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现代企业的发展和壮大直接推动着一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持续发展。而我们要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对企业的基本理论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首先要明确企业的基本涵义。本章我们将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企业理论的有关认识，对企业的本质、企业的组织、企业的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较为具体和系统的阐释，并就国有企业的范围界定及性质进行探析。
对企业本质的认识
一、传统经济学对企业本质的认识
对企业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等有关企业根本性质的一些问题。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传统经济学未曾进行过专门研究，但在论述和解释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活动时却有所涉及。尽管传统经济学的有关说明并未真正从“本质”上揭示出企业的内在特性，但这无疑是人们对企业的阶段性的历史认识。对这方面一些代表性观点的简要介绍，必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本质问题理论分析的理解。
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谋求产出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其功能仅仅是把投入生产中的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等转化为一定的产出。因此，可以把企业简单地视为一个生产方程，用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种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其表示的是一种产品的产出和生产这一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它是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与各种可能的产出组合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反映出企业所具有的一定的生产功能和行为特征。每给定一种既定的技术，都存在一个生产函数，并由此决定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变换关系。即不同的要素投入，经过具有特定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的转换，就可获得相对应的产品产出。比如，化工企业、食品企业、服装企业，因其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技术关系），从而需要不同的要素投入，并获得与之相对应的不同产品。显然，生产函数所表达的一种技术关系，其投入与产出之间以何种对应关系转化，同技术进步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传统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个生产函数，无异于把企业归结为技术关系。
正因为传统经济学把企业作为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函数，因而有关企业存在的理由及意义的探讨，也主要通过技术因素加以说明。与企业存在有关的最重要的技术因素，是所谓的“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举例论证了分工协作可以大大改善劳动生产力，并能推动劳动者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提高。他举了一个关于制针业的著名例子：当一个拥有10名操作工人的小工厂将整个制针工艺分解为18道工序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上千倍。斯密分析了分工创造的劳动协作之所以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分工促使工人操作熟练程度提高；其二，分工节省了转换工种过程中的时间损失；其三，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节约了劳动力，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的工作。斯密同时说明正是由于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因而劳动分工始终受到这一力量的大小限制，也就是说，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同时他无法用自己所拥有的剩余产品交换到他人劳动产出的剩余产品。从斯密的以上论述中，可以推断，斯密认为分工创造的协作生产是工厂存在的原因之一，而工厂的规模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马克思（KarlMarks）在其《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协作“在历史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也就是说，协作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内部分工形式，协作的产生也就是原始企业的产生。他在考察了社会生产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发展的历史后提出，正是分工的深化，使企业规模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但可以从协作中得到好处，还可以因为产量提高但固定成本不变而使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
由于协作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函数关系，也就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规模经济问题。许多学者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存在的必然性。随着企业产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企业能够通过实行劳动的专业化分工，采用大量的机器设备，推行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生产工艺等方法来降低单位投入的平均成本。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较大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低于较小的厂商。因此，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凡是不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足够高度的企业，生产成本难免较高，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反过来说，只有把企业规模提高到一定水平的企业才能生存与发展。
用规模经济解释企业的存在比较适合企业横向经营的情况，但却难以解释以纵向经营或多样化经营为主导方向的企业的存在。因此，规模经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
根据上述传统经济学及一些学者的观点，企业是基于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它在技术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协作关系，由此决定了企业将按一定的组织规模产生和存在，企业规模扩大，具有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些关于企业及其存在意义的认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出现和存在的某种动因及条件，因而并非完全不合理。但问题是，多数经济学家偏重于以协作力、规模经济等技术因素解释企业的存在，不免带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并且对有些问题很难作出明确而深刻的回答。这是因为，分工与协作不仅能通过一种经济组织来实现，而且也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不同个人或经济单位之间的协作已是常见的方法。所以，仅用发挥协作力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来说明企业存在的必然性，是不充分的。R.H.科斯（R.H.Coase）及其追随者正是从市场交易过程出发，向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更为全面和深刻地阐释了企业存在的理由及企业的本质。
二、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本质的探析
（一）交易费用分析的新视角
