中山）的梦想。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他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实行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资源，发展中国之实业”。
由郑观应等改良派人士筹建的“香洲商埠”虽然夭折了，香山人对外开放的努力却并没有就此终止。二十年后，曾经做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又在香山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的实验。
唐绍仪，香山县唐家湾人，近代中国政坛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族叔是晚清洋务运动巨擘唐廷枢，使他从小就受到了开明思想的熏陶。以后，他追随孙中山多年，私交甚笃。1925年，在他的提议下，广东国民政府将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将中山设为模范县，直隶中央。设立中山模范县的首倡者唐绍仪则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任中山模范县训政委员会主席，1931年起又兼任中山县县长。在唐绍仪的推动下，又一次在中山建设无税自由港的尝试开始了，这回，他把建港的地址选在了唐家湾。
唐绍仪连续向南京政府呈递报告，阐述在唐家湾建港的重要性。在唐绍仪的多次请求下，南京政府于1930年5月明令公布：“指定广东省中山县唐家环（即唐家湾）开辟为无税口岸，以六十年为期，定名为中山港，由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负责经营办理。”南京政府赋予了中山县行政、财政上较大的自主权。
经过一年多的规划、筹备，1931年12月唐绍仪代表中山县与荷兰一家治港公司签订测量中山港第一期工程合约，其中包括：建筑两个大型深水码头、建造一块避风塘和一条防波堤、开辟港口附近道路、修建一座五十平方米的信号台。该期工程竣工后，巨轮可直接进出中山港，直达外洋，与香港争贸易之利。
然而，“正当中山港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唐绍仪为中山建设大展宏图之际，1934年10月唐绍仪因中山县县兵索饷‘兵变’而去职……中山县和中山港建设工程戛然中断，轰轰烈烈的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计划即告搁置，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无人间津了。”
从晚清到民国，从香山到中山，从改良派的郑观应、王诜，再到信仰革命的唐绍仪，两次对外开放的尝试，两次雄心勃勃的大型建设计划都因为政治因素彻底流产了。它们一再证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清明开放的社会环境做依托，没有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做保证，任何经济建设都将以失败告终，无论它当初是多么轰轰烈烈、振奋人心。香山与中山的这两次失败，本质上就是近代中国的失败，它反映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坎坷。
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我的现场采访是从靠近老城区的中山纪念堂开始的。这座纪念堂无论是规模、知名度，还是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大概都无法与广州那座在原总统府原址上建造起来的纪念堂相比，但是，它却深深地表达了家乡人民对孙中山的无限怀念与崇敬。
距离中山纪念堂不远，便是历史悠久的孙文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都相继出现了中山路，那时，香山县的孙文路却仍然在漫长的建设过程当中。这条由明朝后期的“十八间”商业区发展起来的道路，不仅见证了香山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从清末到民国的政治风云。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行医生涯。他先在澳门镜湖医院当西医师，因受到葡萄牙当局排挤，转往广州西关冼基开办东西药局，又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圣教书楼内办医务公所，同时，还与人合伙在香山县开设了一间规模较小的东西药局分店。这家东西药局分店的旧址，就在今天的孙文路上。因此，中山市的这条孙文路，可以说是他由“医人”到“医国”的连接点。
在中山市的采访是对香山文化的认识与发现，也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发现。那些曾经活跃在近代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来自香山的风云人物，完整清晰地勾勒出了过去一百多年来整个中国的发展脉络。这也正是香山文化所拥有的独特价值。
从孙文路到翠亨村，寻访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这里是孙中山的出生之地，也是他起草《上李傅相书》（《上李鸿章书》），走上救国之路的新生之地。
与建在旁边那座现代化的纪念馆相比，孙中山的真正故居显然更有历史感。历史留下的遗迹，永远比摆在玻璃柜子里的展品更真切，更有内含，更能震撼人的心灵。
穿过那扇模仿西式风格的院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棵酸子树，它是在1883年，孙中山用从檀香山带回的种子亲手种植的。像孙中山祖辈耕种过的土地被当地人称做“龙田”一样，这株酸子树被当地人叫做“卧龙树”，中山名木之首。
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那栋坐东朝西的二层小楼。这是由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资，孙中山亲自设计修建的。据说，全村的房子都坐西朝东，只有孙中山选择了与别人相反的朝向。或许，他从少年时代就有了叛逆的个性；或许，他从那时起就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人生走向。
这座红色小楼为砖木结构，从外观上看，属于中西结合的建造风格，上下两层各有七扇装饰性的拱门，屋檐正中点缀着光环，光环下面是一只口衔钱环的飞鹰。楼房内部沿用了传统的广东建筑形制，中间是厅堂，左右分两个耳房，四壁呈砖灰色并勾勒白色间线。一楼的后座是孙中山母亲的卧室，厅堂左侧为孙中山和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卧室，右侧为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和夫人谭氏的卧室。二楼中空，后座为神楼，左边是客房，右边是孙中山的书房。
那天，我在孙中山的书房里流连了许久、思索了许久。我长时间凝望着摆在窗户旁边的那把木制圈椅、那张旧写字台和上面的一盏油灯，想像着他在1894年1月，就坐在那里，一连十天足不出户，慷慨激昂地写下洋洋万言的《上李傅相书》（《上李鸿章书》）时的情景。由于正值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这份《上李傅相书》最终还是遭到了冷遇，却成了他从改良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从孙中山的书房里出来，我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尽快去天津，去北京，去追寻孙中山当年北上时的足迹……
1894年6月，孙中山和他的伙伴陆皓东从广州出发，北上京津，满腔热情地去向李鸿章上书了。一百零四年之后，我从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出发，追寻着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足迹，去京津两地探求历史的奥秘。
