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在我看来，提倡报告文学作家及时地参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大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机械片面地理解这个看法，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参与一切现实生活，才是不脱离现实；只有表现新发生的事件才是参与了现实生活，那就是一种误解了。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切有助于人们认识解决现实矛盾，有利于人们的观念更新，走向文明进步的报告，都可能具备现实性。
一个题材是否具有现实性，是否有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它是否刚刚发生的事实，而在于它是否包容着和现实社会生活有关的内容。美国作家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一本描述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最初几天自己在当地见闻的长篇报告文学。可是，直到1920年时，列宁才看到这本书。尽管作品所报告的事件内容已经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列宁仍然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列宁写道：“我衷心地把它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我希望这本书能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列宁：《震撼世界的十天·美国版序言》，见杨如鹏《试论报告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4期。
列宁之所以在事件过后几年还对约翰·里德的书以高度评价，就是从当时的苏联现实和世界政治生活环境考虑的。认为它对于苏联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在世界范围内，它仍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不能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作狭隘的理解，认为只有对新近发生的事件人物的报告才具有现实性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对于这样的看法若是不加分析的接受，报告文学创作就会失去自我的独立性，流于简单地、粗糙地追踪各类新发生的事件的状况中去。报告文学和新闻的区别和分工，就在于，一个必须紧密地追踪生活的脚步，一个可以和生活的事件人物有一定的间隔。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不乏新闻已经作了报道之后，报告文学作家才寻踪而去，然后创作出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事例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这样，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等一些作品也是这样。报告文学不可能像新闻那样地表现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它的行动比新闻滞后一点并不会影响它的现实性。倒是那些一味地追时间，赶时效，而不对报告对象作深入分析研究的现时报告，倒真是失缺了现实的作用和价值。有大量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对象是作家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开始，它并没有在社会上有大的影响。可是，在作家对其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报告之后，它立即就成了社会的热点，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例如，黄宗英的《小木屋》，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等等作品，就是如此。如果用表现刚刚发生的标准来要求，那么，这些作品不就是过时了吗？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既存在于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身上，也存在于那些和现实生活沟通着的历史生活当中。例如，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国鸦片战争纪实》，报告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生活。但是，因为作者除过在历史政治的角度认识历史的矛盾和斗争之外，还着重从文化的角度对历史的事件人物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就在认识英人以强欺弱，毒害我国人的野蛮行为的同时，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到了清王朝政府从上到下的封闭无知、盲目自大等对于那场战争所发生的作用。作品揭示了那场战争发生的复杂性，在揭露了英国政府和他们的官员们冷酷无礼的侵略性的过程中，也对历史进行了真实认真的分析和反省。这里报告的是历史的事实，可是，它对于人们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把握历史，对于人们认识和掌握今天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很有明显的启发和益处的。历史的生活因为作者的现实眼光而明显的有了现实性。同样的现象，还表现在钱钢的《海葬》、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等不少作品中。现实性，就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现实的努力和行为，就是人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走近现实，认识和把握现实，促进和改变现实的活动。所以现实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现实性的关键是要有现代意识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是和现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地真实地报告现实，不一定就有现实性。报告文学应当是站在社会生活前沿，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现实而现实的。他的目的，是要用一种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思维、观念和标准来认识和影响现实。是为了现实更加合乎人们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而走向现实。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光及时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更加重要的是从现实的矛盾和现实的事件人物上面发现了现代的社会人生内容。发现了一种现代精神和现代的观念。例如，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所描写和表现的人物及精神，就是一种反对侵略的行为同无私抗争的精神。这种行为和精神，就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的一部分。像表现雷锋、焦裕禄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它所倡导和表彰的无疑也是一种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纯洁高尚的新时代的精神。在近些年间，出现了许多表现人们在改革的大潮中不避矛盾，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和精神，也是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未来精神的。例如柯岩的《船长》中的贝汉廷、理由《希望在人间》里的黄宗汉、袁厚春《省委第一书记》里的高扬、杨守松《昆山之路》里的吴克铨等等。现实生活中不少事件和人物上面，并不都能体现现代精神的。
因为历史的，传统的，个人的种种复杂原因，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存留着许多与现代精神不一致、相矛盾的东西。究竟谁在哪些地方表现了现代的行为和精神，就要看作家的观察和发现了。如果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作分析，只是因为生活中存在，就去报告它，这难免就会把某些仍然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行为简单地，不加批判地报告给读者，这样的报告就很难说具备现实性了。我们的书摊上出现的不少报告清宫逸闻艳事，山野奇闻传说的书，就是标着报告文学的名义招揽生意的。这样的文字，既不能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现实性可言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发现和表现社会生活中那些腐朽的死亡和新生的成长。好的报告文学，不光要为读者提供生活中的重要事实和人物，还要为读者提供新的认识和精神。它不但要满足读者期望了解生活的欲望，还要尽可能地影响和改变读者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强调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既是要求报告文学充分地关注现实生活的变化，对生活中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人物及时地作出报告，还要求报告文学要用分明的现代意识去关照现实生活，给现实生活以有力的影响。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批关照生态环境状况的作品。