交易费用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性的论著见科斯于1937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杂志的题为《企业的本质》一文。在这篇论文中，科斯正式提出“企业为何要存在”的论题，促使人们深入考察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内部结构。尽管该文发表后很长时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在20世纪70年代，经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等人的努力及对该理论的充实完善，从70年代中期以来，该理论异军突起，使交易费用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活跃的一支。它的目的在于探求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企业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企业和市场作为一种管理机制的局限性和互补性等被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重大命题。该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市场交易费用是企业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产生与变化的决定因素，这是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关键。
（二）交易费用的涵义
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定，即假定市场交易是没有成本的，但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交易存在着高昂的交易费用。那么，什么是交易费用呢？
直观而简单地说，所谓交易费用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而发生的费用。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进行社会生产，就一定会有交易行为发生，而任何一笔交易得以进行和完成，就必须付出相应的费用。按照具体的交易活动所涉及的程序，可将交易费用分为：寻找和发现交易对象的成本、了解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订立交易合约的成本、履行合约的成本、监督合约履行和制裁违约行为的成本，等等。
我们不妨以汽车厂和发动机厂的交易活动为例来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在以上两家企业合并之前，汽车厂商决定向哪家发动机厂定购时，它首先要了解目前在市场上有哪些公司生产汽车发动机，这些公司分别坐落在何处，每一家公司的产品质量和价格如何等情况，这些信息的收集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汽车厂商在获取了基本的信息之后，还需要对不同发动机公司的情况进行比较，从中初步选出交易对象。
通常情况下，一家汽车厂商不会只与一个备选对象进行谈判。谈判意味着讨价还价，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包括准备谈判的时间、谈判的时间、交通往返、谈判材料的准备和修改，并且可能需要请客吃饭，等等。在达成协议后，交易合约的订立也有一定的成本，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大公司举行各种签字仪式，耗费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来签订协议。
在合约签订之后，合约的履行仍是有成本的。汽车公司对发动机的质量进行检验，以确认其是否符合合约的规定，达到要求的标准；汽车公司还要对发动机的交货时间进行监督。合约的履行如果出了问题，那么，交易双方就会因此而支付更多的费用。总之，任何一笔市场交易都是一项合约（买卖合约、雇佣合约等），从而任何一项经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准备、讨价还价、合约的议定、合约的执行和监督以及违约制裁等过程，这一过程会带来一系列的费用，有时甚至会高到合约无法达成。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即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
（三）交易行为、交易过程与交易费用
那么，交易费用是否可以通过市场避免呢？对此，回答是否定的。对于这点可以从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因素上作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人的因素”，另一类是“交易因素”。前者与人的交易行为有关，后者则与交易过程相联系。
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个人或组织，人的行为决定了交易的行为。交易费用学认为，人类行为有两个特点：一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二是人的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这两个特点与交易费用的发生有关。
人的有限理性是指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而充其量只能获得“一知半解”。这是因为，首先，影响未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人们能够把握的因素总是十分有限的；其次，即使人们能够穷尽所有影响因素，也根本不可能对所有因素做出正确的预测。
一个有限理性的人也想尽可能地预知未来，从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无法实现。上例中的发动机生产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带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预知一切，两家厂商也就不可能事先在合约中制定各种应付措施。因此，为了防止合约出现纠纷，双方都会想方设法寻求各种仲裁方法，以防发生不测之变，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有可能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包括提供不确切信息，利用别人的不利地位施加压力，等等。
如果没有机会主义倾向，在不少场合，由上述不完全理性所引发的困难，仍可以合理解决。交易的双方只要等到当某种不测发生时，坐下来协商，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如果双方有机会主义的谋利倾向，当一方处于不利地位时，就会增加交易的复杂性。例如，如果汽车厂在决定投资汽车组装线之前就和发动机厂谈判，就会处于一种平等地位；而如果汽车组装线已经投资后再与发动机厂谈判，那么，它就会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位置。此时，发动机厂商就会利用汽车厂商已被投入的资金“套住”这一不利条件，来要挟汽车厂商在成交价格、交货条件等方面做出让步，从而使交易过程变得十分复杂。
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带来的交易费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交易过程的特点。就交易过程而言，有三种情况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这三种情况就是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首先是资产专用性程度。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交易使交易双方不能轻易退出交易关系，从而增加了交易的难度。例如，假定一家化工厂需要运输化工原料，为此需要专门的运输车辆。如果这种专门的运输车辆由铁路部门来制造，并为化工厂服务的话，铁路部门就会承担资产专用性风险。一旦化工厂商与铁路公司签订了协议，而化工厂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违背协议不再让铁路公司承担运输的业务的话，那么铁路公司的那种专用的运输车辆就会成为一堆废铁。因此，这样的交易通常很难达成，即使达成也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很高时，使交易双方对未来都没有把握，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交易合约。一般来讲，不确定性与合约的时间长短有关。交易所涉及的时间越长，相关的很多因素就越难以确定，合约就越难以达成。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虽然在合约中通过增加相应的条款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某些问题，但是，未来发生的情况可能有许多种结果，要对这些结果都提供解决办法势必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最后，交易频率也很重要。当交易次数减少时，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就会增加，交易也就难以进行。一般来说，即使交易总费用不变，交易次数减少会使平均分摊到每次交易的成本上升，从而提高单位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次数减少会带来交易对手的减少，某一方采取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当交易对手非常少，某一方又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另一方很难有其他的选择，“机会主义者”就会垄断交易，使交易的另一方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四）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观点