2008年7月下旬的北京是崭新的，崭新得让人感到陌生。它以首都机杨T3航站楼、鸟巢、水立方等一系列现代建筑与人们印象中的古城拉开了距离，也与人们的历史记忆拉开了距离。同时，它又以奥运志愿者那随处可见的微笑，以及每个角落都以盛开的鲜花拉近了与整个世界的距离。
百年巨变，今日之北京早已与孙中山初次北上时截然不同。然而，无论这座城市如何发展变化，它却始终珍藏着孙中山在这里留下的印迹，长远地表达着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怀念和敬仰。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长安街上最核心的那个地段曾经叫做中山路。后来因为修建天安门广场，它才彻底融入了长安街。现在每逢盛大节日，在原来被称做“中山路”的地方，都会树立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供人瞻仰。这位皇权专制的主要终结者、共和政体的全力缔造者，因此时常矗立于这个国家的中心，以关切的目光深深地注视着她蹒跚、变化、更新的脚步……
长安街以天安门为轴心。过去以东单至西单为长安街，长度为七点四华里，旧称“十里长街”；后来，以复兴门至建国门为长安街，长度为十三点四华里；现在长安街的延长线西至石景山、东至通州，统称长安街，长度八十四华里，又称“百里长街”。
不管是“十里长街”，还是“百里长街”，它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意义非凡。特别是作为长安街轴心的天安门广场，更是一处神州“中心舞台”，而这里就是曾经的北京“中山路”（曾一度叫“中山街”）。
1919年，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呼唤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1925年，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五卅”运动；1935年，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1947年，抗议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9年，让亿万人民满怀希望与憧憬的开国大典……一幕幕慷慨悲壮的历史正剧曾经在这里接连上演。
现在，两百多万盆鲜花装点在长安街上，中国元素与奥运情怀在“神州第一街”融合：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以“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为主景的花海；在新华门两侧，绿树上挂起喜庆的红灯笼；在复兴门布置了青花瓷景观花坛；在王府井，数字“2008”被塑造成了龙形景观花坛……
长安街，北京，中国，仿佛在用遍地开放的鲜花迎接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在欢庆与自豪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忘记，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从来都不是鲜花，而是告别过去，奋勇向前的智慧和勇气。
把在长安街上的采访成果记在本子上，收藏在记忆里，然后转往下一个采访点：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原名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侧，与天安门东北侧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相对，是明清皇帝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于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
上次来中山公园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的许多情景，早就淡忘了，至今仍然印象深刻的只剩下了这处坛庙园林里的千年古柏。树干上那一条条如刀刻般锐利，却又如漩涡涌浪般宛转的纹理，始终让我觉得那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奥秘。那是历史的年轮，那是无数个风霜岁月留给今天和未来的证据。
这次来中山公园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孙中山来的。所以，直奔中山堂。
中山堂旧称“拜殿”，大殿面阔宽五间，进深三间，建筑面积九百五十点四平方米，是皇帝祭祀时若遇风雨暂避望祭的地方。拜殿是社稷坛中轴线上最大、最雄伟的建筑，也是现存明代建筑中最古老的一座。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的灵柩曾经暂时停放在这里。举行公祭之后，又从这里移往香山碧云寺暂厝。
2002年，有关部门曾对中山堂进行过整修，并于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六周年纪念日，重新对外开放。重新开放的中山堂内首次安放了孙中山先生坐姿汉白玉雕塑。坐像高二点一米，雕塑基座和月台高一点五米。雕塑上方匾额写有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天下为公”。
除了中山堂之外，中山公园里还有另一处极具历史价值的景观：中山铜像。在“保卫和平”坊正北面，绿树环绕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该铜像高三点四米，重一点八吨，基座为黑色大理石贴面，正面雕刻着邓小平同志手书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的鎏金题字。这座铜像是1983年3月由五十四位政协委员联名提议，经北京市委批准，于1986年11月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塑立的。
1983年、1986年，仅仅看到这两个年份就足以让我浮想联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一个既有反思又怀着希望，既有理性又存着温情，既有理想又敢于实践，既有迷茫又勇于探索……总之，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多么难得、多么让人怀念的梦幻时代呀。那时，全体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激情澎湃，他们不仅使刚刚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顺利起步，而且共同推动着它的发展进程。
第二天，我从北京去天津。
到了天津，干脆就住进了中山路上的一家宾馆，从早到晚，我都守望着这条中山路。这条路因附近的中山公园而得名，孙中山先生曾经在那里做过演讲……
打车去和平区哈尔滨道，寻访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来天津向李鸿章上书时曾经住过的佛照楼旅馆。沿途看到许多粉饰一新的围墙，那后面是正在大兴土木的工地。天津的出租车司机个个能当相声演员，一路都在和我讨论、展望着即将在天津举办的十二场奥运足球比赛，而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对即将走近孙中山先生历史脚印的想像与期待。到哈尔滨道附近，车突然停下，司机找不到路了。前面本来是双行道，突然变成单行线了，我们同时看见，远处又是一处被围墙包裹着的工地。司机向我解释，现在的天津就是这样，到处都在拆，到处都在建，所以天津的路也就变得难以确定了，连他们这些整天在路上跑的司机也说不准，哪条是双行道，哪条是单行线。下车，徒步去哈尔滨道，去孙中山曾经住过的佛照楼……
今天，天津人对道路的疑惑，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从他们的话语里，让人感到的是隐含着的希望和自豪。
然而，一百多年前，甚至早在几个世纪之前，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却是对于发展之路的懵懂与迷茫，对于救亡之路的争论与探索，对于强国之路的渴求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