像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描述了北京的水危机状态；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报告了长江沿岸许多只管自己致富，不管对长江的水质和沿岸风景的破坏如何的恶劣行径；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报告不少地方滥砍滥伐林木，造成生态失衡，给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造成许多新的艰难的情形等，就是用一种新的现代的观念关照现实的很好例证。至于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中以现代的观念认识和判断事物的情况就更多了。例如，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就是在历述了我国的许多人缺乏对土地的认识，无计划、无报酬地使用土地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之后，把一种土地既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也是商品，同样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不同形式的交易的观念带进了土地管理的领域。使多年来形成的土地管理模式和行为有了变化。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是报告文学能不能从生活的现实走到生活的前沿，走到时代的最新高度的基石。因此，我们的作家，不仅要有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性，还应该有用以认识和判断社会生活的现代意识及现代观念。
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完成于文学。所以，报告文学必须具有文学性就是一个不争的问题。基希说报告文学必须是“艺术文告”。这实际就是强调了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特征。冯牧批评了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简单化的看法，他说：“报告文学应当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它不应当是报告加文学。有把一般的通讯特写就像加上味精似的加上一些华丽的词藻，以为这就是报告文学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冯牧：《报告文学应当有广阔的道路》，见《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2期。
但是，就是在这个看似不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发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分歧意见。何其芳曾经这样认识报告文学，他说：“报告文学者，记叙当前发生的事情之纪事文也”。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见《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4月版。这是他给报告文学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他显然是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给予了忽略的。对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忽略，莫过于谢泳的意见了。谢泳说：“我把报告文学理解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所给予的一种主动的参与方式。报告文学既是知识分子情感的宣泄（无论是激愤还是冷静），更是对社会文化价值的独特阐释。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文学才选择报告文学这一形式的。如果说他们一再宣称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文学的话，那对于这种文学作品我们也必须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从来不愿意分析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规律，而且在我所接触到的报告文学中，我也实在看不出它们在叙事方式或结构方式上有多么巧妙的地方，如果说报告文学也的确存在一些艺术问题的话，那也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创作技法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报告文学作家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别，那也不会很大。无论是集合式报告文学，还是卡片式报告文学，或者像祖慰那样在形式上故弄玄虚的变化，都是写作方式的细微差别，如果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的艺术规律的话，那么这种艺术规律是非常容易掌握的。”
谢泳：《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张扬》，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谢泳的这些话中包涵着两层意思：一是，报告文学不一定是一种文学形式，因为“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文学才选择报告文学这一形式的”；二是，即使报告文学看成一种文学形式，那它“也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创作技法问题”。而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艺术的规律”，又“是非常容易掌握的”。不能说他的这些看法中没有一些合理的见解，但是，从整体上分析，这些看法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它本身也存在着矛盾。说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所给予的一种主动的参与方式”，那么，这方式是一种什么方式？既然不是文学的方式，那它应当定为什么方式呢？其实，在后面，他又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文学样式，只是这种文学样式的“艺术规律”只是一些“简单的技法”就是了。报告文学是不是一种文学样式的问题，就不必细说了，已经有许多的人的观点存在着，它足以驳倒谢泳的观点了。关于报告文学的“艺术规律”的问题，确实是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问题。是不是就像谢泳说得那么简单，我至少是不这样认为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闻和其他文学形式的文学样式。所以，它在接触表现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时就必须有自己的规律和方式特点。多年来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实际表明，报告文学在其选材、构思、表现的过程中，都是有许多讲究的。要创作出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像谢泳说的那么容易。我以为，要认识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首先要承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人们一般所说的文学性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所说的文学艺术性，是指在自由创造基础上的文学艺术性。而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必须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建立和展开。可以虚构和必须真实的严格区别，也就把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作了个性化的限制与界定。不考虑真实性对报告文学的限制，简单地用看待小说等文学体裁的文学艺术性来要求报告文学，又不去发现报告文学自身的文学艺术性特点，自然是会有不满足的。在认识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时，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应当提醒自己不固守在传统的观念上。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我认为至少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真实性的感染与诱惑力量
多年来，人们都在谈论和研究文学的艺术性。可是，人们更多注意和研究的是文学表现技巧手法的问题。表现技巧和手法，自然是很重要的，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的必备因素。但是，对于真实性，人们却总是把它放置到内容的范围之内。其实，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真实性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东西。没有了真实性，所有的技巧和手法都变得玄虚无力。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是它生命的根基所在，其作用和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内容的部分，但它实在也是文学艺术性的一部分。
报告文学的真实是新闻的真实，但报告文学表现真实的方式和新闻有不少的区别。新闻一般只是对于事实作客观地传播扩散，而报告文学却是作家对事实进行了主观的浸润之后的一种描写表现。所以，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这其中是有着作家的认识和倾向的。而什么样的真实能够对读者产生感染和诱惑的力量，这里面又是大有文章的。在纷纭的社会生活中，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千千万万件事实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也无法对每一件事实都关心，都产生兴趣。因此，对于事实的选择本身就包涵着一种文学式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